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寒门掌机要”——中书舍人与典签
自魏晋以来，世家大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取得了优势的地位。历代王朝为了稳固政权，取得世族势力的支持，也无不对他们优礼有加，并进一步满足其要求，因而世族势力越来越雄厚，一切高官清要之职，全部由世家大族把持垄断。世家子弟在经济上有优裕的庄园生活提供保证，政治上有门第和祖辈的余荫作为护符，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不愁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他们在社会上的高贵地位已经确立，整天涂脂抹粉，炼丹吃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骨脆筋柔，弱不禁风；在政治上也不思进取，“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崇尚玄虚，菲薄吏治，耻于任事。到南北朝时期，世族已经完全失去了统治能力，沦为社会的寄生虫。
世家子弟一方面盘踞高位，一方面又不留心吏治，逐渐丧失了处理政务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只好一方面继续优待世族，任凭他们垄断高级职位，同时任用出身寒门的低级官吏处理政务。以中书监而言，是中央的中枢政务机构，中书监令位置尊崇，职同宰相，一般由世家大族担任。而此时的世族往往不以政务为意，这样一来，只好依靠中书监的低级官吏来处理政务，大权逐渐落到中书通事舍人（下称中书舍人）和制局等小官吏手中。这一类的官吏位鄙职微，士人向来不做，多由寒门庶族充当。要想政务运转，皇帝只能委托这些末流小官。中书舍人因参与机要而风生水起，声势日隆。到南北朝时期，中书舍人已经成为典掌机要的要害位置之一。宋文帝时期，中书舍人秋当和周纠，都是寒门出身，都以专权著称。鲁郡的巢尚之，史称其为“人士之末”，可见出身很卑贱；会稽的戴法兴，年轻时是贩卖葛布的。然而他们当上中书舍人后，都备受皇帝宠信，凡是“选授诛赏”，孝武帝都和他们商量，史称“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事无大小，专断之”。当时的录尚书事刘义恭和尚书仆射颜师伯，都拱手受成，并无实权。齐明帝时，会稽的阮佃夫，出身于台阁小吏；吴兴的王道隆，出身于书吏；宣城的杨运长，出身于宣城郡吏，他们在出任中书舍人后，其权势之大更非戴法兴所能比拟。阮佃夫的车夫后来都升任虎贲中郎将，马夫官至员外郎。
到萧齐时代，皇帝对中书舍人更为倚重。这时担任此职而专权的人，如纪僧真、刘係宗，依然是寒门出身；吕文度、茹法亮、吕文显，都拔自小吏，他们后来都备受宠信，权倾朝野。齐武帝经常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只能读书。经国，一刘係宗足矣。沈约、王融（当时的世族大官僚）数百人，又有何用？”他还经常称赞吕文度：“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何愁天下不治？！”由此可以看出，世族大官僚由于失去经国之才能，从而失去皇帝的信任。皇帝不得不依靠寒门出身的小吏，并且委以重任。茹法亮任中书舍人时，太尉王俭曾经不无嫉妒地向别人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綦母珍之任中书舍人时，凡有所请，齐帝萧昭业无不允从。当时的官员私下都说，“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可见其威权之重。
梁武帝
梁武帝时，寒人朱异典掌机要，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当时方镇换置、朝仪国典、诏诰敕书等政务军机十分繁重，而朱异属辞落笔，机敏练达，应对自如。这和那些身居高位，只清谈不做事的所谓世家大族比起来，确实完全不一样。梁武帝春秋已高，怠于政事，正需要朱异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来做他的帮手。后来朱异的官职虽有多次升迁，但直到太清三年（549）朱异死，他一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这一职务。梁武帝对朱异的宠信，几十年丝毫不衰，到后来，甚至唯朱异之言是听，连朝政也交给他处理。史书上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密，其军旅庙又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朱异对世族贵戚相当骄横，从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人劝他不要这样，以免得罪权贵，招来不测之祸。他不以为然，说：“我是寒士，今天的一班贵人，都倚赖他们的门第和祖宗的余荫来轻视我，靠坟中的枯骨来作践我。如果我仍然对他们谦恭有礼，那么他们更瞧不起我，所以，我要做出瞧不起他们的样子。”朱异居权要三十多年，威震内外，“在朝莫不侧目，虽皇太子亦不能平”。他“贪财冒贿，广受馈遗”；他生活奢侈，穷奢极欲，“起宅东陂，穷乎美丽”；“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他“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炰鳅不辍于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他还好摆威风，极讲排场。一次，他和宾客好友在城外的家中喝酒取乐至黄昏，要回台城又怕城门关了，“乃引其卤簿（仪仗队）自宅至城，使促城门停留管龠”。他不但在生前官运亨通，而且死后，梁武帝依然悼惜不已，“诏赠尚书右仆射”。无怪当时的世家大族都埋怨梁武帝父子重用小人而疏远士大夫了。可见中书舍人的地位在当时是多么显赫。当皇帝信用的中书通事舍人贤能时，国事兴盛，反之则衰败甚至覆亡。这说明，中书舍人在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有的制局监小官也能专国命。齐东昏时，一个名叫茹法珍的会稽人和一个名叫梅虫儿的吴兴人并为制局监，“俱见宠幸”。与左右应敕捉刀之徒并专国命，人谓之“刀敕”，权夺人主。京城里的人都说：“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
南朝的皇帝在中央重用中书舍人等小官，在地方则重用典签来监视地方官吏。典签是地方长官之下典掌机要的官。又称主帅、典韱帅或韱帅。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权力不大。南朝以来，多用王室亲王出任方镇，镇抚地方。可是自刘宋中叶以来，出任方镇的诸位王子，年龄都很小，如刘义隆都督徐、兖、青、冀四州军事时，年方12岁，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也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实在难以担当重任。而随同赴任的大员都是世家子弟，他们往往不屑留心政事，寄情于山水之间，其政治军事经验与出镇的诸王相差无几。因此，皇帝不得不派寒人出身的亲信官员充当诸王的典签。典签负责照顾诸王的饮食起居、官场应酬、迎送往来等诸般杂务，成为诸王的大管家。不仅如此，典签还代替诸王披阅奏章文报，处理军政大事，事权很重，成为事实上的大帅。同时由于诸王手握重兵，盘踞一方，常常演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威胁中央政权，导致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惨剧时有发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不但幼小皇子出镇方面，皇帝要派出典签帮助皇子处理政务，就是亲王临藩，世族出镇，也要由皇帝指定典签随同赴任，往往不只一人，进行严密监视，事事掣肘，使刺史不得为所欲为。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也必须由典签副署，才能签发。典签每年不定时地回京述职，向皇帝奏报刺史、郡守等地方大员的施政情况甚至饮食起居，可谓地方大员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监控之下。典签的汇报成为皇帝任免官吏的重要依据，“刺史行事之好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
当然也有地方官不吃这一套的，孝建三年（456），宗悫（què）为豫州刺史，吴喜公任典签。豫州的行政所施，吴喜公每多异议。宗悫不堪忍受，异常恼怒地说，“我年将六十，为国家效命，才得到巴掌大的一块地盘，怎么能让你来和我共享”。吴喜公直到磕头流血才平息了宗悫的怒火。甚至有的刺史不堪忍受典签掣肘，而采取政治上的暴烈行动。大明五年（461），海陵王刘休茂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常欲自专处决，典签每禁之，并密记其过失，欲向朝廷启奏。休茂一怒之下，杀掉典签杨庆、戴双，举兵造反。
南齐时，典签权势益盛，每年轮番还都言事，刺史郡守的升降去留，往往取决于典签之口。南齐诸王，更处于典签的严格控制与监视之下。金陵王萧子良看到部下大员无不对典签趋奉有加，就问一个名叫范云的部下：“士大夫为何巴结签帅？”范云回答说：“因为巴结签帅有十倍的好处。”可谓直言不讳。武陵王萧晔为江州刺史，被典签赵渥之诬告，免职还都。南海王萧子罕戍琅邪，欲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子罕向其母哭诉说：“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永明八年（490），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杀典签反。戴僧静愤怒地说，诸王取一梃藕、一杯浆，皆咨典签。典签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韱帅，不闻有刺史，诸王被逼上梁山，不反才怪。齐明帝萧鸾翦除高帝、武帝子孙，皆假手典签。梁武帝萧衍在位时，对皇室采取宽纵政策，典签权势渐削弱。
中书舍人和典签以卑职而行大权，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其一是世家大族已经腐朽，失去了处理军国大政的政治能力，难以托负军国重任。其二是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当险恶。宫闱喋血，时有所闻；藩镇狼烟，时而四起；朝代更迭，屡屡发生。统治者时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境地，他们不得不重用一些听话的心腹加强政治控制，宋、齐君主通过典签控制和监视地方军政，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虽不无作用，但终不能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无奈中的政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