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氏
唐小说家。号洞庭子。真实名字与生平事迹均不详。作有小说集《原化记》等。
胡 芦 生
皇甫氏
唐刘辟 [1] 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辟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辟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 [2] ，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辟入奏，请益东川 [3] ，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辟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辟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 [4] ，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辟闻之，即依阿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辟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
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 [5] ，妻即庶子 [6] 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甚尽礼。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赍钱三锾 [7] 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芦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
遂往扬州，居参佐桥。而李公闲谈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来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须臾急返，某送员外去。’遂即引至城门，某谓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三郎往还，故此祗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银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惊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
后数年，张建封 [8] 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 [9] 僧，能相人，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 [10] 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
荥阳郑子，少贫窭，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郑遂造之，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既欲干禄求婚，皆被摈斥，以卜者谬己，即告云：“吾将死矣，请审之。”胡芦生曰：“岂欺诳言哉！必无致疑也。”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门，信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
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詈，郑子巽谢 [11] 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遂留宿，传语更无大子弟，姑即自出见郎君，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
本篇出自唐传奇集《原化记》。作者皇甫氏，自号洞庭子，其名不详。书中所述内容最晚到唐文宗开成年间，研究者推测他至少生活到唐武宗时代。
胡芦生是唐宪宗元和（806—820）时一个著名的占卜家，他的预言总是极为灵验。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把他的占卜术描述得十分神奇；有关记载则散见于《逸史》《独异志》《酉阳杂俎》《剧谈录》等书。《原化记》的这一篇比较集中地讲了他的三个故事，其中后两个尤富情趣，《太平广记》把它收入道术类，可能《胡芦生》的题目也是其编者拟定的。
第一个故事比较简单，说的是刘辟相隔二十年、前后两次请胡芦生占卜，所得卦象相同，但所预兆的吉凶却完全两样。前一次，刘辟听了胡芦生“禄在西南”的话，果然在西川获得了高位厚禄。后一次，他没听胡芦生“祸将至矣”的话，回西川后竟发动叛乱，朝廷派兵进剿，最后他被抓到京师处死。
唐朝的西川节度使因为天高皇帝远，常怀割据不臣之心。刘辟的前任和上司韦皋就是如此，但还没有和朝廷闹翻。韦皋死后，刘辟的野心更为暴露，向朝廷提出要求兼领三川，朝廷不允，他就叛乱，结果被镇压。这些都是真实的史事。而民间传说往往是在大体符合史实的基础上添枝加叶、想象发挥，或按老百姓的理解对某些史事作出解释和演绎。这则故事就属于后者，把刘辟的失败被杀（这是事实）解释成是没听胡芦生卜言的结果。这样固然渲染了胡芦生的神奇，但却掩盖、或者说是模糊了刘辟之死的真正原因。这是民间传说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局限。
第二个故事概括说来并不复杂：早在李蕃（藩）未发迹前，胡芦生就算出他将来会做宰相，一个善于看相的新罗和尚也有同样的预言，后来果然如此。一个落魄潦倒的士子命中注定要做大官，比那些出身豪贵的纨绔子弟、甚至某些现任高官还要有出息，这大概是我国民间传说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很能体现民众同情弱者和不安于现状的心理。而描写先知者把他识拔出来时周围人们对此事的讶异反应，则是小说作者兴趣之所在，也就自然是这篇小说的着力之处。
小说用先抑后扬和设置悬念的手法来完成它的主题。先极具体地写出李藩的困顿之状：他“漂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名宦”，依托妻家，颇受冷落，而又“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这正是穷士偃蹇无奈的典型状态。渲染李藩的穷困，可以说是“先抑”。接着写李藩同他的妻舅先后到胡芦生那里占卦，胡芦生对李藩的妻舅（他当时的处境远优于李藩）态度很随便，却叫小童扫地，并亲自下阶迎接贵人，而这个贵人恰恰就是李藩。这就和他对李藩妻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后扬”。一抑一扬，故事就有了戏剧性的效果。胡芦生告诉李藩：“公在两纱笼中”，这是李藩一定会富贵的原因，但当李藩追问时，他又不说了，为李藩、也为读者留下了悬念。接下来，又通过一个阴吏向李的邻居高员外托梦，证实李藩确实是受阴间护佑的“纱笼中人”。但对“纱笼中人”的含义仍未揭破。好奇的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不肯罢休。
下一段故事换了一个环境，是在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府中。那里幕僚很多，都是少年才俊。可是会相面的新罗僧人肯定地说，他们没有一个能做到宰相，就连张建封本人也不行。小说在造足了势之后，才让李藩出场。于是，“僧降阶迎”，并对张建封说：他是纱笼中人，你不及他。张追问什么叫“纱笼中人”，新罗僧这才道出：凡做宰相的，在阴间都有一个纱笼护着他，以免异物骚扰，别的官则没有。所以能够看到阴间事物的术士和僧人，凭着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谁会做宰相了。到此为止，悬念全部解开，所有的人（故事中人和读者）都恍然大悟。小说只用“李公竟为相”五个字就结束了李藩故事。
前两个故事是描写胡芦生卜术之灵，第三个故事又进一步，写他还知道如何达到占卜所指示的结果。
婚宦二事，亦即娶大姓之女为妻和进士及第，本是唐代士子最重视的，一个人如不能取得这两样，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也终为遗憾。小说写这一点，具有很强的民俗意味和时代气息。荥阳郑生久求婚宦不成，到胡芦生那儿去占卜，胡芦生算定他在七日内可“婚宦皆达”。郑生怎么也不相信，胡芦生遂教他一番，他依言而行，竟闯到他的从姑家中，攀了亲戚，娶了新寡的表妹，并顶替其前夫做上了官，“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胡芦生占卜术的神奇至此又上了一个台阶。今日的读者也许忍不住要问：倘若郑生不去胡芦生那儿占卜，或他没按胡芦生的指示去做，情况又会如何呢？这是今人的思维，古人和许多爱听民间传说的百姓可能不会这么想。然而，问题是确实存在的，结论是：传说毕竟只是传说，我们也就只能姑妄听之而已。
《胡芦生》这篇小说不以结构精整为特色，它是一串以胡芦生占卜灵验为主线的民间传说的并列。文人所作的笔记小说在记录民间传说时，往往有此特点。当然，真正单纯的记录也很少，总会有所加工，像本篇中的抑扬造势、设计伏线悬念等等，就是作家的艺术手段。从以记为主、有所加工到完全的自主虚构，这在小说创作演进史上是具有飞跃意义的发展，这篇小说显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另外，这篇小说虽以胡芦生为题，但他在每一个故事中都并不是主角，他在占卜得到卦词之后，就隐退了，只是整个故事都在演绎他所预知的事，以他的预言实现为终结而已。这是占卜灵验类传说的特点之一。
（董乃斌）
注 释
[1].刘辟：晚唐方镇之一，曾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副手，后因不遵朝命，被捕杀。两《唐书》有传，均附于韦皋传后。
[2].韦皋：中唐著名方镇、西川节度使，其传见《旧唐书》卷一四〇、《新唐书》卷一五八。西川：唐方镇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简称，辖区以成都府为中心，扩及其西、北和雅砻江以东地区。
[3].东川：唐方镇剑南东川节度使的简称，领梓州（今四川三台）等十二州地。
[4].无妄之随：无妄和随都是《周易》卦名，大意是说不妄想妄行，不失时机地跟随，大吉利。
[5].李蕃：即李藩，中唐宰相，其传见《旧唐书》卷一四八、《新唐书》卷一六九。东洛：指唐东都洛阳。
[6].庶子：官名，有左右之分，为太子属官。
[7].三锾：锾是货币，三锾，相当于三个钱。
[8].张建封：中唐方镇，曾任徐州刺史、徐泗濠节度使等职。
[9].新罗：唐时藩国名，在今朝鲜半岛。
[10].冥司：掌管阴间事务的部门。
[11].巽谢：即逊谢，道歉。
吴 堪
皇甫氏
常州义兴县 [1] 有鳏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为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馔讫，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鳏独，敕余以奉媲 [2] 。幸君垂悉，无致疑阻。”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闾里传之，颇增骇异。
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笞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虾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闻言，忧色稍解。妻曰：“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
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此若不至，祸在君矣。”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兽也。君速送。”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扫粪。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飚暴起，焚爇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烬。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
本篇出自《原化记》。
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丰富。其中有一则田螺姑娘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孤身少年，每天早出晚归地劳动，生活很是艰苦。有一天，他在河边捡到一个大白田螺，把它带回来养在水缸里。第二天他照样外出劳动，傍晚回家，发现已有人替他做好了可口的饭菜，他没多想，吃过饭就休息了。一连几天这样，他想一定是邻居老妈妈在帮助自己，就跑去感谢那位老妈妈。但老妈妈说并没有为他做饭，还告诉他，每天他一出门，就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出来理家做饭，邻居都以为他娶了个漂亮妻子呢。少年很奇怪，决定第二天看个究竟。第二天，他早早出门，躲在屋后静静等待。果然看到一个姑娘从水缸中出来，开始做起了家务。少年跑到水缸边一看，只见里边是一个空的田螺壳。原来这个隐身在田螺中的姑娘，乃是女仙白水素女。她发现了少年，想回到水缸里去，路被少年挡住了……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它的最早书面记录见于题名陶潜所著的《搜神后记》，上面的转述基本上就根据该书。而唐人皇甫氏《原化记》中的吴堪故事很可能是这个传说继续流传数百年后的又一个记录本。
比较吴堪故事和白水素女故事，可以看到它们在故事的基点和发展方向上，是相同的，但在若干细节上却有所不同，吴堪故事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白水素女故事的男主角叫谢端，他的身份是个“躬耕力作”的农夫，而吴堪却是一个县吏，是个公务人员，社会地位提高了不少。这种变化是否说明此传说由乡村向城市流传和传说者意识改变的微妙痕迹呢？不妨作此一想。
谢端和吴堪都是孤身少年，这是相同的，但《白水素女》传说有“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共养”“邻人共悯念之，规为娶妇，未得”这样的叙述，吴堪却一开始就是个鳏夫，没有特意写邻人如何照顾他，直到田螺女出现，吴堪才想到可能是“邻母”在帮他。应该说，前者的叙述要更为自然一些。另外，谢端得到天帝哀怜的原因是“少孤，恭慎自守”，吴堪则是因为“敬护水源，力勤小职”和鳏独。这里有同有不同，不同之处，是不是也多少显示了传说者们关心推重的品德在走向具体，并且侧重有所变易呢？民间传说的变异，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而这类变异的由来，既可能与故事的口传方式有关，也极有可能是出于笔录者的新创。
《吴堪》与《白水素女》最明显的不同，当然是在故事的后部：吴堪既是县吏，就自然有上司，偏偏上司县宰是个色鬼，“闻堪美妻，因欲图之”。而吴堪一向勤谨，没毛病可抓，于是，县宰就给他出难题，一旦吴堪做不到，就可以整治他———当然，醉翁之意并不在酒。谁知田螺女本是仙女，县宰以为吴堪绝对弄不来的东西，田螺女都办到了。其中最后一件，是条会吞火泻火的犬样的异兽。就在它表演完毕，县吏准备进一步找碴迫害吴堪时，引起了漫天大火，把县府和县宰一家全烧成了灰烬。至于吴堪和田螺女，则不知去向。
这一大段故事是《白水素女》所没有的。它几乎占了《吴堪》的一半篇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段故事中出现了矛盾冲突，冲突的一方是等同于平民的小吏，另一方是号称为民父母的地方长官。很显然，这种冲突具有某种阶级斗争的意味，是统治者、压迫者在欺凌百姓。上司看中属下的妻子，千方百计要把她搞到手，遂迫害两人，直至把人害死，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在文学中也早有反映，著名的《韩凭妻》故事，就是早期的代表作。《孟姜女》传说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逐步增添了这一内容。而《吴堪》则进一步把这一冲突写得更为尖锐激烈，矛盾的发展也极具理想和浪漫气息。作者虽没有直接谴责利用权力满足私欲的县宰，但从故事进展与结局中，已清楚地表露了他的爱憎倾向。故事后部提到人间无有的三种异物，从其名称、用途隐约可见《山海经》《博物志》的影响，也透露了一点文人追奇猎异的趣味，而最后让一把大火将县府和县宰烧得干干净净，这似乎又更多地体现了长期遭受压迫、敢怒而不敢言的百姓们一旦喷薄宣泄时的强烈心态。这些都是《吴堪》这篇与民间传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说的特色。
（董乃斌）
注 释
[1].常州义兴县：古州县名，即今江苏宜兴。
[2].奉媲（狆ì）：媲即匹配、配偶之意。奉媲是嫁为妻室的典雅说法。
画 琵 琶
皇甫氏
有书生欲游吴地，道经江西 [1] ，因风阻泊船。书生因 [2] 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院开，中有床，床塌，僧已他出。房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 [3] 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 [4] 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
书生便到杨家 [5] ，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心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依旧，前幡花香炉供养。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乃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灵圣亦绝耳。
抄本“家”作“州”。则“杨家”或为“扬州”之误。
本篇选自《原化记》。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是什么原因使庸人们将普通的画琵琶附会成了圣琵琶呢？心理因素是关键，它由环境而生，又推动情节，产生新的环境。
环境一：书生来到山林中的一座寺庙里，此时有大风，寺内空无一人。僧房外有笔砚，书生又善于作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便“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环境二：大风过后，寺内空无一人，只素壁上多了一幅琵琶。僧人怀疑：“恐是五台山圣琵琶。”环境三：村民纷纷传言圣琵琶。僧人被潜移默化，最后相信了自己的猜测。书生闻说，“心疑之”，后还江西时复访寺庙，“取水洗之尽”。环境四：圣琵琶不翼而飞。僧人又是满腹狐疑，村民则相信“有人背着”。这样，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了特定的心理活动，特定的心理活动又产生新的环境、新的心理活动，如此循环往复，使故事螺旋形发展，曲折动人，造成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有趣的阅读效果，故事也发展到了高潮。最后，书生“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人前疑尽释，村民亦幡然省悟。
这个故事的两个人物：书生和僧人，虽着墨不多，却如神笔勾勒，线条简洁而生动。作者以“欲游吴地”来安排肇事者书生的出场，以“书生攻画，遂把笔”交代画琵琶的由来，这既是故事发展不可缺少的情节，又在有意无意间点染了书生的性格，再加上“书生故问”“书生大笑”，一个并非温和敦厚而是顽皮、轻浮甚至有些恶作剧的读书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总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僧人。他自己的僧房任人自由进出，给书生画琵琶造成可乘之机；之后还不接受教训，又使书生人不知鬼不觉地洗掉了所画琵琶；“圣琵琶”明明是一句“戏言”，传来传去，居然连他自己也相信了。种种糊涂，着实可笑，最后不但“书生大笑”，连读者也要拊掌大笑了。
（韩怡勤）
注 释
[1].江西：长江入安徽境后，向北斜流。故习惯上称长江北岸淮水以南地区为江西。又，唐置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市）。
[2].因：于是。
[3].攻：精善。
[4].五台山：在今山西东北部，山上多佛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5].杨家：二字在篇中没有着落。明抄本“家”作“州”。则“杨家”或为“扬州”之误。
京都儒士
皇甫氏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 [1] ，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
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凛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自倒。剑失手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跧伏 [2] ，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藉。众大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踪，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因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
本篇出自《原化记》。
这是一篇绝妙的讽刺小品，把一个色雄胆荏的儒士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文章娓娓叙来，保持一种冷静的态度，在结构上不玩花样，但在细节的描述上却十分用心，该交代的地方一笔不漏地交代，每处都与故事的进展、人物的行为有关，细心读者读来必然感到极为有趣，到最后谜底揭晓时，则更要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文章首先推出一个自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的说大话的儒士，顺理成章地将他置于接受考验（在一个凶宅独宿一夜）和打赌的中心位置上。赌局形成，文章马上点出那所凶宅“实非凶宅，但暂空耳”，使读者知道，儒士如果真有胆量，这一夜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下面所闹的事儿其实乃是他胆怯自扰的结果，于是读者便会带着准备看笑话的心情来读这篇小说。
这位儒士是怎样闹笑话的呢？小说细细写来，先交代他携剑而入，再写他“系所乘驴别屋”，剑和驴是下面活剧所需的重要道具。然后是“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其他人全都下场了，舞台———凶宅———上只剩下这位儒士一个人，他不敢安然入睡，“唯灭灯抱剑而坐”。人们明白，好戏就要开场了。
小说写到这里，已作好一切铺垫，于是开始正面具体地描写书生的怯懦，两个重要情节发生了。第一个：夜深人静之时，月光斜照之下（注意：这时没点灯烛）突然“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这景象对于一个胆小鬼来说，是可怕的，儒士勉强挥剑砍去，有什么东西被砍落了，然后是一片沉寂。第二个：儒士惊魂未定，“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儒士这一吓非同小可，把剑乱砍，自己跌倒了，剑也脱了手，干脆一头钻进床底下，在那儿抱头蜷伏了半夜，直到天亮被人家发现为止。
上述这些过程，跟儒士打赌的人并未看到，小说写出这一切，用的是全知视角，作者（叙述者）对这些仿佛亲眼所见，什么都知道似的。但作者在叙述中也留了一手，直等次日早晨，才把真相揭晓。原来，儒士第一次砍的是衣架上被风吹动的草帽，第二次砍的是向狗洞探头探脑的驴子，总之，是一场虚惊。“众大笑绝倒”，可是儒士已经吓坏了，过了十来天才平静下来。
故事讲完了，作者未发任何议论。读者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教益呢？是叫人学会沉着勇敢？还是叫人不要吹牛？抑或两者都不是，而另有别解？不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会心，求同存异可也。需要指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篇小说的故事和写法，对后世文言小说创作颇有影响。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驱怪》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中的“郭生夜宿凶宅”等篇章，就与它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董乃斌）
注 释
[1].凶宅：旧时指不吉利或闹鬼的房舍。
[2].跧（狇狌á狀）伏：即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