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宰相辅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战火纷飞，杀伐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统治者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换来换去，地方都督、刺史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皇权变得很不稳固，易为权臣所篡夺。权臣操纵朝中大权，常以二相、八公、都督的名义开府施政，称为“开府施政宰相”。
这一体制的形成要从东汉末年开始谈起。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相互争斗，其中曹操的势力发展最快，他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政治上的优势，四出征讨，最后平定北方。在这个过程中，曹操自封为丞相，位加“九锡”，自号“魏王”，总揽军政大权，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汉献帝行同傀儡，任人摆布，没有丝毫权力。曹操死后，其子曹丕没有遇到任何政治阻力，就废掉汉朝皇帝，登上皇位，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魏国。这种不流血的朝代更迭是建立在强大的实力基础之上的。曹魏后期，相似的政治活剧再次上演。司马家族掌握了大权，正像曹氏先人对待前朝的刘姓皇族一样，曹氏后人同样受到司马家族的轻视、凌辱。司马家族的代表司马师总揽朝政，其头衔是大将军、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朝中的各种重要职务集于一身，他的府第成为当时魏国的政治中心。魏帝形同傀儡，但求保命，不敢奢望收回权力。到公元265年，曹魏政权即被司马家族轻松取代，从此晋朝建立，史称西晋。
西晋的短暂统一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平，反而是司马家族导演了一片血腥的闹剧，从而把江山轻易葬送。司马炎入继大统时，尽管才能平庸，因靠祖上余威，天下尚称太平。但是他的接班人司马衷却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由此可以看出政权交接的草率和随意。据史书记载，司马衷听见蛤蟆叫，就问大臣它们为什么叫，为公还是为私；听见大臣们谈论地方发生灾害，老百姓纷纷饿死，他就问饿死的人为什么不吃肉粥。庞大的帝国巨轮由白痴皇帝掌舵，就很容易引起野心家的觊觎，司马家族的王公显贵都觉得自己最有可能取白痴皇帝而代之，随后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族的亲王们相互之间像仇敌一样厮杀，恨不得杀尽所有司马血统的王室贵族，好让自己一人称孤道寡。中原大地人头翻滚，一片狼烟，西晋王朝很快就轰然倒塌了。
司马家族的残余逃到江南，根基不稳，人望不孚。在大士族王氏家族辅佐下，建立了东晋，这时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王氏家族控制，史称“王与马（司马），共天下”。“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的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王导以一代名相处此而当世多不以为非分，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关于王氏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琅琊王司马睿“徒镇建邺，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据说南士因此应命而至，“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王氏家族由此奠定了在东晋王朝的政治地位，其代表人物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主持政务，他的官职是司徒、太保、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几乎把朝中所有重要职务集于一身，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王导的弟弟镇东大将军王敦领军驻扎武昌上游，虎视建康，开始了王氏家族权臣辅政时代。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这时的皇权政治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就因司马睿猜忌王敦，永昌元年（322），王敦一怒之下，起兵攻陷京都建康，把司马睿周围的亲信大臣杀了，晋元帝无可奈何之下，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元帝此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只得委曲求全，企图维持与王氏的共安。他请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不要破坏“共天下”的局面。如果王敦执意独吞天下，破坏共安，元帝无以自持，就只有避往琅邪这一条路可走，那么王氏家族的富贵也就不可能保全。王敦权衡之下，最终采纳了司马睿的建议。司马睿就是在这种屈辱的政治状态之中苟且求生的。
东晋政权的基础是士族名士，士族就是权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马渡江”，除元帝一马之外，其余四马，即彭城、汝南、南顿、酉阳诸王，都因不见容于士族权臣而丧生。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王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魄、刁协为忠。江州刺史华轶于陶侃有恩。华轶曾经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华轶）”，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皈依的风气之盛。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的格局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最后大权落到刘裕手中。
寒门出身的刘裕可不像以前的权臣那样客气，继续为司马家族维持一个“虚君”的局面。他先是以相国辅政，总揽军政大权，最后直接取东晋而代之。其他类似的人物，诸如萧道成、陈霸先、高欢、宇文泰，这些改朝换代的人物，都是身兼都督军事、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和门下的职衔，兼领各种关键性的职务，完全具备独立决策，独立施政、号令四方的能力。
在北朝，有些权臣甚至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开府，而是通过控制施政部门来达到专权的目的。如北魏时，胡太后临朝称制，以她的父亲中书监、仅同三司胡国珍与太师高阳王元雍，同居门下省共理庶政，执掌大权。永熙三年（534），河间王元亶为大司马，“承制总万机，居尚书省”。南朝也已经以尚书省为相府办公处。这说明他们所注重的是实权，而不是设置的形式。开府或不开府，是视实际需要而定的。当时基本的政治格局是皇权旁落，权臣以辅政名义相继掌大权。十六国时前秦的权臣姚兴曾说：“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这种情况使这一历史时期的辅政体制相当混乱，人为的权势的作用支配着辅政机制的运行。
当时各个王朝政治生命短促的原因之一是两汉时期形成并且逐步扩张的士族势力。如前所述，两汉察举制到后来演变为私相授受、结党营私的政治工具。各大豪门显宦利用手中察举用人的权力，相互举荐对方的子弟亲朋，世代相因，代代富贵，始终垄断着高官显爵，从而造就了庞大的家族势力。在东汉末年，士族大地主已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因此，虽然农民起义打击瓦解了旧的王朝，但士族地主却一拥而起，用自己的力量镇压了农民起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中。当时统治者只有依靠士族的支持，才能巩固政权。因此，从魏开始，历代王朝不但不敢打击士族势力，反而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扶植士族地主，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门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