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的厂卫
曾任《元史》总裁官的宋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与几个同行在家中饮酒聊天。次日，朱元璋便问宋濂昨天饮酒没饮酒，请了哪些客人，吃了什么山珍海味？宋濂是个老实人，就一五一十地回答了朱元璋的问题。朱元璋笑着说：“诚实啊，卿不欺骗朕。”无独有偶，已是年迈老臣的国子监祭酒宋讷（字子敏，谥文恪，滑县宋林村人，是明洪武年间的一位博学多才的文臣），一日因一个监生不小心打碎了他喜爱的茶器，心里一直不高兴。次日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跟谁生气呢？宋讷大惊失色，连忙解释是因为一监生不慎打坏了茶具而生闷气。朱元璋听说后非常满意，并且非常得意地拿出一张宋讷面呈怒容的独坐肖像给他看，宋讷方才明白有人暗中监视自己，冷汗直流，暗暗庆幸自己说了实话，否则就犯了欺君之罪，后果不堪设想。据《水东日记摘抄》记载，当年钱宰授皇命编写《孟子节文》一书，夜间在家中书斋内无意间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翌日上朝后，朱元璋就斥责他：“钱宰昨夜吟的好诗啊，不过朕并未‘嫌’啊，改为‘忧’字如何？”钱宰听后吓得冷汗涔涔，手忙脚乱地叩头认罪。宋濂他们仅仅是书生而已，无拳无勇，职务亦非显要，朱元璋都不放心，还要派人监视他们，更何况那些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王公将相！朱元璋秘密监视官员，然后再将监视的事情透露给他们，目的是警告大小官员不得欺君罔上，皇帝耳目众多，臣下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监控之下，不要胆大妄为，否则后果很严重。这种无孔不入全天候式的秘密监视，制造了紧张恐怖的政治气氛，功臣勋旧无不小心翼翼，日夜提防。而替皇帝充当耳目监视官员的人就是在有明一代恶行昭著、臭名远扬的秘密警察机构——厂卫密探。
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他们的影子无处不在，酒肆、青楼、私宅，遍布密探。街头巷尾的奇闻趣事，官吏嫖妓玩牌、吟诗作画、请客送礼，乃至夫妻间争吵，晚上发生的事，一大早皇帝便了如指掌。明朝早期的特务检校只是密探性质，并无捕讯之权。朱元璋为使侦探、拘捕、刑讯一体化，于洪武十五年（1382）在拱卫司的基础上设立锦衣卫，锦衣卫有指挥使一员（正三品）、同知二员（从三品）、佥事三人（正四品），这是锦衣卫的高级官员，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锦衣卫下设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南司掌管本卫的人事以及对内部人员的法纪整肃，北司专门从事本职任务。南北镇抚司设有镇抚两员（正五品），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有千户14员（正五品）、副千户14员（从五品），以下还有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其长官称“缇帅”。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一千，最多时多达六万之众。嘉靖帝曾一次性裁撤三万多人。此外还要招募一些流氓无赖充当这些机构的外围组织，人数多达十五六万。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
锦衣卫身穿金黄色的官服，有权力高高在上之意，称为飞鱼服，并佩带绣春刀。其基本职能是“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作为职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职能与传统的禁卫军相同，至于“密缉而时省之”，则是它的特务职能，四处进行秘密侦查，搜查情报。作为皇帝的私人警察，锦衣卫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经过锦衣卫主办过的案件，也叫锦衣狱。诏狱跟刑部大狱相比，简直犹如地狱和天堂之别，酷刑用尽，其惨毒无法用语言形容。任何人一旦被抓人诏狱定罪，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也不敢干涉和翻案。即便移送到正规的司法机关，司法官员对案卷也不敢擅自改动一个字。所以官民触犯法律，倘若落在三法司手里，尚有活命的指望，要是落在锦衣卫手里，就难以生还了。而且其刑罚之苦，备极残毒，入其狱者，五毒备尝，素有阎王殿之称。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18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最有名的刑具，“名曰琶”，每次施及犯人，则“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在酷刑伺候下，犯人只求速死，以便解除痛苦。“荼毒之下，何狱不成”。
锦衣卫还负责实施廷杖。廷杖始于元代，明代则使用的更为普遍，无论高官巨卿，将相王侯，只要触怒皇帝或者有过失，就可以拖下去痛打，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地点设在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行刑时，众官员陪到午门外西墀下，左边是太监，右边是锦衣卫官校，下列旗校数十人，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臂带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个执棍搁在犯人的大腿上；喝声“打”，就开始用刑。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受杖人就无生还的希望了。据说锦衣旗校行刑时，只要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便知犯人是活是死。如果两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就不会将人打死。如果靴尖向内一收，就把犯人打死。正德（1506～1521）以前，凡受杖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此后被杖死者就更多了。崇祯帝干脆把廷杖地点设在殿中，朝廷庙堂之上，百官之前，血肉横飞，惨叫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场面使百官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洪武年间，公侯如朱文正、朱亮祖，大僚如工部尚书薛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
锦衣卫毕竟还有公开职务在身，执行秘密任务势难兼顾，同时亦有专权之嫌。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又设立了东厂，目的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特命心腹太监提督。东厂内署设在北上门，外署设在皇城东安门外，东厂建筑有大厅，东侧有小厅，厅内供奉岳飞画像一幅，厅后有砖影壁，雕刻有狄梁公断虎的故事，大厅西侧有祠堂，里面供奉历任厂公的职名牌位，里面还有一个牌坊，上写“百世流芳”，这与他们的社会形象构成强烈的反差。再往南有监狱一所，专押重犯。东厂存在时间很长，一直到明亡的220多年里，一切侦查、诬陷、屠杀、冤狱，直接或者间接都是从这里开始、组织和发动的。东厂的高级官员全部是宦官，主持东厂的是掌印太监一名（明代宦官共设24个部门，各司其职。其中司礼监太监是最受宦官尊崇的衙门，设有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是宦官头子，另有秉笔太监数人，可以代皇帝“批红”，同时又提督东厂事务，很有实权，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全副官衔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东厂提督，厂内人尊称为“厂公”，他有一枚特制牙章，一切事情该封奏的，就用它印封，文曰“东厂密封”。明中期以后规定，东厂提督必须由司礼监秉笔第二或第三人担任，不让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也是为了防止宦官大权独揽，一手遮天。提督东厂入宫奏事时，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也要回避，以防机密外泄。当然也有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的，如嘉靖年间的麦福、黄锦，万历年间的冯保、张诚，这些人的权势又在秉笔太监之上。东厂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二者称为贴刑，都是从锦衣卫调拨来的。底下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子丑寅卯十二颗，每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负责在外面侦查辑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也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十二颗，戴尖帽，着白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他们的服饰非常显眼，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番役也叫干事，有一千多人，都是从锦衣卫那里挑选的骨干分子。
东厂设立之初，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连锦衣卫也在侦查之内。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邻里纠纷、夫妻反目，以及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侦查清楚了，写成一个报告，便呈给厂公的心腹内官，然后下发司房，进行抄写和文字润色后，在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立即交给皇帝。为了扩大侦查范围，特务们就必须跟街头的混混地痞相勾结，依靠他们刺探消息，而地痞无赖们则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作威作福，还可以从东厂得到津贴。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东厂番役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边远僻壤之地，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派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具体负责。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资格的东厂。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是一个月后，西厂再次恢复，汪直复出主持。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人一一翦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有趣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其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是个监视特务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包括锦衣卫都在它的监视范围内。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出，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明王朝豢养了一大批特务，目的是让他们监视朝野官民的言行，钳制人们的思想，以维护朱家王朝的社稷江山。但是这些特务机构的陆续成立，却极大地伤害了王朝的统治。作为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秘密警察机关，他们除了奉命充当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一把“屠刀”外，还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罗织大狱，陷害良善，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明成祖时期的锦衣卫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曾经将浙江按察使周新诬陷致死；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人，也是臭名昭著的大特务。朱厚照时期刘瑾主持内行厂，东厂邱聚是他的党羽，锦衣卫使石文义是他的心腹，西厂谷大用是他的亲信，众多特务机关连成一气，缇骑四出，争先恐后地侦缉罗织，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据记载，一日有四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醉后大骂魏忠贤擅权“不忠不贤”，另三人吓得不敢出声，只得好言相劝之。那人骂声未止，厂卫密探即破门而入，将四人一并带走。魏忠贤凌迟处死骂人者，其余三个却给了赏银。厂卫特务们可任意缉拿刑讯，下至民间斗鸡骂狗之类琐事，上至朝廷要员、皇亲国戚，一旦落入厂卫手中，十之八九难以生还。在大明的边远地区，百姓凡见骑大马、着锦衣、说京腔之人，如见猛兽一般，纷纷躲避。地方官吏则用重金贿赂以免祸。京城的朝廷命官，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上朝走在路上，便担心着还能不能安然回家。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这种恐怖的氛围，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