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代的科举取士
明朝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超过了以往历代，从而形成了更严密更繁琐的一套制度。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但是在参加院试之前，读书人必须经过县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凡是及格通过者称为“童生”。童生年龄不一定小，有的士人老是考不中秀才，即便年纪到了五六十岁，依然称为童生，时有“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的戏言。院试在府城举行，由本省的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也是享受小皇恩的开始。这时的士人政治地位比平常人要高，可以免交本人的皇粮国税，见到父母官可以不跪，官府不能随便对其动刑，以免有辱斯文，必须革除秀才的功名后，方可大刑伺候。生员要想继续博取富贵功名，就必须继续努力，参加“乡试”。
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参加乡试的，除科举生员外，还有监生。所谓监生，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国子监学习的士人。监生中有一部分是从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学习的，称为贡生，也叫贡监；也有依靠父兄的“恩荫”而入监读书的士人，叫作荫监；还有通过给国家捐钱捐粮而得到进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叫作例监、捐监。监生与秀才一样，都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主持乡试的有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在北京和南京主持考试的主考官一般由翰林充当，其他各省也要由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乡试录取名额，各省多少不一，是根据户口、文化教育等情况而规定的。如南、北直隶人口较多，又是文人会聚之地，录取的名额相对要多一些，偏僻之区如云南、贵州就要少一些，全国每次乡试录取名额大致在1000人左右。为了预防士人到文化不发达的省份参加考试，各省对士人的户籍检查特别严格，对于“冒籍”参加考试的，处罚很严厉，这就保证了即便文化落后的省份，也能有中举的士人。士人中举后，就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封建王朝经常有“大挑知县”、“大挑主簿”等低级官员的机会，直接从举人中选拔，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举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要想追求富贵荣华，还必须继续沿着科举之路往上走，参加会试和殿试。
会试在京城举行，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戌、未、丑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翰林担任，有时由内阁大学士担任，这些大人物的出场向举人们展示了他们辉煌的前程，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衡才之选。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被录取的考生自称门生，他们与考官的关系终生不能改变，以后每到节日，要时常到座师家中拜望，并呈上“炭敬”、“冰敬”，以表达对座师的谢意。会试录取人数在300人左右，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意思是贡给皇帝任用的人才，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这时的录取不再按照户籍进行名额分配，而是共同竞争，因此导致有的省份考中的贡士多，有的省份少，甚至有的省份“脱科”，竟然无人能够入围。这样的地区称为“天荒”。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起，改为三月十五日。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录取人数约100人，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录取约200人，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第一名也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这样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皇帝与进士们多了一层关系，考中者就成为“天子门生”，然后由皇帝在礼部赐恩荣宴，招待新科进士。状元、榜眼和探花每人一席，其他进士四人一席，菜肴都是“奇珍异味极天厨之馔”，使进士们回味无穷，终生难忘。“金榜题名时”与“洞房花烛夜”并称为人生快乐之极致，可谓不虚。凡是通过乙榜中举，再经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叫做“两榜出身”，是很响亮的招牌。凡是在乡试中解元，会试中会元，加上殿试中状元者，叫做“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这是清贵之职，前途无量。其余进士如果经过考试合格者，也可以进入翰林院，叫翰林院庶吉士，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头衔。他们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经过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其他进士则授予给事中、御史、太常、国子监博士；再次者则授予州府的推官、知州或者知县。明代非常注重科举出身，内阁大学士多从翰林中选拔，京官中的要害之职多由进士出任，京外的重要官缺也是进士优先，并且升迁很快，前途无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谓将科举的诱惑描画传神。一些士人为了身登龙门，金榜题名，一考再考，前仆后继，乐此不疲。不少人年过花甲才中进士。
有个叫曾彦的读书人，江西泰和人，字士美，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早年在县学发奋苦读，却屡试不第，成了老童生。但他一直没有灰心，仍刻苦求学，在43岁中了个举人。又过了12年，终于会试过关参加殿试。主考是四川眉山人、内阁首辅万安。他在阅读曾彦的对策时，被其文采所折服，禁不住击节赞叹，其他评卷官也有同感。万安回忆起前一天考试前点名时有个叫曾彦的，顾长伟岸，一表人才。拆封一看，此文正是吉安府的曾彦，便排在第一，交皇帝定夺。到了传所中进士进殿见面时，万安仔细审视这定为榜首者，却发觉曾彦身材矮小，又老又瘦，惘然若失，怀疑以前可能是看错了人。退朝后，万安再取曾彦的殿试策阅读，觉得很是平淡。可已成定局，只好作罢。此时，曾彦已54岁，终于成了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状元。以后曾彦历任翰林院修撰、南京翰林院侍读，改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春坊左谕德、奉直大夫等职。这种类似传奇的经历，充分说明了科举考试对士人的吸引力。
国子监
明代科举考试内容的重要变化是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明太祖朱元璋采取刘基的意见，规定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命题，作者只能按照宋代程、朱等几家的经义解释来回答，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绝不允许抒发自己的见解。明宪宗时，文章的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八股文的格式也很死板，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股。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要求文章在形式上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埋头于时文制艺之中，从来不从事实际学问，所以比唐宋诗文取士，更禁锢人们的思想，使科举制度完全服务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旨在选贤拔能的宗旨逐渐异化。
明朝的科举考试虽然规则细密，程序严格，但依然不乏科场舞弊现象。当朝贵人利用科举无事生风，排斥异己，提拔亲朋。礼部尚书严嵩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主考官，致使十多个主考官或者死于杖下，或者被罢官削职。武宗正德三年（1508）的科考，大宦官刘瑾把自己的同乡50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官，主考官不敢违背，只好奏请扩大会试名额。就连隆重无比的钦点状元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建文二年（1400）的殿试，本来王艮为一甲第一名，但王氏因貌丑而被抑置为第二名。正统年间的张禾因患眼疾而与状元无缘。也有因名字不为皇帝满意而遭贬抑的。永乐年间的一次殿试，本来拟定孙曰恭为状元，明成祖认为“曰恭”合而为“暴”，不吉利，就把邢宽定为状元，以示朝廷刑罚尚宽。当然，相比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取士还是较为公平合理的。
明朝的科举考试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八股文体，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泯灭人们的精神，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把科举考试制度旨在选拔人才的目的引向邪路。出身科举的“人才”，他们知识结构不出程朱注释和对偶联句，视野非常狭窄，无裨实际。明代学者宋濂曾形容用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尤其是八股文使舆论一片肃杀，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使整个社会中最活跃的精英阶层沉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信乎，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