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祠禄之制——宋代官员的俸禄及致仕

宋朝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主要表现在官员的俸禄标准高，俸禄的内容丰富。这一切都使得宋代大小官员锦衣美食，奢侈无度，为官数载，一世富贵。

两宋时期，官员的官阶等级实行九品制，即从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从，一共十八级。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这个官阶等级是大小官员领取俸禄多少的依据。正一品官员，每月领到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另外每年还领到绫20匹、罗1匹、绵50两。一品以下各有等差，到从九品官员，每月领到禄米5石、俸钱8000文，另外每年有绵12两。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官员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宰相、枢密使月俸高达三百贯（古代穿钱的绳索，把方孔钱穿在绳子上，每一千个为一贯，1贯等于1000钱）。

由于宋朝实行任官差遣制，官员的官阶与职位分离，如果皇帝没有派他出任某一职务，官员就不能出任具体的职务，这样的官员就成为只领俸禄而不视事的闲官，这样的闲官叫做“寄禄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官阶领取相应的俸禄。如果他们出任地方某官，知某府或者某州，那么不仅可以领取原来官阶所规定的俸禄，而且也能领取州府长官的俸禄，即兼官也兼俸，这叫“职钱”，这样的官叫做“职事官”。如王安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他的收入包括宰相级官员的俸禄和州府级官员的俸禄，数目相当可观。再如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身上有3个职务，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嘉祐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任上，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宋徽宗

除了俸禄以外，宋代官员还有林林总总数量众多的福利待遇和补贴，如茶酒钱、橱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另外，官员家中的仆人的衣食费用也由国家支付，每名仆人每年3000文。官员在任上还有“公使钱”和“职田”。包拯外任开封府时，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这些“公使钱”和“职田”本来作为充当各级官府的办公费用，可是基本上成为各级官吏收入中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者赴任，可以凭借朝廷发给的“给卷”在地方上免费食宿，甚至领用粮食衣物。总之，宋朝官员的经济待遇极为优厚，以宰相、枢密使等高级官员的正俸而言，每年的俸钱相当于北宋中期24000亩土地的收入。据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他掌管淮南20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0万贯，平均一个州缴税才1.5万贯。一个州的收入还不足以养一个宰相级官员。加上机构重叠，官员众多，养官的行政支出十分浩大，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官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当时的物价密切相关，那么当时的物价是什么水平呢？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官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从这样的物价水平可以看出当时官员生活之优裕了。

宋朝对高级官员特别优待，除了优厚的俸禄以外，还设立了“祠禄之制”，就是由国家在风景名胜之地建宫筑祠，定期让官员们前往短期疗养，疗养结束，再行任职。不仅如此，宋代由于“入仕多门”，使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拥有数量庞大的官员队伍。熙宁三年（1071）朝廷供养的小吏就有53万人。到了偏安江南的南宋，虽然只剩了半壁江山，但官吏人数并不少于北宋，南宋灭亡前夕，内外官员仍达4万人，其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官员是有官无职的闲员。冗官冗吏使俸禄总量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以致自朝廷至于郡县财用，常患不足。

尽管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但是高薪并未产生养廉的效果。贪婪的本性使官员们继续掠夺财富，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官封卫国公的石守信，家财豪富，但是他极其吝啬，在洛阳修建崇德寺，却不给民工支付工钱，让他们白白干活，为舆论所鄙视。工部侍郎种放经常依靠势力，强买强占民田，晚年辞官后，亲自到各处庄园巡视田亩，收取租税。南宋人王迈曾经说，“权贵之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的确不是妄言。宋代官僚天天歌舞升平，游山玩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如枢密使张俊穷奢极欲，一次宋高宗和秦桧过往其家，张俊用几百种精美的酒食果蔬进行招待，有些连高宗都没有见过，使他大开眼界。这还不算，高宗临走时，张俊又献上价值1000两的金器、珍珠69000颗、玛瑙碗20件，还有名贵的瓷器、古玩、字画100多件，绵、罗、绫1000匹。最后又犒赏下级侍从人员，用去了罗1000匹、钱3万贯（相当于两个州的年收入之和）、肉300斤、酒2000瓶。其花费之大，令人浩叹。

由于在职时待遇优厚，官员们往往留恋职位，不愿让贤，很少会出现提前致仕者，有的到了70岁也不上报吏部，故意装糊涂，有的为了推迟致仕，延长任期年限，竟然私自改动年龄，虚报年岁，以至“可令八九十，齿堕双目昏。朝霞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毫无疑问，这种状况阻碍了官员的正常更替，而开科录取的官员无从安置，导致官员队伍的日趋膨胀。因此中央政府经常强迫官员致仕，当然手段依然柔性化，如对到了70岁依然恋栈者，吏部不予以考课，也不予以升迁，也不安排实际职务，让其自生自灭。同时大力提高官员致仕后的待遇，如加官晋级，提高政治待遇。宰辅去职，或调任，或罢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贬谪的，朝廷都有格外施恩，以示优厚，而且其趋势是越来越丰厚。如赵普因病致仕，加封魏国公，吕端致仕时，加官太子太保，吕夷简以太尉致仕，加封沈国公；包拯临终前，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宰相离任之后也可以继续维持着丰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同时规定，凡是带平章事官衔的致仕官员，可以继续参与朝政；自动致仕者，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职务的官职。

为了安置致仕官员，宋朝还特地设立了祠禄官。凡是高级官员致仕，就让他们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不用到职视事，就可以坐领“祠禄”。不少官员回原籍养老后，不纳赋税，不服徭役，仍是社会上的特权阶层。陆游晚年在籍就有一笔可观的“庙祝”收入，即是一例。也有的安置在观阁，给以丰厚的待遇，发挥他们文化修养高的特长，让他们修撰图书，“卒老于文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