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凤凰池”——中书官制

西晋初年，佐命大臣荀勖（字公曾，出生年月不详，晋颍川颍阴，即今河南许昌市人），荀爽曾孙，早慧好学。初仕魏，为大将军曹爽掾。曹爽被诛，勖迁安阳令、骠骑从事中郎、廷尉正。后为大将军司马昭记室，数进谋略，深见信任。与裴秀、羊祜共掌机密。他长期任职中书监，掌管机密，但“每有诏令大事，虽已宣布，然终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闻也”。他的亲信多次劝他培植亲信，经营私人势力，他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人臣不密则失身，树私则背公，是大戒也。”司马炎代魏后，封他为济北郡公，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累迁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守尚书令，289年去世。史书评价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由代理中书监荣升为尚书令。虽然二者品秩相同，但是按照官场政治传统而言，从东汉以来，尚书令位极人臣，职尊权重，秉持朝中大政，是朝廷显宦中的第一把交椅。因此，荀勖的职位变动，无疑是一次升迁，同僚百官纷纷前往荀勖府第，贺其荣登高位。出乎众官意料，荀勖对这次升迁并不感冒，反而惘惘怅怅，若有所失，对众位官员说道：“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也！”就是说，把他调离中书，如同夺走他的“凤凰池”，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原来，这时朝廷中枢机构除了尚书台以外，还有一个中书监，其职责是“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禁苑，为事实上的宰相。因地位重要，接近皇帝，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亦称凤池、即禁苑中池沼。无怪荀勖不愿荣升新职，而有恋栈之情了。这说明从魏以来，中枢权力发生了新的位移，中央官制开始了新的变动。

从西汉中期开始，尚书即以其职掌机密、接近皇帝而大权在握，此时外朝官的权力由此而被尚书所侵夺。到东汉，尚书分六曹治事，即：三公曹、吏部曹、民曹、南北两主客曹、二千石曹，分管朝廷各项政务，权势如日月中天，时人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并尚书之任也。”荀绰云：“尚书是谓文昌天府也。”萧望之云：“尚书，百官之本。”后汉李固上书云：“国家有尚书，犹天有北斗。主为喉舌，斟酌元气。”可见尚书得到了时人的敬仰。但此时，尚书尽管权大位尊，却仍属于中朝官，并且仍设在少府机关之内，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正式机构。到东汉灭亡，曹魏建国，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尚书台从少府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中央机构，下设有五曹，即吏曹、左民曹、客曹、五兵曹和度支曹。曹下又分殿中、吏部、金部、度支部、农部、水部等共二十五郎，官员众多，机构十分庞大，职权也囊括朝廷各项大政事务，正式成为管理全国各种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因而也不便留在宫中，于是就迁到宫外，取代了三公和九卿，尚书由中朝官变为外朝官，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号称“宰相”和“副宰相”，“总齐玑衡，允厘六职”。尚书左丞也是“弹八座以下，居万事之会。斯乃皇朝之司直，天台之管辖”。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提高，尚书专权的现象也就必然产生，又加上尚书已成外朝官，与皇帝见面的次数少了，因而皇帝和尚书长官的关系也就逐渐疏远了，君臣间难免发生权力的冲突。魏文帝对尚书台很不放心，决心进行牵制，于是把秘书令改名为中书令，并另设了中书监，作为新的办事官员，以亲信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魏文帝之所以设立中书监和中书令两个地位平行的官员，是因为刘放和孙资二人资历相当，不好分其高下，只好设立两个机构，让两人分领），秉承君主旨意，发布政令，掌管机要，处理奏章。其属官有中书郎、通事郎、中书通事舍人等，分别处理具体事务。从此以后，中书监与中书令处于接近皇帝的关键地位，又成了“出纳王命，为王喉舌”的角色，并参与机密，决策定计。出任者多为皇帝的心腹之臣，因此，比尚书令更能得到皇帝的宠任。

刘放与孙资两人历经魏文帝、魏明帝以及齐王曹芳三朝，“久典机任”，将近三十年。特别是曹睿继位后，刘放、孙资二人更加被宠信，同加散骑常侍。刘放进爵西乡侯，孙资乐阳亭侯。刘放擅长写书信和檄文，曹操、曹丕、曹睿的诏命文书，很多出自刘放之手。西晋时，前面提到的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毗赞朝政”，预闻国家要政大事。晋惠帝时，张华任中书监，裴楷任中书令，二人共掌机密。张华曾经参与制订灭吴之计，并力排众议、兴师灭吴。

中书监、中书令如此重要，以至历代权臣，莫不趋之若鹜，如东晋王导，虽以司徒身份主政，身兼太保、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假节、尚书事，但仍领中书监。谢安池以中书令的身份主持朝政有年。成帝时，庾亮是皇帝的外戚。太后临朝称制，庾亮也是以中书令的官职操纵朝政的，以至朝中“政事一决于亮”。刘宋王朝时期，在中书监任职的戴法兴与巢尚之，深得皇帝信任，凡是有军国重事，孝武帝都和他们“参怀”，引为心腹重臣，而对王室成员却防范甚严，因此，两人拥权日久，威震朝野，就连皇室成员见了他们也要恭恭敬敬，不敢稍有冲撞。因为孝武帝多疑成性，残暴也成性，杀起皇兄皇弟来毫不手软，他人稍有不慎，就会大祸临头。这两人作威作福，专宠自任，以致时人有谚：“戴法兴为真天子，皇帝为假天子。”其威势之隆，以至如此。

孝武帝临死，遗诏江夏王刘义恭辅佐皇帝，出任中书监，被嗣君刘子业称为“实深凭依”的“阿衡”。但是王室成员身兼朝廷重臣的政治结局往往是悲剧。刘义恭作为中书监长官，位高权重，加之又是皇亲国戚，因而引起刘子业的疑心，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齐武帝时，在中书监任职的茹法亮是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小吏，多次出任贱职，又曾出家为道士。宋齐间，数任典签帅，揽权自重，势倾内外。齐武帝时，为中书通事舍人，与吕文度等相羽翼，权势远过公卿。史书说他“广开宅宇，杉斋光丽，与延昌殿（武帝的住所）相埒。宅后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时位至三公的太尉王俭不无嫉妒地慨叹：“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后被调任大司农，“法亮不乐去，固辞不受”，直到接任的人来了，他才不得不“垂涕而出”，哭哭啼啼地离开了被人们称羡的“中书势利之职”。北魏文成帝时，中书侍郎高允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文成帝也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言辞失当，文成帝虽有些生气，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高允任中书令时，文成帝对其非常尊重，“常不名之。恒呼之为令公”，因此人们把中书令呼为令公，以示尊重。

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主持大政的还有由尚书组成的尚书省和以侍中为首的门下省。大致说来，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都是宰相。其具体职权划分是，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以疏远。至梁、陈时期，国家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仅听命受事而已。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朝，最高政务机构已经模模糊糊地形成了决策、审议和执行三个机构。当然还不完善，三省并未有机地结合起来，三省长官都号称“宰相”，但在具体的权力分配和行使上，时常不均衡，具有人为的因素，往往皇帝宠任哪一个机构，哪一个机构的职权就随之上升，反之，则下降。也就是说，宰相无定员、无定职、无定名，“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委以机密者，为宰相也”。官不论贵贱，唯视其职之闲要，而其职是否闲要，唯视人主之意向；因此，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其职权时显时闲，时轻时重，未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