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代的科举取士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从而形成了更严密更繁琐的一套制度。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但是在参加院试之前,读书人必须经过县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凡是及格通过者称为“童生”。童生年龄不一定小,有的士人老是考不中秀才,即便年纪到了五六十岁,依然称为童生,时有“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的戏言。院试在府城举行,由本省的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也是享受小皇恩的开始。这时的士人政治地位比平常人要高,可以免交本人的皇粮国税,见到父母官可以不跪,官府不能随便对其动刑,以免有辱斯文,必须革除秀才的功名后,方可大刑伺候。生员要想继续博取富贵功名,就必须继续努力,参加“乡试”。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参加乡试的,除科举生员外,还有监生。所谓监生,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国子监学习的士人。监生中有一部分是从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学习的,称为贡生,也叫贡监;也有依靠父兄的“恩荫”而入监读书的士人,叫作荫监;还有通过给国家捐钱捐粮而得到进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叫作例监、捐监。监生与秀才一样,都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主持乡试的有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在北京和南京主持考试的主考官一般由翰林充当,其他各省也要由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乡试录取名额,各省多少不一,是根据户口、文化教育等情况而规定的。如南、北直隶人口较多,又是文人会聚之地,录取的名额相对要多一些,偏僻之区如云南、贵州就要少一些,全国每次乡试录取名额大致在1000人左右。为了预防士人到文化不发达的省份参加考试,各省对士人的户籍检查特别严格,对于“冒籍”参加考试的,处罚很严厉,这就保证了即便文化落后的省份,也能有中举的士人。士人中举后,就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封建王朝经常有“大挑知县”、“大挑主簿”等低级官员的机会,直接从举人中选拔,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举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要想追求富贵荣华,还必须继续沿着科举之路往上走,参加会试和殿试。
会试在京城举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戌、未、丑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翰林担任,有时由内阁大学士担任,这些大人物的出场向举人们展示了他们辉煌的前程,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衡才之选。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被录取的考生自称门生,他们与考官的关系终生不能改变,以后每到节日,要时常到座师家中拜望,并呈上“炭敬”、“冰敬”,以表达对座师的谢意。会试录取人数在300人左右,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意思是贡给皇帝任用的人才,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这时的录取不再按照户籍进行名额分配,而是共同竞争,因此导致有的省份考中的贡士多,有的省份少,甚至有的省份“脱科”,竟然无人能够入围。这样的地区称为“天荒”。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起,改为三月十五日。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录取人数约100人,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录取约200人,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第一名也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这样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皇帝与进士们多了一层关系,考中者就成为“天子门生”,然后由皇帝在礼部赐恩荣宴,招待新科进士。状元、榜眼和探花每人一席,其他进士四人一席,菜肴都是“奇珍异味极天厨之馔”,使进士们回味无穷,终生难忘。“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并称为人生快乐之极致,可谓不虚。凡是通过乙榜中举,再经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叫做“两榜出身”,是很响亮的招牌。凡是在乡试中解元,会试中会元,加上殿试中状元者,叫做“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这是清贵之职,前途无量。其余进士如果经过考试合格者,也可以进入翰林院,叫翰林院庶吉士,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头衔。他们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经过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其他进士则授予给事中、御史、太常、国子监博士;再次者则授予州府的推官、知州或者知县。明代非常注重科举出身,内阁大学士多从翰林中选拔,京官中的要害之职多由进士出任,京外的重要官缺也是进士优先,并且升迁很快,前途无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谓将科举的诱惑描画传神。一些士人为了身登龙门,金榜题名,一考再考,前仆后继,乐此不疲。不少人年过花甲才中进士。
有个叫曾彦的读书人,江西泰和人,字士美,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早年在县学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成了老童生。但他一直没有灰心,仍刻苦求学,在43岁中了个举人。又过了12年,终于会试过关参加殿试。主考是四川眉山人、内阁首辅万安。他在阅读曾彦的对策时,被其文采所折服,禁不住击节赞叹,其他评卷官也有同感。万安回忆起前一天考试前点名时有个叫曾彦的,顾长伟岸,一表人才。拆封一看,此文正是吉安府的曾彦,便排在第一,交皇帝定夺。到了传所中进士进殿见面时,万安仔细审视这定为榜首者,却发觉曾彦身材矮小,又老又瘦,惘然若失,怀疑以前可能是看错了人。退朝后,万安再取曾彦的殿试策阅读,觉得很是平淡。可已成定局,只好作罢。此时,曾彦已54岁,终于成了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状元。以后曾彦历任翰林院修撰、南京翰林院侍读,改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春坊左谕德、奉直大夫等职。这种类似传奇的经历,充分说明了科举考试对士人的吸引力。
国子监
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变化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几家的经义解释来回答,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明宪宗时,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八股文的格式也很死板,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股。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埋头于时文制艺之中,从来不从事实际学问,所以比唐宋诗文取士,更禁锢人们的思想,使科举制度完全服务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旨在选贤拔能的宗旨逐渐异化。
明朝的科举考试虽然规则细密,程序严格,但依然不乏科场舞弊现象。当朝贵人利用科举无事生风,排斥异己,提拔亲朋。礼部尚书严嵩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主考官,致使十多个主考官或者死于杖下,或者被罢官削职。武宗正德三年(1508)的科考,大宦官刘瑾把自己的同乡50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官,主考官不敢违背,只好奏请扩大会试名额。就连隆重无比的钦点状元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建文二年(1400)的殿试,本来王艮为一甲第一名,但王氏因貌丑而被抑置为第二名。正统年间的张禾因患眼疾而与状元无缘。也有因名字不为皇帝满意而遭贬抑的。永乐年间的一次殿试,本来拟定孙曰恭为状元,明成祖认为“曰恭”合而为“暴”,不吉利,就把邢宽定为状元,以示朝廷刑罚尚宽。当然,相比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取士还是较为公平合理的。
明朝的科举考试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八股文体,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泯灭人们的精神,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把科举考试制度旨在选拔人才的目的引向邪路。出身科举的“人才”,他们知识结构不出程朱注释和对偶联句,视野非常狭窄,无裨实际。明代学者宋濂曾形容用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尤其是八股文使舆论一片肃杀,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使整个社会中最活跃的精英阶层沉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信乎,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