唐宋小说鉴赏辞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版权信息
书名：唐宋小说鉴赏辞典
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责任编辑：吴艳萍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8-01
ISBN：978753265109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唐宋小说鉴赏辞典》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天池 马珏玶 牛景丽 王 燕
王汝梅 王学钧 王恒展 韦凤娟
石 麟 卢润祥 宁俊红 宁稼雨
白振奎 刘 辉 刘 蕾 刘水云
刘勇强 刘跃进 孙 逊 孙丽华
孙菊园 朱 萍 纪德君 齐裕焜
吴圣昔 宋莉华 张 兵 张 英
张 虹 张成全 张进德 张国风
张彩丽 张慧琼 张蕊青 魏崇新
李永祥 李时人 李希霞 李剑国
杨绪容 沈伯俊 沈宗维 芦 茜
邹自振 陈 诏 陈大康 陈建华
陈惠琴 周先慎 欧阳健 竺洪波
苗 壮 苗怀明 赵东丽 侯 会
侯忠义 姚品文 柳岳梅 徐时仪
唐若石 涂秀虹 顾春芳 曹光甫
曹炳建 梁晓萍 梅显懋 萧相恺
黄 霖 康俊平 储卫忠 曾 良
曾庆雨 董乃斌 蒋松源 蒋星煜
韩传达 韩怡勤 鲁德才 路成文
雷 勇 潘建国 颜邦逸 戴建国
原书审订： 黄 霖
原书责任编辑： 沈伟麟
原书助理编辑： 李 宾
修订者： 祝振玉
责任编辑： 吴艳萍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中国文学鉴赏辞典系列之一。原名《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册）。
２００４年，我社出版了《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下册），上册收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代小说，下册收录明清近代小说，一直备受读者欢迎。在经历了十多年后，伴随当今国家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读者审美趣味的提升，本书也到了应该修订改版的时候。
作为鉴赏辞典系列整体改造工程之一，这次改版修订，首先是将《古代小说鉴赏辞典》（上、下册），分别易名为《唐宋小说鉴赏辞典》《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也是一个堪与古典诗歌媲美的文学宝库。它的发展，经历了从记载实录为主到虚构幻设为主的发展道路。小说史也可按此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宋文言小说的出现与发展，使小说文体摆脱了子史的附庸身份而获得独立地位；而宋元话本的出现到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繁荣兴盛，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达到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此两个阶段无论从质量数量上来说，均可谓双峰并峙，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保留原书篇目内容，而将上下册分别改易其名，正可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发展流变，突出重点，使图书的特色更加鲜明。其次是对书中的内容做了适当的修订。包括调整了与古地名对应的今地名、改正了个别文字词句资料的错讹、增加注释、补充读音、改写了个别稍嫌单薄的鉴赏文章，增加或更新了参考资料的出版信息等等。再次是扩大开本，调整版面，放大字体，改进装帧设计。
原书上册前有三篇序文，除章培恒先生之序是笼盖全书上下册的，董乃斌先生与黄霖先生之序则各有重点，现正好分别置于易名后的二书之前。章培恒教授生前曾对本书出版不仅大力支持且赞誉有加。本书易名分开出版后，章先生之序将分置二书卷首，以志纪念。
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一八年三月
凡例
一、本书选收先秦至唐、宋、元代小说330余篇。
二、本书正文包括小说原文、注释、赏析文章三部分。小说版本择善而从，并作适当校注，同一分句中有多个需注释的，合用一个注码。
三、正文的排列，大体以朝代先后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四个时期。同一时期一般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佚名作品按大体产生年代插入。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所收原文尽可能保持底本原貌，但对原文中明显影响文意表达的错别字、俗字等，或径改，或用（ ）注明正确的字。对据上下文意能够补出的缺字，用〔〕标出。原文墨丁、空白用“□”表示。
五、本书涉及古代部分的历史纪元，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省略“年”字。
六、本书部分篇目配有插图。
七、本书附录有小说书目、小说名词术语、篇目笔画索引、小说作者笔画索引等。
序（一）
中国之有文学鉴赏辞典，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不过我在这里仅是就大陆而言，台湾的情况我不清楚，不好乱说。最先问世的，就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由汤高才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唐诗鉴赏辞典》。此书一出，很快就引起了轰动，而且成为持续多年的畅销书。虽然也听到过一些“文学鉴赏不应称为辞典”之类的议论，然而庄周先生到底是聪明人，他早就懂得了“名者实之宾也”的道理，管它名称是否“规范”，既然读者如此欢迎，其他出版社就纷纷效尤，辞书出版社自然更不会放弃自己所首创的这一名牌产品。于是就有了各色各样的鉴赏辞典：就文学门类而言，诗、词、曲、小品、古文……体裁繁多；从时代来说，自先秦直至元明清，应有尽有。这样地热了十多年，然后慢慢地冷下去了。时至今日，出版界的这种空前盛况犹历历在我辈之目，肯出文学鉴赏辞典的却已很少了。
然而，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此际又推出了其以前尚未出过的《中国古代小说鉴赏辞典》，因为出版社的负责人早就决心使其以前出过的文学鉴赏辞典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虽然此类书籍的热销时期已经过去了。
我想，这是值得佩服的。
文学鉴赏辞典在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热销，一方面固是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迫切地需要精神食粮，以致艰深的哲学理论著作、专门而枯燥的人物年谱，当时也都曾一印几万册，更不要说像文学鉴赏辞典这样读来兴味盎然的书籍了；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其本身确具创意，与读者在文学鉴赏方面的要求相切合。
大致说来，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吸引人的，一类是经得起咀嚼的；其二者兼而有之的，那就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当然也还有既不能吸引人也经不起咀嚼的，这里只好不管它了。这种经得起咀嚼的，人们在咀嚼时就往往渴望对话———心灵的交流。不但与作者交流，也与另一位咀嚼者交流。而文学鉴赏辞典则正担起了交流者的责任。通过这种交流，既帮助读者解决了若干阅读中的难点，更与读者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读者可以赞同他的看法，从中受到启发，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如使读者在读了以后，无论是赞之为“深得我心”“金针度人”，还是评之为“未必如此”、甚至加以反拨，都能从中感到精神上的愉悦，那就是鉴赏的上品。
也正因此，写鉴赏辞典的条目实在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写作者不仅要有鉴赏能力、对其所鉴赏的具体作品确有心得，还要善于表达，能与读者娓娓而谈，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给人以曲意迎合之感。在“鉴赏热”时，曾看到过一些像中学教师讲解课文那样的鉴赏辞典，真有哭笑不得之感。
所谓“确有心得”，倒也不是指其能见到作者的衷曲，而是确能具有由作品所引发的、并能打动别人的真情实感。至于其是否与作品原作者的感受相一致倒不是主要问题。例如《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曹雪芹对她的感情究竟如何，是爱是憎，抑或爱中有憎、憎中有爱？这是谁都不能确知的。但写鉴赏条目者只要对这一人物确具某种感情，而这又确是由作品的某些描写所引发的，并能将这种感情表达得深切动人，即使不能令读者产生共鸣，也能使读者无从轻易拒绝，就是要反对也得好好花一番心力，就可算是达到要求了。能得如此，也就让读者获得了对话之乐。
作为一种精神享受，读者对这样的鉴赏辞典是需要的；而在《唐诗鉴赏辞典》之前又还没有出现过。是以该书一出，读者就趋之若鹜了。现在，一则由于社会的变化，愿意咀嚼文学作品的人较前大为减少，再则文学鉴赏辞典已经司空见惯，读者对它的热情自也相应低落，何况不少读者又已被粗制滥造的此类读物败坏了胃口，其销路之较前缩减正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此一要求已经消失，更不意味着这一工作已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对鉴赏辞典有所期待的读者，其要求实在是更高了；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也就成了更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以为辞书出版社要把这工作继续做下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的决心和行动，既是不畏艰巨、对读者负责的表现，也是眼光远大、富于事业心的象征，是很值得佩服的。而且，这次推出的小说鉴赏辞典，乃是在这一系列中的别开蹊径之作，其难度是更大了。
虽然都名之为小说，但以真正的文言写成的小说与白话小说（《三国演义》那样以杂有白话的浅近文言写成的小说实与白话小说为同一类型）又有很大区别。前者叙事简略而有意境，作者对诗、词及文言的抒情、写景之文都应深具功力；后者则需要细致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语言神情，作者既需洞明世事，在写作上又要能化俗为雅，使日常琐语皆具诗情画意。因而，要鉴赏小说、领会其好处，实在并非易事。加以原作繁富，鉴赏文字却要极简略，与诗词的原作甚短而鉴赏文字则相对甚长，恰恰相反。怎样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将自己的丰富感受以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并使读者能很感兴趣地与自己交流，乃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我没能通读此书全稿，但就我所读过的部分文言短篇小说的词条而论，我以为是相当出色的。虽然数量很少，不能据此评估全书的水平，但好在此书分别经过董乃斌教授和黄霖教授的审订，两位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一时之选，我相信这将是文学鉴赏辞典中的一项经受得起考验的最新成果。
序（二）
小说在现代文学观念中与诗歌、散文、戏剧并列，为四大文体之一，在整个文学体系中地位可谓显赫。可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小说，虽在名称上与西方近代文论所指的小说相同，但其具体概念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代视小说为“小道”，小说也者，不过是诸多不入流、甚至是邪辟不正的“小家珍说”之一种，它来自乡野里巷，来自稗官、方士和“闾里小知者”，是一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和“齐东野语”式的东西，论形体乃是不成规模的“短书”和“丛残小语”，论功用则至多是表现“刍荛狂夫之议”，使在上者得广闻听，藉以了解下层百姓的感受和议论而已，因此既无从赖以“致远”，更与成就“大达”（即大道）无缘。 [1]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小说在中国古代，无论从主流文化看来，还是在一般人心目中都颇受轻视，被认为是一些可有可无的闲书。
然而，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却实在非常悠远。东汉班固编写《汉书·艺文志》，于“诸子略”中列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及小说家。虽将小说家置于其中，但班固又马上声明：“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从而把小说家排除出“可观”之列。原来，九家可观的理由是在于他们都有一套治国安邦的道术，虽然宗旨不同，互不服气，但毕竟各有长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九家之徒如遇明主圣君，那一个个“皆股肱之材已”，而人主若能“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至于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是根本不能与九家相提并论的。对小说家评价如此之低，是否可将他们的作品弃之不顾呢？《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按儒家观点，那些来自道听途说的小说，本来是不妨弃去的。不过，班固对此比较理智慎重，面对从《伊尹说》《鬻子说》到《虞初周说》《百家》这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作品，他没有采取一笔抹杀、不予理睬的态度。于是，在他手编的《艺文志》中，就有了“小说家”这个类别。所以实在说来，中国古代最早的小说乃是一批有相当数量、在书籍分类时不能无视却又难以安放的作品，是一批本可舍弃而幸被保存的“弃书”。班固把它们置于诸子类中，单立一家，又特地强调其无价值，这无可奈何的办法却恰恰成了书籍分类和目录学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创造。此后，小说类作品数量和品种与日俱增，使人更不能无视其存在，正史的经籍、艺文志和许多公私书目，也就收留它们，只是仍然没有固定的位置，只能根据编者的不同理解，或把它们附在子部，或把它们赘于史部，待遇并未有所改善。然而不管怎么说，小说和小说家毕竟从此正式跻身著作之林了。
小说从《汉书·艺文志》起，才算有了“名分”，但若论其真正起源，当然是要遥远得多。
按照笔者的看法，诗歌和小说是人类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化产物。从客观方面言之，人类生活中不能不发生种种“事”，这些“事”引起人们的不同感受和处置方法，或歌咏感叹之，或叙述播闻之，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学类别：诗歌、小说。从主观方面言之，诗歌植根于人的抒情本能，小说则植根于人的叙事本能，诗歌和小说都是人类本能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成长为一种能力并获得外化表现的结果，而其所依托的载体则是人的语言和语言的书面形式———文字。单就小说而言，它有一个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它作为一种文体尚未充分形成、尚未取得独立之前，它的一些基本要素，它的胚胎形态乃至萌芽和雏形，都早已存在。小说也和诗歌一样，在以文字和书面形式为主存在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阶段；即使在文字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工具之后，口头的创作和流传，也并未消歇，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甚且相互促进。而最初的小说，其实就是对于口头传播之“事”的文字载录。中国古代小说正是走过了从以记载实录为主到以虚构幻设为主的道路，小说史也就可以按此分为前后两段。大致以唐传奇的出现为标志，文人作家较多懂得了“有意为小说”，并积极自觉地付诸实践，小说写作中作者超越记录而独立创思、勇于幻设的成分从此日益加重，小说文体终于摆脱子、史附庸的地位而获得独立。但唐以后，以记录传闻为小说的风气仍然很盛，其产品就是名目繁多的笔记野史类作品。从作者的写作态度来分，不妨把中国古代小说分为记录传闻和意想虚构两大类。虽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大体的界限尚称明确。 [2] 而无论是记录传闻，还是意想虚构，只要是小说，其本质就都在于叙事———从最简单短小的记述直到编织极复杂极庞大的故事体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源于先秦的“小说”二字，才能够与西方的story、novel和fiction对应，并得到中外人士的认可与使用（当然是有条件、有限制的）。
若从小说的载体———文字———的性质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可以大致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上面所说的记录传闻和意想虚构两种小说，基本上都是用文言写成，直到宋末元初，才出现了用接近当时口语（白话，但与现代白话不同）的文字创作的小说，那就是小说史上艳称的话本小说。在话本小说之前，无论记录传闻还是意想虚构，小说的文字和通行的语言都有较大差距，所以即使作者有意忠实地记录传闻，由言到文的转换也总会使所记与实事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话本小说的出现，使得这种差距的减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可能，从而也就是使得小说表现“事”（其实质乃是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的能力大为增强。话本小说的产生，遂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又一个里程碑。当然，以古代白话为载体的新型小说产生之后，传统的文言小说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形成了双轨并行、互为滋养的关系。元明以后，话本小说一系因得传媒通俗普及之利发展迅速，数量激增，新品种、新体式层出不穷，读者面遍及社会各阶层，渐渐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文言小说则因其自身的局限性，逐步退居边缘，但文言小说，特别是其中的传奇一支，也在随时而变，直至清末，仍不断有好作品产生，说明其生命力并未丧失殆尽。中国小说的古代、现代之分野，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新型的白话文不但取代了文言，而且取代了旧式的白话文之时，才表现得比较清楚和充分。这也就大致规定了本鉴赏辞典所选作品的时间断限和涵盖范围———我们所选的是自上古到晚清用文言或古代白话写成的各类小说。上册以文言居多，但也包含白话的宋元话本，下册以话本、拟话本和长篇白话小说的选段为主，但也包含明清时代的文言小说。两册侧重有所不同，这是小说发展历程的客观反映，合而观之，则可大致显示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面貌和演进轨迹。
以上从文体特征略述中国古代小说之性质、形成及发展演变，并从体式的角度对古代小说做了粗略分类，所论尚未涉及小说内容。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然大体言之，是走过了从叙述超现实内容为主到以描绘人间生活为主的历史途程。早期的地理博物类、神仙鬼怪类小说，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志》《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之类，虽作者大抵持实录态度来写作，而所述故事则多为荒诞谬悠、神怪不可思议者。魏晋时期，此类作品尤多，作者们且多持“明神道之不诬” [3] ，乃至所谓神道设教之动机，研究者遂按其内容倾向称之为“志怪”，以与《世说新语》这样录载名人轶事的“志人”小说对举。唐人小说的“志怪”成分仍然很重。有些从书名一望即知，如《冥报记》《定命录》《玄怪录》《灵怪集》《广异记》，而审其性质，也确乎颇近魏晋志怪；也有许多单篇传奇，以搜奇征异、谈仙灵述鬼魅为主，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梁四公记》《东阳夜怪录》之类；就是那些讲述人间悲欢离合故事的传奇作品，也常杂有神奇成分或披着神奇外衣，前者如《离魂记》《枕中记》《任氏传》《李章武传》，后者如《游仙窟》《南柯太守传》《柳毅传》等。唐宋传奇虽非一味志怪，但奇与怪本难截然区分，既称传奇，岂能绝无传述奇闻怪事的成分？所以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和罗烨《醉翁谈录》记述当时的说话艺术，除了烟粉、公案、朴刀、杆棒、征战、讲史、发迹变泰和说佛书诨经等类外，就都标出灵怪、传奇、神仙、妖术之类名目。当然，唐宋传奇的根本贡献，还是在于把关注的重点和描写的笔触从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拉回到人间生活和各色人等的命运遭际，因而大大地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中国古代小说开拓出一片新的疆土和一个新的时代。像现实题材的《吴保安》《裴伷先》《李娃传》《莺莺传》《谢小娥传》《霍小玉传》《谭意歌传》《王幼玉记》《王魁传》以及历史题材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虽成就高下不等，而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广程度和浓郁的历史感，人物刻画的细腻生动和感动读者的审美力量，都有超迈前人之处，而且可以说具备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到了宋元话本小说，作者队伍有所变化，文化层次较低的书会才人大批加入，所著小说不但可阅读，主要还是用于听赏，听众加上读者，小说的消费面和接受面也就大为扩展。这当然与语言文字传媒的通俗化趋势分不开，而通俗化趋势又并不限于语言文字传媒，还深入到题材的撷取，人物、特别是主人公的选择和艺术风格和情调的营造等方面。与传奇相比，宋元话本小说的题材面进一步拓宽，人物队伍也壮大了许多，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获得入书的资格，而且无论现实生活题材，还是历史人物故事，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倾向都是正统色彩明显减弱，而更多地体现了市井平民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好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市井世俗生活本身的形形色色和光怪陆离被堂而皇之、津津有味地写入了作品，并日益占据了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在艺术手段上，从情节安排、悬念设置，到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乃至对话声口等等，均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而且不同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个人风格，这些都使小说艺术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一类别的优秀作品很多，如《风月瑞仙亭》《碾玉观音》《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张生彩鸾灯传》等，都脍炙人口而且影响深远。这些作品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也预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即将到来的辉煌。今人编著小说史，从内容的角度进行分类，往往有历史、社会、人情（或称世情）、神怪、侠义公案诸种，而实际上每一种里面，又还包含了许多分支和小类。综合地看，说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古代历史、社会和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是毫不过分的。今天，我们即使不再像民主革命的先驱和启蒙者那样过于夸大小说的“新民”作用， [4] 对于古代小说的认识价值、陶情悦性、增益智慧的审美娱乐价值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还是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对此作出持久深入的发掘和阐释。
中国古代小说的形体，也有一个从小巧到庞大的发展过程。志怪志人小说一般篇幅很短，几句话，讲清一桩事而已。后世以记录传闻轶事为宗旨的笔记小说，基本也是如此，作者往往声明自己是实录传闻，故而不宜多作加工渲染，所以篇幅大都不长。传奇作品不同，“小小情事，凄婉欲绝”，“鸟花猿子，纷纷荡漾” [5] ，故事复杂了，人物丰富了，有了描写和对话，作者又特重辞章的丰润华美，篇幅自然要比志怪志人和笔记小说为长。但传奇毕竟还是以文言为载体，距实际口语颇远，所以无论怎样挥洒曼衍，篇幅总还有限。只有通俗化趋势明显的、与艺人口头表演相联系的新型小说，如唐代的变文、俗赋和宋元的话本，这才能够放开手脚，反复尽情地铺叙缕说。如果按现代文艺学的标准来大致衡量，许多话本、拟话本是达到了中篇小说的长度，而后世数十回上百回的章回体或某些演义小说，便是真正的长篇了。从形体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也是色色齐备的。本书限于容量，对于篇幅较短的文言小说、传奇小说和话本小说，以选录全篇为主，而对于长篇作品，就只能择其精彩段落，作尝鼎一脔式的赏析，读者若想领略其全貌，就需再找全书来读了。其实，无论对于长篇，还是对于中短篇，小说赏析都只具有举例和导读的作用，读者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发挥主体性和想象力，独立地从小说文本获得感知和体悟。如果读者看了这本赏析，对书中讲到的那些小说增加了一些了解，油然而生继续广泛深入阅读和探索的愿望，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堪与古典诗歌媲美的文学宝库，让我们踩过“赏析”所铺设的径路，接过“赏析”所提供的线索，大踏步走进宝库之中，用自己的手眼去享受探索和发现的乐趣吧。
注 释
[1].以上叙述主要依据以下文献：《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孟子·万章上》孟子答咸丘蒙所问孔子论舜南面听治之事语，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荀子·正名》：“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桓谭《新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2].此节论述请参阅拙著《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干宝《搜神记序》。
[4].此指以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代表的激进观点。
[5]. 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引洪迈、刘攽语。
这是第一篇先秦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