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风闻奏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机构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分裂动荡最长的时期之一。门阀世族操纵朝政，皇权式微。历代统治者在宽待世家大族的同时，又不得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设立监察机构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维护皇权政治的稳定。因此，监察机构就在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较量中，时而强化，时而弱化，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政治曲线态势。

御史台在东汉以前一直归属少府管辖。到曹魏时期正式从中独立出来，成为体制完备的中央监察机构，其属官设置沿袭汉制，有御史中丞、治书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等官员。另外，曹魏时期依然设有司隶校尉，属官有都官从事、功曹从事、部郡从事等，其职权一如汉制。不过曹魏时期曾经设置“校事”一职，校事权力很大，可以“上察宫庙，下摄众司”，类似于秘密特务组织，经常秘密监视世家大族的言行，因而遭到世家大族的强烈反对。曹操为了平息众怒，曾经杀死了校事头子赵达。到魏文帝时期，校事罢设。

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势力恶性膨胀，其中的代表人物甚至开府施政，左右朝廷大权。皇帝在依靠世家大族的同时，又不得不加强监察机构的建设，强化其威权，扩大其编制，以此作为牵制和制约世家大族的工具。侍御史由曹魏时期的五曹扩大到十三曹，并且增设了禁防御史、检校御史等官。御史台的职权进一步扩大，“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职无不察”。御史中丞“位望愈尊，礼有加等”，成为朝廷权臣，威势煊赫。刘暾任御史中丞时，一次就奏劾了尚书仆射等朝廷高官十多人，受到皇帝赞许。西晋时期依然设置司隶校尉，负责纠察朝廷百官以及京畿之区，不过威势已非两汉时期可比，地位逐步下降。到东晋时期，由于御史台受到皇帝宠信，司隶校尉的地位进一步削弱，最后罢设不置。不过，东晋时期的尚书左丞又有了监察权，从行政机构内部进行监督和制约，“总司天台，纠正八座（指尚书）”。尚书左丞傅咸就曾经奏劾尚书郭奕“不上朝”。两晋时期对地方的监察是不时派出朝廷大员出巡州郡，周行四方，观省政教，督课农桑，弹劾地方不法官吏。

南北朝时期的中央监察机构因袭东晋，主要是御史台和尚书左丞。这时的御史台又称为“南台”或者“南司”，北朝称为“宪司”，政治地位和职权又有了提高和强化，刘宋的孝武帝明确规定，御史中丞专道而行，散朝时“内外众官，皆受停住”，要让中丞先走。南齐时期亦是如此，齐明帝曾经鼓励御史中丞江淹说：“今为南司，足以振肃百僚也。”南朝梁时张缅为御史中丞，号称“劲道”，“抗直不畏强御”，为百僚所惧，梁武帝曾经把张缅的画像挂在御史台衙门里，以示嘉奖。尚书左丞在南朝时期同样发挥作用，职权也有所扩大，不仅监督尚书同僚，还可以监督百官，包括御史中丞在内。宋、齐时期出现尚书左丞弹劾御史中丞的事件，如刘宋时期尚书左丞任遐就曾经弹劾御史中丞陆澄有“失察”之罪，陆澄因而被免职罢官，说明尚书左丞和御史中丞可以相互监察，彼此牵制。

刺史由监察官员转变为行政官员以后，对地方官吏的监督缺少了专门的官员队伍，两晋时期只是不定期派出朝廷官员巡行地方，行使监察权。不过，到南朝时期设置了典签，专门监察出镇地方的诸王、州刺史等地方官吏，不仅随时向皇帝报告诸王、刺史等官的言行，还干预地方政务，代替地方官批阅公文，地方官向朝廷呈奏的文书也必须加上典签的署名，才能上达朝廷，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典签的严密监视。当然，如果诸王、刺史有谋反或者贪赃枉法等不轨情形，而典签不知情或者隐匿不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刘宋时期，义阳王谋反，负责监视义阳王的典签遽法生失察，怕受到皇帝处罚，就弃官逃回老家彭城。

整个南北朝时期，在监察方式上还实行风闻言事。风闻言事开始于晋武帝，即不需要真凭实据，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弹劾公卿大臣，而且不公布弹劾者的姓名，实际上是鼓励廷臣相互揭发。风闻言事扩大了监察朝廷百官的信息来源渠道，扩张了御史等监察官员的权限，制造了政治紧张空气，使一些大臣整天生活在惊恐之中，生怕祸从天降，这对整肃官场、维护皇权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风闻奏事无形中也为一些政治集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创造了条件，以致朝野上下“奏劾相接，络绎不断”，内争激烈，国无宁日，这在政治黑暗的情况下尤其明显。

在北朝，世家大族的势力比较小，监察机关受到的政治掣肘较南朝为小，因而职能发挥更充分，地位和职权要比南朝更大。北朝的监察机构设置多因袭魏晋旧制。北魏的御史中丞改称御史中尉。作为整肃官场的御史中尉，气势煊赫，非同一般。据史书记载“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余百僚下马驰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其威仪之盛，空前仅有。孝庄帝时，皇帝的妹妹寿阳公主出行，冲撞了御史中尉高道穆，高道穆执棒呵斥，并命令随从打破公主车驾。公主找皇帝诉苦，皇帝反而向高道穆表达歉意。皇帝如此作态，其实是有意识地维护御史中尉的权威，以镇肃百官。此外，北朝也设置尚书左丞掌管监察，从行政体制内部对朝廷百官进行监督。尚书左丞的权力也很大，上到王公贵族，下到一般官吏，都有权弹劾。东魏时期的尚书左丞宋游通弹劾太师咸阳王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尚书令司马子如等朝廷高官大僚，震动朝野。此外行政官尚书令、尚书左仆射也有监察权。虽然北朝的监察官员有的和行政官员纠缠在一起，有点自纠自察的味道，但是由于世家大族的势力比较弱，监察效果要好于南朝。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监察机构的处境相当微妙。从皇帝的角度来说，他希望加强皇权，抑制其他政治势力，以免大权旁落，因此设置完备的监察机构，重用监察官员，来维护朝廷权威，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这个时期也是世家大族势力雄厚、如日中天之时。皇帝为了政治局势的稳定，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向世家大族作出妥协，满足其政治和经济特权。监察机构的设立以及职权的行使，势必触犯世家大族的利益，抑制他们的特权。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多次对监察官员进行政治打击，甚至主张废除监察机构，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因此，监察机构权力的行使，往往取决于皇帝和世家大族的政治斗争情势。当皇帝态度坚决，大力支持监察机构时，对官员的监察工作就易于开展，吏治也相对清明。当皇帝昏庸无能，受到某些政治势力挟制时，监察官员则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例如曹魏时期设置的校事，就对世家大族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当然这也引起了世家大族的极大不满，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限制校事的行为，甚至杀死校事官以取悦贵族，最后魏文帝不得不取消了校事官，废止了校事制度。这样的情况在西晋时期也很明显。西晋前期，由于晋武帝支持监察工作，出现了一些有作为的监察官员，如傅玄、刘毅等人，都是名震一时的人物。但是晋武帝显然也对世家大族有所顾忌，在有些时候对其网开一面。司隶校尉李熹曾经参奏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县令刘友等人相互勾结，肆意侵占官稻田，晋武帝一面称赞李熹为“邦之司直”，一面对山涛、司马睦等人予以赦免，只处置了地位最低的刘友。在惠帝时期，监察制度就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正直的官员受到权贵的打击报复，如周处担任御史中丞，刚正不阿，“凡所纠劾，不避宠戚”，结果被大官僚夏侯骏陷害至死。另外一些监察官员则依附权贵，为虎作伥，充当政治工具，卷入党争。惠帝永康年间，贾后欲废太子，一些朝臣反对，司隶校尉满奋秉承贾后意旨，把反对者全部逮捕入狱。东晋政权是在世家大族的扶植下建立的，皇帝根基不固，底气不足。监察制度如同虚设，对世家大族根本不起作用。桓温就呼弹劾他的御史中丞为“儿”，压根不把御史中丞放在眼里。晋穆帝时期，孙盛出任长沙太守，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州从事官不敢纠举他，他依然骂州从事官为“怪鸟”。南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皇权，稳定统治，多数皇帝公开支持御使弹劾不法官僚，并且不吝重赏，因此也出现了一批敢于执法的监察官员。齐明帝时期，江淹为御史中丞，接连弹劾中书令谢朏、护军长史庾弘远、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等高官大员，从此朝野“内外肃然”。齐明帝为此夸奖江淹为“近世独步之严明中丞”。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监察机构的工作是扭曲变形的，既有成效，也有挫折，这与当时的政治态势亦步亦趋，密切相关。

魏晋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