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汉代选官评议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治理万民，都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人事选拔制度。汉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度。通过察举，汉朝统治者解决了各级官吏的来源问题，从民间获得了大批从政的人才，成为治国安邦的有力助手，对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健康运转，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所谓察举，就是皇帝下诏全国各地，公开征求人才，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主管官员把民间的出众人才，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然后补充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察举制是两汉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从公元前196年开始，汉高祖刘邦下诏求贤，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前165），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察举科目较多，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特举特科，一是岁举特科。特举特科是皇帝因时势需要而临时规定察举的科目，不定期举行，名目较多，其中重要的科目有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明经、明法等。如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皆系特举特科而入仕为官，但由于不是每年都举行，入仕官员数量不大。岁举特科就是每年进行的推荐选举士人的活动。科目有孝廉和茂才。孝廉是指能尽孝悌、正直廉洁的士人。茂才原叫秀才，因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称茂才。茂才是指文采出众的读书人，茂才的政治出路大多是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的任用要更受重视，但名额少。两汉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均不得举荐，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

察举孝廉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一般说来，人口达20万的郡国一年只可察举一人；不满20万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5万人的三年察举一人。在边远地区，名额适度放宽，十万人口以上的郡国岁举一人；不足十万者两年举一人；五万以下者三年举一人。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

西汉一代，共举孝廉2万多人，东汉举孝廉达4万多人。孝廉出身的官员在两汉国家机构中所占比例很大，可见在两汉时期举孝廉是选拔各级官员的主要途径。其中出了不少名臣良将，就“孝廉”出身的大臣而言，西汉有师丹、萧望之、京房、鲍宣等，东汉有左雄、荀彧、陈蕃、李膺等。由“贤良”出身的名臣，在西汉有晁错、孔光、公孙弘、董仲舒等，东汉有鲁丕、荀淑、刘焉等，可见察举制下人才辈出。对茂才的察举数量亦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三公、光禄大夫、州牧等官员每年每人可以荐举一名茂才。西汉时期所举茂才较多，东汉时期则较少，整个东汉王朝才荐举了60多人，其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有班彪、杨震、刘备、孙策等。

两汉政府主持察举事务的官员多为高官显宦，秩品在二千石之上。察举者如果举人不当，就会受到处罚，如西汉元帝时，列侯张勃举陈汤为孝廉，后来陈汤犯法，张勃也被“削户三百”，以示惩戒。对被察举人也有身份限定，“市井子孙不得察举为官”。东汉时规定，尚书、宦官的子弟不能举为孝廉，因为上述人员或者握有重权，或者靠近权力中心，一些主持察举的官员往往推荐他们的子弟，以巴结权贵。各郡士人经过举荐后，再经过一定的考试，就可以授予官职。孝廉多授以中央九卿的属官，其秩禄最高者为千石，一般在六百至四百石之间。茂才所授官职要高于孝廉，一般授予光禄大夫、侍御史、郡守、县令等，秩禄最高可达二千石，一般在一千石至六百石之间，并且升迁也快。

察举制度是对世卿世禄制的一种否定，察举以才干品德为准绳，而不以血统出身为依据，这就使一些出身寒门的士人，有机会脱颖而出，一展抱负。同时这一制度也为两汉统治者选拔了大批人才，时人称之“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和政治基础，保证了两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当然，察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首先，选举大权掌握在少数高官手中，在政治清明时，察举尚属得法，吏治腐败时，就成为官样文章。特别是在东汉中后期，察举大权完全由少数权门世家所把持，成为大官僚营私舞弊、受纳贿赂、援引私人的金钥匙，豪门请托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以致流弊百出，任人唯亲、唯钱、唯势和所举非人的现象极为严重，时人所评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就是对后期察举制的绝妙讽刺。

其次，察举制中规定的德才标准并无可以操作的实际内容，如孝道就曾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两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大孝子，二十四孝中的汉文帝刘恒亲尝汤药、缇萦上书救父、韩伯愈挨杖伤老、董永卖身葬父、丁兰刻木事亲、江革行佣供母、黄香扇枕温衾、蔡顺拾葚异器、姜诗涌泉跃鲤、陆绩怀橘遗亲就出现在东汉时期，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孝道也是考核士人品行的标准之一，一些士人为了得到荐举，不惜一切手段去“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弱者守孝，勇者割股”，假戏真唱，真戏假演，至于为了尽孝而一鸣惊人进而博取富贵的故事更是难以胜数，以至于弄虚作假，沽名钓誉之事屡见不鲜，严重恶化了社会诚信氛围。如东汉人赵宜为显示自己孝道，为父母服丧，在墓道中居住了二十多年，名声极大。后来人们却发现他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而按当时礼节，在为父母守孝时，是不能与妻子同房的。财产本是争夺的对象，可是在分家析产时，兄弟之间往往互相推让，甚至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官职本是士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可有的士人为了名扬天下，对政府的征召不予理睬，如安帝时的樊英，名声很大，皇帝多次征召，樊英多次固辞，并跑进深山，借以抬高身价。后被顺帝强聘至京师，不过顺帝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樊英是个平庸之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典型的故弄玄虚的政治骗子。

二十四孝图·黄香扇枕温衾

最后，由于察举之权为少数大官僚所把持，因此，察举制为封建大官僚结党营私开了方便之门。被荐者往往成为荐举者的门生故吏，双方逐渐形成了主仆名分。高级官员年年察举，门生也就越来越多，有的甚至门生、故吏遍天下，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带有垄断性的私人政治集团。东汉的杨震以讲经起家，门生众多，其子孙世代出任大官僚，四世三公，“弘农杨氏”因之成为有名的世家大族。汝南袁氏势力更是雄厚，四世出了五个公一级的官员，门生故吏遍布全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些政治集团和军阀相互结纳，形成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世家门阀地主和封建割据势力，危害社会达数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