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祠禄之制——宋代官员的俸禄及致仕
宋朝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主要表现在官员的俸禄标准高,俸禄的内容丰富。这一切都使得宋代大小官员锦衣美食,奢侈无度,为官数载,一世富贵。
两宋时期,官员的官阶等级实行九品制,即从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从,一共十八级。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这个官阶等级是大小官员领取俸禄多少的依据。正一品官员,每月领到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另外每年还领到绫20匹、罗1匹、绵50两。一品以下各有等差,到从九品官员,每月领到禄米5石、俸钱8000文,另外每年有绵12两。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官员首次大幅度加薪,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宰相、枢密使月俸高达三百贯(古代穿钱的绳索,把方孔钱穿在绳子上,每一千个为一贯,1贯等于1000钱)。
由于宋朝实行任官差遣制,官员的官阶与职位分离,如果皇帝没有派他出任某一职务,官员就不能出任具体的职务,这样的官员就成为只领俸禄而不视事的闲官,这样的闲官叫做“寄禄官”,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官阶领取相应的俸禄。如果他们出任地方某官,知某府或者某州,那么不仅可以领取原来官阶所规定的俸禄,而且也能领取州府长官的俸禄,即兼官也兼俸,这叫“职钱”,这样的官叫做“职事官”。如王安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他的收入包括宰相级官员的俸禄和州府级官员的俸禄,数目相当可观。再如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身上有3个职务,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嘉祐禄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任上,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再查《嘉祐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每秤15斤)的木炭。
宋徽宗
除了俸禄以外,宋代官员还有林林总总数量众多的福利待遇和补贴,如茶酒钱、橱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另外,官员家中的仆人的衣食费用也由国家支付,每名仆人每年3000文。官员在任上还有“公使钱”和“职田”。包拯外任开封府时,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也就是2000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这些“公使钱”和“职田”本来作为充当各级官府的办公费用,可是基本上成为各级官吏收入中的一部分。官员出差或者赴任,可以凭借朝廷发给的“给卷”在地方上免费食宿,甚至领用粮食衣物。总之,宋朝官员的经济待遇极为优厚,以宰相、枢密使等高级官员的正俸而言,每年的俸钱相当于北宋中期24000亩土地的收入。据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他掌管淮南20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0万贯,平均一个州缴税才1.5万贯。一个州的收入还不足以养一个宰相级官员。加上机构重叠,官员众多,养官的行政支出十分浩大,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官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当时的物价密切相关,那么当时的物价是什么水平呢?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400文一石,麦价300文一石。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官定绫价1600文一匹。宋真宗咸平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文。宋徽宗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文。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官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85文。宋真宗时官府出售木炭,每秤售价100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购柴禾,每捆定价50文。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开封干草最低19文一捆。从这样的物价水平可以看出当时官员生活之优裕了。
宋朝对高级官员特别优待,除了优厚的俸禄以外,还设立了“祠禄之制”,就是由国家在风景名胜之地建宫筑祠,定期让官员们前往短期疗养,疗养结束,再行任职。不仅如此,宋代由于“入仕多门”,使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拥有数量庞大的官员队伍。熙宁三年(1071)朝廷供养的小吏就有53万人。到了偏安江南的南宋,虽然只剩了半壁江山,但官吏人数并不少于北宋,南宋灭亡前夕,内外官员仍达4万人,其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官员是有官无职的闲员。冗官冗吏使俸禄总量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以致自朝廷至于郡县财用,常患不足。
尽管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但是高薪并未产生养廉的效果。贪婪的本性使官员们继续掠夺财富,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官封卫国公的石守信,家财豪富,但是他极其吝啬,在洛阳修建崇德寺,却不给民工支付工钱,让他们白白干活,为舆论所鄙视。工部侍郎种放经常依靠势力,强买强占民田,晚年辞官后,亲自到各处庄园巡视田亩,收取租税。南宋人王迈曾经说,“权贵之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的确不是妄言。宋代官僚天天歌舞升平,游山玩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如枢密使张俊穷奢极欲,一次宋高宗和秦桧过往其家,张俊用几百种精美的酒食果蔬进行招待,有些连高宗都没有见过,使他大开眼界。这还不算,高宗临走时,张俊又献上价值1000两的金器、珍珠69000颗、玛瑙碗20件,还有名贵的瓷器、古玩、字画100多件,绵、罗、绫1000匹。最后又犒赏下级侍从人员,用去了罗1000匹、钱3万贯(相当于两个州的年收入之和)、肉300斤、酒2000瓶。其花费之大,令人浩叹。
由于在职时待遇优厚,官员们往往留恋职位,不愿让贤,很少会出现提前致仕者,有的到了70岁也不上报吏部,故意装糊涂,有的为了推迟致仕,延长任期年限,竟然私自改动年龄,虚报年岁,以至“可令八九十,齿堕双目昏。朝霞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毫无疑问,这种状况阻碍了官员的正常更替,而开科录取的官员无从安置,导致官员队伍的日趋膨胀。因此中央政府经常强迫官员致仕,当然手段依然柔性化,如对到了70岁依然恋栈者,吏部不予以考课,也不予以升迁,也不安排实际职务,让其自生自灭。同时大力提高官员致仕后的待遇,如加官晋级,提高政治待遇。宰辅去职,或调任,或罢免,或致仕,或去世,只要不是被贬谪的,朝廷都有格外施恩,以示优厚,而且其趋势是越来越丰厚。如赵普因病致仕,加封魏国公,吕端致仕时,加官太子太保,吕夷简以太尉致仕,加封沈国公;包拯临终前,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宰相离任之后也可以继续维持着丰裕的生活,如王安石辞官后就闲居“半山园”,追求精雅的山水闲情生活,过得轻松惬意。同时规定,凡是带平章事官衔的致仕官员,可以继续参与朝政;自动致仕者,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职务的官职。
为了安置致仕官员,宋朝还特地设立了祠禄官。凡是高级官员致仕,就让他们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不用到职视事,就可以坐领“祠禄”。不少官员回原籍养老后,不纳赋税,不服徭役,仍是社会上的特权阶层。陆游晚年在籍就有一笔可观的“庙祝”收入,即是一例。也有的安置在观阁,给以丰厚的待遇,发挥他们文化修养高的特长,让他们修撰图书,“卒老于文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