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伦奎斯特法院的形成
1981年1月，里根走进白宫，踌躇满志。不过，他虽有扭转乾坤之志，却无实现之立法基础。国会众议院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民主党手中，里根想要全盘推行其保守主义的改革方案，显然力不从心。但是，历史却给他以机会，进一步加强最高法院保守派的人事构成。
看到“自己人”入主白宫，保守派大法官斯图尔特决定在1980-1981年开庭期结束后退休。他将这一想法提前透露给白宫，使里根政府有充分的时间物色人选。里根在竞选中曾经承诺要提名首位女性大法官，为此，在司法部准备的10位候选人名单上，女性就占了4位，其中就有后来的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
奥康纳成长于美国西部亚利桑那的牧场，从小自由自在，独往独来。1952年以全年级第三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而当年的第一名就是那位“二战”退伍兵伦奎斯特。奥康纳毕业时，美国社会中歧视妇女的现象相当严重，其求职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居然以女秘书的职位来回复她。私人事务所对女性的歧视，迫使她只能在州政府部门从事法律工作。结婚生子之后，她成为一个家庭妇女。3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她重返社会，当选过州参议员（1969-1975），随后又出任州上诉法院法官（1979-1981）。
奥康纳能够入围，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首席大法官伯格的支持。伯格很欣赏奥康纳在死刑以及证据规则上的立场;另外，奥康纳还得到老同学、司法部助理部长威廉·巴克斯特和伦奎斯特大法官的支持。7月1日，里根正式与奥康纳面谈。里根对西部牧场生活的向往，使两人的谈话极为投机。同时在里根最关心的堕胎问题上，奥康纳也表示了个人的反对立场。[9]一星期后，他宣布提名奥康纳。9月21日，参议院通过了提名。奥康纳这位自强不息的女性，终于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的位置。
1984年，里根总统竞选连任成功。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爱德华·米斯，与里根一样，是位有着强烈信念的保守派。他公开宣称，宪法只能按照制定者的意愿进行解释（即所谓的原旨论），司法机构应该自我克制。[10]
1986年5月，伯格向白宫表示了退休的愿望。里根和米斯感到，最终扭转最高法院“自由化”倾向的机会来了。伯格的退休出乎多数人意料，因为他身体相当健康。但是，在圈内人看来，伯格的退休又在情理之中。尼克松把伯格送上最高法院，本来是想进行一场针对沃伦法院权利革命的“反革命”，但是，在沃伦法院那些才高八斗的大法官（布伦南、布莱克、道格拉斯、马歇尔）面前，伯格根本不是对手，无法用缜密的法律分析赢得多数大法官的支持。他经常试图通过推迟表决，让自己处于多数派之列，从而获得撰写或委派撰写多数意见的权力。为此，伯格不公正地分配内部讨论的时间，经常是最后表态，而且多次改变自己的态度;在最后的几个开庭期里，甚至在自己处于少数意见的情况下，伯格还将委派多数意见的权力抓住不放。此外，与参加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议、听取庭辩和表决相比，伯格更为热衷的是出席各种庆典典礼、就职和宣誓仪式。[11]所以，这一次，当美国宪法200周年这一个盛大的庆典摆在面前时，伯格觉得与其两头不着边，还不如辞去烦琐不堪的首席大法官，担任全职的美国宪法200周年庆典委员会主席，在聚光灯下风光几年。
由于首席大法官的重要性，司法部制定出了多达12条的挑选标准，其详细程度史无前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能够做到严格地按照制宪者的原意来解释宪法。为了保险起见，白宫和司法部都认为，必须从在任的大法官中挑选，因为只有他们的立场才一目了然。为此，拜伦·怀特和奥康纳两位大法官都在里根考虑之列。但怀特年龄太大（年近70岁），而奥康纳立场不够明确，剩下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伦奎斯特。
伦奎斯特留下来的空缺，有两个人选：罗伯特·博克和安东宁·斯卡利亚。这两人有很多相似点，当时都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都做过法学教授，都在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做过高官，最重要的，他们都是信奉宪法原旨论的彻底保守派。相比之下，资深的博克比斯卡利亚更具有全国性声望。但是，博克年龄偏大（59岁），而且还有一段在水门事件中“助纣为虐”的不光彩经历。[12]这些因素很可能使得“伦奎斯特+博克”的联合提名方式难以在参议院通过，因此白宫决定先选择斯卡利亚。1986年6月17日，里根宣布对他们的提名。
在参议院的听证过程中，尽管有议员质疑伦奎斯特在种族、妇女权益以及言论自由等问题上的立场，但对其法律智慧和行政领导才能却没有半点疑问。两个月后，参议院以65∶33通过了伦奎斯特的提名，在所有通过的首席大法官提名中，这是支持率最低的一次;同时，参议院又以全票通过斯卡利亚的提名。斯卡利亚是第二代意大利移民，也是继布伦南之后，又一名天主教大法官。
尽管里根进行了两次提名，但实际上却是斯卡利亚取代了伯格，最高法院只增添了一张新面孔。然而，就是这一个人的变化，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就随之开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伦奎斯特法院渐渐浮出水面。
1987年，79岁的鲍威尔决定退休。在最高法院的16年里，虽然鲍威尔时常回忆起自己做律师时的美好时光，但他既来之则安之，兢兢业业，成为最高法院最勤奋的大法官，并用自己娴熟的律师技巧，为平衡最高法院内部自由与保守两派针锋相对的立场，作出独到的贡献。这次，作为“预备队”的博克派上了用场。7月1日，里根宣布了对博克的提名。
然而，时过境迁，里根政府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198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重新控制了参议院，而且，由于伊朗门事件，总统与国会的关系空前恶化，形成了不利于博克的提名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博克对“罗伊案”的嘲弄以及其在上诉法院法官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极端保守立场，引发了反对博克的狂潮。评论家认为，从来没有一个提名像这次一样，如此政治化。公开反对任命博克、向参议院施加影响的利益团体多达300多个。尽管里根多次公开声明支持博克，但无济于事，反而影响了博克作为法官的独立性。10月23日，参议院以58∶42票否决了博克的提名。
匆忙中，里根选择了又一个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道格拉斯·金斯伯格。结果，金斯伯格在哈佛做教授时吸食过大麻的丑闻被媒体抖了出来，里根只好在11月初撤回提名。两次提名的失败损害了里根的政治资本，他只得退而求其次，选择其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老朋友安东尼·肯尼迪。肯尼迪也是位天主教徒，但远不及斯卡利亚保守。1975年，由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推荐，肯尼迪出任第九巡回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年仅39岁，是该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法官。1988年2月初，经过3天短暂的听证，参议院以全票通过肯尼迪的提名。
由于肯尼迪不是里根政府的首选，在保守派最关心的堕胎问题上，他没有跟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站在一起。不过，在肯定性行动、投票权以及犯罪嫌疑人权利等方面，肯尼迪则是伦奎斯特坚定的盟友。总的来说，相对于越来越保守的同事，肯尼迪扮演了一个中间派的角色。
1989年，老布什总统执政后，获得了两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为了避免博克事件重演，布什决定不提名可能引发争议的人物。1990年7月布伦南大法官退休。面对即将到来到的中期选举，布什决定选择戴维·苏特。当时，苏特担任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才3个月。在此之前，他是新罕布什尔最高法院的法官。短暂的联邦法官经历，使得苏特的司法观念不为人知，故媒体称之为“不为人知的候选人”，“神秘莫测”。[13]他后来的表现说明，其立场更接近自由派同事，而非保守派同人。当然，布什肯定会对他的表现失望，但还不至于像艾森豪威尔任命布伦南那样，让他后悔终身。10月2日，参议院顺利地通过这一提名。
半年后（1991年6月），瑟古德·马歇尔也决定退休，鉴于苏特在最高法院的表现过于温和，布什认为如果再任命一个苏特式的人物，不仅不可能扭转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而且也为共和党内的保守派所不容。此外，作为马歇尔的继承者，这个位置非黑人莫属。又一个特区上诉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成了既定人选。托马斯来自佐治亚乡下，两岁时父亲弃家而去，6岁时母亲改嫁。他和哥哥被祖父收养后，开始过上稳定的生活，并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对宗教的虔诚影响了托马斯的一生，他一度就读于一所神学院，希望成为其祖父所希望的人：天主教神父。不过，在神学院所目睹的种族主义现象，让他放弃了当神父的理想，转而研读法律。在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帮助下，他得以就读耶鲁法学院。1982年，他出任里根当局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主席。1990年，当他被提名担任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布什在为马歇尔准备接班人。
托马斯的立场极端保守，他甚至反对使自己能够进入耶鲁法学院深造的肯定性行动。老布什这个人选，让黑人民权团体左右为难。因为反对托马斯的结果，很可能是出现一个同样保守的白人候选人。布什当然也认识到，参议院不可能否决对一个黑人的提名——不论他多么开明或多么保守。权衡再三，民权团体还是决心打掉这个在他们看来“黑皮白心”的托马斯。[14]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已经结束、即将付诸表决之际，托马斯从前在联邦政府教育部任职时的下属，时任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安妮塔·希尔，指控他10年前对其进行性骚扰。然而，希尔职业生涯中某些缺少诚信的表现，让她的指控大打折扣。
经过长达两周由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后，10月15日，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以52∶48表决批准了托马斯的提名，成为20世纪大法官任名中最勉强的批准。43岁的托马斯，不仅是大法官中最年轻的一员，而且与伦奎斯特、斯卡利亚一起，构成了最保守的铁三角。加上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在一起的奥康纳和肯尼迪，伦奎斯特在大多数宪法问题上可以轻易地赢得5票的多数，真正的伦奎斯特法院已经形成。
在1992年的大选中，老布什总统败给了来自阿肯色州的年轻州长克林顿。克林顿执政后，一度表示要改弦更张，不再从上诉法院选人，而要侧重候选人的政治经验。1993年3月，怀特大法官的辞职为克林顿提供了第一次机会，这也是1967年约翰逊提名马歇尔以来，民主党总统第一次获得提名机会。克林顿最初属意于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和教育部长理查德·赖利（也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前任州长），但均被谢绝，不得已，克林顿只好萧规曹随，将眼光投向联邦上诉法院。来自第一巡回区上诉法院的斯蒂芬·布雷耶和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鲁思·金斯伯格，成为最后的人选。两人背景极为相似，均是犹太人，都成长在大都市（布雷耶旧金山人，金斯伯格纽约人），都是《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后来又都是名牌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前者在哈佛，后者在哥伦比亚），都是在1980年由卡特总统提名出任上诉法院法官。
金斯伯格年长布雷耶5岁，当时60岁。她为美国妇女权益而战的热情与贡献，类似于马歇尔在争取黑人权益上的贡献。因此，克林顿决定先提名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在法官任内相对温和中庸的记录，得到了参议院两党议员的认可。8月3日，参议院以93∶3通过对金斯伯格的提名。
第二年（1994年）4月，“罗伊案”多数意见的作者、85岁布莱克门大法官宣布退休。克林顿又一次想选政界人物，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在任法官布雷耶，布雷耶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深得两党议员的支持。7月29日，参议院以87∶9通过他的提名。
金斯伯格、布雷耶能够在参议院平安通过，一个重要原因是，克林顿当局没有像前几任的共和党总统那样，过多地强调意识形态，比较注意候选人的“业务”素质。比起沃伦法院几位自由至上论者，金斯伯格、布雷耶两位大法官可谓温和派;[15]但相对于伦奎斯特法院的保守派同事，这两位却是自由派，他们和史蒂文斯、苏特一起，构成了相对稳定的自由派阵营。至此，最高法院开始进入稳定时期，而且这一稳定一直持续了11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