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金国官制
女真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部落，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肃慎”，汉朝至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黑水靺鞨”，辽时称“女真”，向契丹人称臣。在11世纪中叶时，逐渐形成了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完颜部酋长取得了作为部落联盟世袭首领的权力。1113年，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领导当时东北的汉族、渤海族、契丹族、室韦族、铁麵族、兀惹族人民共同反辽。1115年阿骨打正式称帝，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府上京，然后染指并占领了宋朝的大部分土地。
建国初期，金还是奴隶主政权，确立了一套“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的简单法制。在皇帝之下，设立勃极烈，组成中央最高政务机构，设有谙班（尊贵）勃极烈、国论（贵）勃极烈、国论阿买（治理）勃极烈和国论移赉勃极烈四种称号，后来又增加了国论乙室（迎送）勃极烈。勃极烈是辅佐皇帝的最高行政机构，所有勃极烈都由皇室成员担任，既可统兵，又可治民，权力很大。如国论移赉勃极烈完颜宗翰是阿骨打的侄子，国论阿买勃极烈完颜宗望是阿骨打的次子，他们既是朝廷大员，又是统兵大将。1125年，宗望任东路军统领，宗翰任左副元帅统兵南下，攻破宋朝的都城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王朝就此灭亡。如果皇帝亲征，国事可以由留守的谙班勃极烈处理，甚至皇帝的废立也要由勃极烈开会决定。这显然不利于皇帝集权，统治者内部经常发生内讧，政权很不稳定。
金熙宗时期，金国的官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勃极烈制被废除，并且全面采用比较成熟的汉官制度：在中央设置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左右丞相、左右丞。尚书令是荣誉职务，没有实际事权，左右丞相是实际上的宰相，左右丞为副宰相，后来又设置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和副宰相处理政务。中书和门下都成为宰相的兼职，左丞相兼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中书和门下没有属员，实际是个空架子。三省之下设立了一些政务处理机关，主要有六部、御史台、都元帅府、大宗正府、宣徽院、国史院、翰林院、殿前司、劝农司等，职务有了明确的分工，职能比较健全。原来的诸位勃极烈改任太师、太保或者太傅等没有实权的荣誉职务，有的出任军事长官，诸如都元帅或者左右副元帅，带领军队作战。这对皇权依然存在潜在威胁。海陵王上台后，除了大杀宗室贵族以外，又废除了都元帅府，设立了枢密院，任命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全国军事。同时对中央辅政机构大动手术，废除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确立了尚书省为唯一的辅政机构，尚书令为全国最高政务长官，以左右丞相为宰相，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废除了平章政事，尚书省以下设有部、院、台、司、监、寺、署等政务处理部门。从此以后，职有定位，员有常数，使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所改善，官制也稳定下来。
在金熙宗以前，金国的地方行政设置比较混乱。到金熙宗时期，才按照辽、宋旧制进行改革，正式确立了行政区划，共分路、府（节镇、郡）和县三级制。全国共分19路，其中设在五京〔指上京（今天的黑龙江阿城）、中京（今北京）、南京（今开封）、西京（今大同）和东京（今辽阳）〕的各路地盘比较大，如东北地区分属北京路、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以今辽宁宁城县为中心，领辽西地区和吉林北部。上京路以今黑龙江阿城县为中心，领吉林北部、中部及长春、黑龙江。东京路以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管辖辽东广阔地带。路的机构设置也比较庞大，都设有留守司、按察司和兵马都总管府。留守司设留守、同知留守、判官、推官等官职。按察司设有按察使、按察副使、签事、判官、知事等官，分管刑狱和监察，定期外出巡视地方。兵马都总管府设有总管、副总管等军官，主管一路军务，总管往往由留守司长官兼任，所以留守使军民兼治，权力很大。其他14路则不设留守司，只设总管府，有都总管、同知都总管、副总管、判官、推官等官员，处理一路的军政事务。
金国的府相当于宋朝的州，府有京府和散府之分。京府是设在五京的府，长官为尹，一般由留守司长官担任，但是留守职务众多，难以应付，并不过问府中具体政务，另设同知和少尹处理府中行政事务。京府的属官尚有总管、判官、府判、推官、孔目官、知法官等大小官员。除了5个京府外，还有9个散府，品级稍低于京府官，一般设在商业中心和重要城市，职官设置等同于京府。
与府平级的行政单位还有节镇36个，防御郡22个，刺史郡73个，分别设节度使、防御使和刺史为长官，这些都是军政合一的行政单位，既管民事又领军事，以下的官员设置等同于府。县一级官府只管民政，不掌兵事，长官设置令、丞等，与前代相比，变化不大。另外，金国还在一些重要的镇、堡和寨设置知官，品级等同于县令，但所辖区域要小于县。
金国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着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猛安相当于防御郡，主管整修军备，训练兵员，劝课农桑。谋克相当于县，主管该地的军事训练和民政事宜。
由此可见，金国的官制是随着政治体制的沿革而不断变化的，较好地适应了日益变动的政治形势，较为妥善地调整了政治关系，逐步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