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杯酒释兵权”——宋代的军事机构
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才把他们平定。宋太祖心里对执掌兵权的将领总不大放心。在赵普的谋划下，到了公元961年的一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不由魂飞魄散，感到大祸临头，为避杀身之祸，连连磕头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多置良田美宅，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这样我们君臣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后来，宋太祖用同样的手段解除了其他一些节度使的兵权。
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自唐朝末年以来，藩镇割据，将领弄权，朝廷大权旁落，皇帝如同虚设。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对他们来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尔！宁有种乎”？这既是对皇权的蔑视，也是对拥有甲兵的自信。只要拥有了一定的武装，军阀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称孤道寡，黄袍加身，实在容易得很。宋太祖就是因为掌握了兵权，才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对此自然有着更深的体会，因此上台后就对军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宋朝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设枢密使、知院事史为长官，以同知院事、枢密副使、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为副长官，佐助皇帝执掌兵政。以下设有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等办事机构。枢密院主要职掌“军国机务、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以佐邦治”。凡是侍卫诸班入值，内外禁兵招募，以及军官的升迁赏罚，都由枢密院掌管。但是枢密院没有指挥和调动军队的权力，这从出任枢密院长官的身份即可看出。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北宋一代，枢密院正职（包括枢密使、知枢密院事、领枢密院事及判枢密院事等）共73人，其中文职出身者54人，武职出身者19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73.9％，而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6.1％；枢密院副职（包括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及签书枢密院事等）共129人，其中文职出身者108人，武职出身者为21人，文职出身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的83.7％，武职出身者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3％。其中从至和三年（1056）到北宋灭亡（1127）为止，枢密院正职一直由文官独自连续担任，前后达71年之久。枢密院内武官不仅有人数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且武职出身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明显下降。大致而言，宋初枢密院武职出身者尚有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权力，到宋真宗以后，其地位和权威便日益降低。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武将出身的或为庸碌之辈，或为小有军功者，几乎成为摆设。嘉祐以后，枢密院实际上成为文臣的一统天下，武将则几乎被清除殆尽。在南宋也有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如韩世忠、张俊曾经出任枢密使，岳飞曾经出任枢密副使，不过都是由于南宋时期危险的战争形势，而且出任者多在军中领兵作战，未在朝中理事。当时文臣不仅在朝廷主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而且在战场上也成为方面军的统帅。如夏竦、范仲淹、韩琦及庞籍等文臣都是西北前线的指挥官，而武将只能扮演副手和下属的角色。枢密院的主要作用是制约统兵将领，是宋王朝一贯坚持的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政策的具体体现。
宋王朝的精锐军队是禁军。宋太祖在后周时就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此时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高级军队职务。同时，把禁军二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衙、侍卫马军衙、侍卫步军衙，三者鼎足而立，互不统属。每衙中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兵变。三衙的将领则使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军官出任，并且时常调换。三衙的将领只是负责训练军队，演练阵法。至于禁军外出作战，则由皇帝另外指派将领率领。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实行以文制武，禁军的调动和移防要听命于枢密院，而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军队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防地点每隔几年要更换一次，而将领却原班不动，目的是造成“兵无常帅，将无常帅”，“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局面，隔断帅、将、兵长时间接触而形成的人臣关系，结果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帅，使将帅不得专其兵。禁军的布防是按照“守内虚外”的方针进行的。禁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左右驻防在京师附近，其余则戍守全国各个要地，至于边境地区只驻防少量禁军，以免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这与唐朝的军事布防正好相反。宋太宗曾经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番话传神地说明了宋朝军事如此布防的意图。
宋太祖对于养兵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荒年百姓造反，军队不会反。丰年百姓不会造反，而军队有可能造反”，因此，每当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他就大量扩大兵员，强壮的选入禁军，不合格的充作厢兵。这样一来，农民造反的骨干力量就转化为镇压造反者的力量。当然这无疑会造成兵员数量的膨胀。宋太祖末年，全国有军队37万多人。到宋英宗时达到116万人，九十年间，军队增加了两倍多。
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另派将帅，并且由皇帝制定作战计划，遥控军队的军事行动。为了监视将帅的行动，常常利用太监充任监军，或者干脆以文臣领兵打仗。如向敏中曾经指挥西北战事，范仲淹、韩琦也先后担任西北边防统帅。文人本来不擅长军事，因此，宋朝的军事行动往往败多胜少，边患连连。夏竦指挥西北边防时，就被西夏人所轻视。王钦若出镇大名，看到辽兵从城下经过，吓得烧香拜佛，祈求上天保佑。宋朝边防不振，这是原因之一。
北宋对军事机构和军队组织的改革，对解决藩镇割据、武人拥兵称雄的现象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由此而来的矫枉过正，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恶果，如实行兵将分离的政策，带来了兵将互不熟悉、军队指挥不灵的弊端，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虽然北宋豢养了百万大兵，是当时各个并存的政权中最多的，却依然抵挡不住辽和西夏的进攻，屡屡丧师失地，不得不以每年付出巨额的白银丝茶来换取边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