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陶亢德
致陶亢德[1]
一 一九三六年八月前
亢德兄：
谢谢信！先决定一件事：由八月起，我供给《宇宙风》个长篇。由八月一日起，每月月首您给我汇80元；我给您一万至一万二千字。全篇登完，不一定交人间书屋出单行本，因为有人屡向我索书，不好意思太那个了。
《逸经》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写；不然，我就先写，而后找地方出书；零售与整卖，不过时间上有差别而已。
上海非我所喜，不想去。编辑，如需要我顶名，请即利用之；不要钱，钱不管事。
“樱海”与“天赐”近来还能卖否？
匆匆，祝
吉！
要是决定这么办我就开始写了。 [2]
弟舍予躬 [3]
二 [4]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亢德兄：
示，谢！
弟以十三日到济，携物不多，预料内人能届满月 [5] ，再回去接眷运物也。乃十四日即有事变，急电友促妻来；她产后亦恰十四日，无力操作收拾，除衣被外尽放弃，损失特重。到济，她入医院静养，我住学校，小济等住友家；旋小济亦病，入院，一家数地，杯碗兼无；大雨时行，不得出屋，真急杀人也！北平复无信，老亲至友，生死不明，寝寐不安！稍晴，乃入市置买零物，略略成家；青岛虽仍僵持，亦不敢冒险回去取物，不知何时即开火也。
济南尚平静，一时亦不至有兵灾，唯郊外水漫及城，青菜稻田皆没，而一旦东线有事，难逃空袭也。
日来，冒雨奔走，视妻小，购物件，觅房所，碌碌终日，疲惫不堪，无从为文。《宇宙风》暂停，出不得已，慎勿愤愤也！
…………
日侨在济者已全退出，在青者渐亦退清，可以战矣。青市……据人言——已成空市，铺户皆闭，即使沉着气住下，亦无法生活也。
匆复，祝
吉！
弟舍 [6]
有何迁动，千祈示知！
亢德案：老舍先生本拟在“八一三”离青来沪，“八一二”闻沪局有破裂讯，急电告“沪紧缓来”。嗣得信，赶往济。顷得详信，读之叹气。谁为为之，敦令致之？不共戴天，中国与日本之谓也。
原载1937年9月《宇宙风·逸经·西风联合旬刊》第二期
三 [7]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亢德兄：
由家出来已四个月了。我怎样不放心家小，是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你现在也把眷属放在了孤岛上，而独自出来挣扎。我的唯一武器是我这枝笔，我不肯教它休息。你的心血是全费在你的刊物上，你当然不肯教它停顿。为了这笔与刊物，我们出来；能作出多少成绩？谁知道呢！也许各尽其力的往前干就好吧？
这四个月来，最难过的时候是每晚十时左右。你知道，我素日生活最有规律，夜间十点前后，必须去睡。在流亡中，我还不肯放弃了这个好习惯。可是，一见表针指到该就寝的时刻，我不由的便难过起来。不错，我差不多是连星期日也不肯停笔，零七八碎的真赶出不少的东西来；但是，这到底有多大用处呢？笔在手里的时节，偶尔得到一两句满意的文章，我的确感到快乐，并且渺茫的想到这一两句也许能在我的读众心中发生一些好的作用；及至一放下笔，再看纸上那些字，这点自慰与自傲便立时变为失望与惭愧。眼看着院内的黑影或月光，我仿佛听见了前线的炮声，仿佛看见了火影与血光。多少健儿，今晚丧掉了生命！此刻有多少家庭被拆散，多少城市被轰平！这一夜有多少妇孺变成了寡妇孤儿！全民族都在血腥里，炮火下，到处有最辛酸的患难，与最悲壮的牺牲。我，我只能写一些字：即使我的文字能有一点点用处，可是又到了该睡的时候了；一天的工作——且承认它有些用——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呀！我不能安心去睡，又不能不去睡，在去铺放被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无知的小动物，又须到窝穴里藏起头来，白白的费去七八小时了！这种难过，是我以前所未曾有过的。我简直怕见天黑了，黄昏的暮色晚烟，使我心中凝成一个黑团！我不知怎样才好，而日月轮还，黑夜又绝对不能变成白天！不管我是怎样的想努力，我到底不能不放下笔去睡，把心神交与若续若断的恶梦！
身体太坏。有心无力，勇气是支持不住肉体的疲惫的。作到了一日间所能作的那一些，就像皮球已圆到了容纳空气的限度，再多打一点气就会爆裂。这是毕生的恨事，在这大家都当拼命卖力气，共赴国难的期间，便越发使人苦恼。由这点自恨力短，便不由的想到了一般文人的瘦弱单薄。文人们，因生活的窘迫，因工作的勤苦，不易得到健壮的身体；咬牙努力，适足以呕血丧命。可是他们又是多么不服软，爱要强的人呢。他们越穷越弱，他们越不肯屈服，连自己体质的薄弱也像自欺似的加以否认或忽略。衰病或夭折是常有的当然结果，文学史上有多少“不幸短命死矣”的嗟悼呢！他们这样的不幸，自有客观的，无可避免的条件，并非他们自甘丧弃了生命。不过，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愿细细的述说这些客观的条件与因由，而替文人们呼冤。反之，我却愿他们以极度的热心，把不平之鸣改作自励自策，希望他们也都顾及身体的保养与锻炼。文人们，你们必须有铁一般的身儿，才能使你们的笔像枪炮一样的有力呀！注意你们的身体，你们才能尽所能的发挥才力，成为百战不挠的勇士。于此，我特别要诚恳的对年轻的文艺界朋友们说——或者不惜用“警告”这个字：要成个以笔为武器的战士，可先别忽略了战士应有的铜筋铁臂啊。“白面”书生是含有些轻视的形容。深夜里狂吸着纸烟，或由激愤而过着浪漫的生活，以致减低了写作的能力，这岂但有欠严肃，而且近乎自杀呀！日本军人每日在各处整批的屠杀我们，我们还要自杀么？我们应当反抗！战士，我们既是战士，便应当敏捷矫健，生龙活虎的冲锋陷阵。我们强壮的身体支持着我们坚定的意志。笔粗拳头大，气足心才热烈。我们都该自爱自惜。成为铁血文人，在这到处是血腥与炮火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出怒吼。惭愧，我到时候非去休息不可，因为身体弱；我是怎样的期待着那大时代锻炼出来的文艺生力军，以严肃的生活，雄美的体格，把“白面”与“文弱”等等可耻的形容词从此扫刷了去，而以粗莽英武的姿态为新中国高唱前进的战歌呢！浪漫，为什么不可以呢？！然而我们的浪漫必是上马杀敌，下马为文的那种磊落豪放的气概与心胸，必是坚苦卓绝，以牺牲为荣，为正义而战的那种伟大的英雄主义。以玫瑰色的背心，或披及肩项的卷发，为浪漫的象征，是死与无心肝的象征啊。
自恨使我睡不熟，不由的便想起了妻儿。当学校初一停课，学生来告别的时候，我的泪几乎终日在眼圈里转。“先生！我们去流亡！”出自那些年轻的朋友之口，多么痛心呢！有家，归去不得。学校，难以存身。家在北，而身向南，前途茫茫，确切可靠的事只有沿途都有敌人的轰炸与扫射！啊，不久便轮到了我，我也必得走出来呀！妻小没法出来，我得向她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她们交给命运。我自己呢，谁知道能走到哪里去呢！我只是一个影子，对家属全没了作用，而自己也不知自己的明日如何。小儿女们还帮着我收拾东西呢！
我没法不狠心。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亡城里。妻明白这个，她也明白，跟我出来，即使可能，也是我的累赘。我照应她们，便不能尽量作我所能与所要作的事。她也狠了心。只有狠心才能互相割舍，只有狠心才见出互相谅解。她不是非与丈夫揽臂而行不可的那种妇女，她平日就不以领着我去看电影为荣，所以今天可以放了我，使我在这四个月间还能勤苦的动我的笔。
假若——呕，我真不敢这样想！——她是那从电影中学得一套虚伪娇贵的妇女，必定要同我出来，在逃难的时候，还穿着高跟鞋，我将怎办呢？我亲眼看见，在汉口最阔绰的饭店与咖啡馆中，摆着一些向她们的丈夫演着影戏的妇女。她们据说是很喜爱文艺呀。她们的丈夫们是否文艺家，我不晓得；我只不放心，假若她们的丈夫确是作者，他们能否在伺候太太而外，还有工夫去写文章呢？假若在半夜由咖啡馆回到家中，他还须去写作，她能忍受在天明的时节，看到他的苦相——与男明星绝对相反的气度与姿态吗？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妇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严肃的生活，来自男女彼此间的彻底谅解，互助互成。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香艳温柔的生活只足以对得起好莱坞的苦心，只足以使汉口香港畸形的繁荣；而真正的汉奸所期望的也并不与这个相差甚远吧？
现在，又十点钟了！空袭警报刚解除不久。在探射灯的交插处，我看见八架，六架，银色的铁鹰；远处起了火！我必须去睡。谁知道明日见得着太阳与否呢？但是今天我必须作完今天的事，明天再作明天的事。生与死都不算什么，只求生便生在，死便死在，各尽其力，民族必能于复兴的信念中。去睡呀，明日好早起。今天或者不再难以入梦了，我的忧思与感触已写在了这里一些；对老友谈心，或者能有定心静气的功效的。假若你以为这封信被别人看到，也能有些好处，那就不妨把它发表，代替你要我写的短文吧。
《大风》已收到，谢谢！希望它更硬一些。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拟在本月下旬开成立大会，希望简公们都入会。你若能来赴会，更好！祝
安！
老舍武昌，二十七，三，十五夜。
原载1938年5月1日《宇宙风》第六十七期
四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
亢德兄：
在战时首都，已住有九个月了。在这九个月里，我给您和复您的信，都是三言两语，简单得难以为情；信尾巴照例的总是“忙，不多写”，为是表明我不是没话可说，而是没工夫说话。不过，假若我是您，恐怕也要纳闷：“这家伙到底忙什么呢？”我想您必已那么纳闷过，因为“忙，不多写”只表示了我忙，而未说明为什么忙啊。今天，我是在乡下，水田三面，青山数峰，晨有鸟鸣，晚听蛙曲，门外连个卖油条的也没有。乘这个机会，我决定给您写封长信：（一）略减心中的难堪；（二）说明几月来忙的是什么；（三）过两天就又回城里去，一到城里，我的时间便不听我的话了。
我记得：在去年三月下旬，全国文艺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开过了成立大会的时候，我给过您一篇短稿，报告开会的盛况。后来在七月尾，“文协”奉命疏散，以八月中旬抵渝，我又给了您几百个字，略述旅途中的感触。假若您也还记得上述的两篇小文，或者您就可以猜测个八九不离十，我忙的是什么了。
“文协”是由去春在武汉的全体文艺工作者发起的。我恰在武汉闲住，所以也被约为发起人之一。开大会那天，选出理事四十五人。这四十五人中多一半是住在武汉，以便随时可以开会；少一半是散居各处的，以便互通声气，在各地推动工作。大概到今天，还有已被选为理事而不知其事的，那是因为会里没法去函通知，或因特殊关系不便通知他们。这也许是过于小心，可是会中不能不多留点神。郭新与姚棠就都是理事，而会中始终未与他们通信，即是一例。理事会成立了，决定有闲的多负责办事，我正赋闲，便义不容辞地多跑跑腿。今年改选，我仍当选，不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还在赋闲，有工夫帮忙。据从孤岛来的一位友人说，岛上小报，载有我携皮包，很神气的到某衙门办公的消息，显系传闻之误，我忙且穷，并无薪俸可拿也。过去的一年中，有不少的朋友到政府机关去作事：精诚团结，政府求才，才得其用，正是很合理的事情；我个人所以不愿入衙门者，只是因为才薄学浅，担不起重任而已。不作官，而在“文协”帮忙，亦是在朝在野，各自努力救国之意，并没有什么清高不清高的界判。
说到这里，我想您已经看清我是为了什么忙碌，忙碌得连信也没工夫写了。可是，我必须先说明白：我之帮忙“文协”，可只是帮忙，并非主持会务。“文协”的会务是由理事们负责办理，并没有什么会长副会长，所以也就很难说谁主持一切。没有谁主持什么，事事都由理事们商妥办法，而后交给大家去作，凡是会员都应负些责任。我所帮忙的，只是事务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比别人做的多着多少。把这些说清，您就可以明白了：（一）“文协”是全文艺界的组织，事务由大家分担；（二）因我个人的忙碌，您可以想象到别人的热心，“文协”并非只挂了一面牌子而没事做，或不做事；（三）理事与会员们必须担起工作，因为会中经费不充裕，不能多聘用拿津贴的职员；会中愿尽可能的把钱花在事务上，不愿多花在薪资上。
那么，您也许要问，“文协”到底做出什么来了呢？很不容易回答。我先请您认清这一点：凡是一个组织，必有它的事务与事业，而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事业越多，事务自然越多，一件事业往往有许多件事务。事务没人做，事业绝不会做起来。因此，“文协”的事务——写信，打电话，跑腿，开会……必须有人做，而后才有事业可表现。这可就忙坏了大家，而外间也许毫无所知。这一年多，大家都不敢偷闲，可是连这样不识闲，事情还是没办出多少；事情有很多，客观的困难可也不少，往往用了很大的力量而扑个空。可足自慰者，不管怎样，会务可是始终没有停顿，停顿若是等于死亡，那么“文协”绝没有死亡的危险，因为大家还都很忙。
现在不妨再从正面来说。以言出版，“文协”已有三个小刊物：会刊，前线增刊，和诗歌专刊。假若能筹出钱来，在不久将添印会刊的英文版。以会中经费的困难，以今日邮递的迟滞（深深影响到稿件的来源），以首都纸张的昂贵及印刷的不便，能支持三四个刊物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言组织，成都，昆明，香港，襄樊等处次第成立了分会，都与总会取得密切的联系。以言研究，文艺各部门都有了座谈会，编辑各部门的宣传小册子，并随时供给各机关各报纸以宣传文字。这一些小小的成绩，当然不足使任何人满意，最感到不满意的恐怕还是负责办事的人。要办事而办不出，不是最难堪的吗？不过，在自觉不满之中，可也必须把经费及其他种种困难算进去，不公平的自咎也有时候显着过于谦退而有失爽朗真诚。经费既窘，困难复多，而还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成绩者，实在是因为大家真肯团结，真肯劳而不怨；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假若没有团结的真诚，恐怕就是有了钱也不会有任何建树的。
作到了精诚团结，所以才引起各处文艺者的敬重，而分会次第成立。分会的工作，因为地方上特殊的关系与条件，也许比总会作得更切实更活泼，可是总会的重要并不因此稍减。总会的工作，因为是总会，事实上不能胶着于某点上；它必须把团结的精神渗透到各分会，而使各分会能就地设法，推动各地所需的工作。总会一闹笑话，分会的工作，自然受到恶劣的影响。总会，所以，必须是个精神的领导者。因此，总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必善于应付，使社会上认识它信任它，而后才能把分会巩固住，使分会的工作能在地方上顺利的进行。这可不是说，总会的工作只限于应付与交际，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做些什么。它很愿多做出些事来，一方面在精神上领导着全文艺界，一方面也和各地分会竞赛事工。可是，它的钱太少，而又不能把所有的那一点钱全数花费在某一件事情上。这样，它只能慎重的握着那一点钱，而像打游击战似的，非看准了情势，决不轻易调动人马。该作的事情真是太多了，而总会往往有心无力，想不出办法。这种困难情形，往往使会内的人劳而无功，白费了许多精神而无结果，同时也许使会外人莫名其妙，不知大家为什么那样忙得可笑。亢德兄，连你自己恐怕对我们也有点莫名其妙之感吧？
可惜，去年您未能到武汉来，今年您又说有意来渝，可也未能实现。假若您来过，与我们玩耍几天，我相信您必会得到个很不坏的印象。第一，您必能看清，会中是多么穷，会中的人是多么穷，可是穷得很有精神，天天有些事做。第二，您必会看出来，经过这一番穷干，实在有它的很大很好的影响：“文协”说，我们一致对外，好，报纸刊物上就不再见了文人相互攻击诟病的文字。“文协”说，我们的文章要下乡要入伍，好，对通俗文艺持怀疑态度的马上把否认变为善意的商讨，而另有一些人就在各地工作起来。“文协”说，某件事从会的立场看应如何作，好，大家便捐弃了自己的主张而服从会中的决定。假若您看到这些现象，您一定也会想到，“文协”的事业，虽然还没有好多，可是凭它在今日的气象与精神，它确是立下了异日事业发展的基础。它已经把有机会与它接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而且关切着全国文艺界同人的工作与生活。在今天，会务差不多完全是在救亡图存的宗旨下活动着，还谈不到什么保障写家的利益，与写家谋什么便利。可是，今日的团结无疑的是可以照亮了明日的互助与合作的路途的。至于在救亡图存之下，大家决不肯为小小的一点意见不合而吵嘴，或为吃了点亏而颓丧，正是理之当然，用不着表白的。
您看，您屡次催我写稿子，我都未能马上办到，就是因了我宁肯少收入一点稿费而得先忙“文协”的事。我穷，我急需多收入一点钱，可是我不能专顾自己。先把“文协”的事办妥是每个文艺者的应有的态度，我自己也不甘居例外。“文协”已经存在——多么不容易——我愿它永久存在；“文协”已办了一些事，我愿它事业日新，永远峥嵘日上！请您原谅我未能时常供给您稿子，更希望您鼓励我，不以为我忙得毫无意义！
渝市遭狂炸，同人等都安好，虽物质上受了不少损失，可是大家都更兴奋，更坚决；也许因种种新来到的困难，会务更难推动，但大家决不怕，不慌，不逃！请您放心！假若您以为这封信可以发表，就请登入《宇宙风》也好。祝
吉！
老舍 五，十七
原载1939年7月1日《宇宙风》乙刊第九期
五 [8]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亢德兄：
读示甚感！在今日，得远地故人书，诚大快事。可是在未读之前，又每每感到不安——还欠着你的文债，已催过两次了啊！这点不安，还决不是虚浮的只怕朋友挑眼生气，而是有些说不出的什么，在心的深处活动。算了吧，不便勉强去说那不大容易说出的一点什么吧；反正你会想象出好些个事来，其中必含有请求原谅，心心相见，国事家事……而后，在原谅我之外，也许还得到一些妙微难言之感，而落几点泪。
勉强形容心境，有时候是自讨苦吃的；好吧，还是说些事实较为痛快。
从六月底，我就离开重庆，到西北绕了个不小的圈子；直到十二月中旬才回来。五个多月，没有给您写稿子，也没有给任何朋友写稿子。十年来，这是第一次脑子放假，完全作肉食动物的生活差不多半年！路上相当的辛苦，见了炕就想快睡，所以没法写作。加以，所见到的事虽是那么多，但是走马看花，并没看清楚任何一件；假若写出来，定是一笔胡涂账，就不如不写。因此，路上不能动笔，归来不想动笔，都是真情实话。
生平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一气走两万里呢？这么一想，可就自然而然的愿作出点东西来，留个纪念。但是，怎么写呢？写游记，我不内行；我没有达夫兄那样的笔。写故事，又并没听到什么。写报告，我最不注意数目字，而数目字又不是可以随便画的。写戏剧，不会。于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写一首长诗，比较有些偷手：什么都可以容纳，什么又都可以“暂且不提”。好，我就决定要写长诗。
可是，自从进了重庆，直到今天，我的长诗还没有头一个字。“文协”的会务，在我远征的期间，都仗着留在会里的友人们热心支持；我回来了，理当和他们换换班。这就花去许多时间。事情虽未必作得出，更不要说作得好，可是多跑腿，总显着合于有力出力的说法。此外，还须时时参加别的团体的会议；因“文协”是个民众团体，团体也有团体的朋友啊。跑路开会都是费时间的事，而时间又是那么铁面无私，决不给任何人一点情面，多借出一块儿来。
在这么乱忙之中，还要写文章，因为不写就没有饭吃。啊！我可以想象到，看到这里，您必定笑了——这家伙可说走了嘴！敢情他不是不写，而是写了不给“我”呀！对，有您这么一想！不过，您还得听我慢慢的说。
现在写文章，简直是“挤”，不是“写”。战时首都的刊物与报纸，自然比别处多一些，那么要文章的地方也就多一些。这，其实也好办；要文章在他，写不写在我；我本用不着生挤硬作。不过，我并没有那个自由。要文章的既都是朋友，而且相距不远，可以时时来索取。好，我只有硬挤乱凑，别无办法。今天凑一千字一篇；明天凑一千五百字，又算一篇。写着十分伤心，不写又无法吃饭；我名之曰文章凌迟，死而后已！
您看，您是那么远，无从来坐索，怎能得到稿子呢？我并没忘了您，也没忘了应写些像样的东西，可是我长不出另一只手来，可以多写；也长不出另一个脑子，能够既快且好。
您也许说，不会找个清静地方藏起去吗？不行，我不能藏起去。说真的，我心里老这么想：今日的文艺不应离开抗战，今日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应图清静而离开社会。一入山修道，我的文艺生活便脱了节。我的作品已被凌迟，不错；可是，我究竟没有闲着：写鼓词也好，写旧剧也好，有人要我就写，有用于抗战我就写。这样，写的不好是实情，我的心气可因此而越来越起劲；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字者，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再说，在后方大都市里，书籍刊物的确是不少，但是前方的情形便大不相同——大家简直找不到东西念。因此，顾及质的提高，固然有理；可是顾及量的增加，也不算罪过。我不能自居为多产的作家，因为事忙体弱，并不能下笔万言。我只求自己不偷懒，虽不能埋头写作，可是有工夫就写一点，希望所写的多少有点益处。
近来物价高涨，生活较前更为困难。不过，非到万不得已时，我总不至于放弃作家生活，而去干别的营业。请您放心，我一定有那么一天，给您寄点看得过去的东西；您应代为祷告：别生病，别改行！
向兄 [9] 是在北碚教育部。何容兄则仍与我住在一处。匆匆，祝
吉！
弟舍拜。十二，卅一
原载1940年2月《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一期
六 [10]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
亢德兄：
是的，为《宇宙风》百期纪念，的确应当写点什么。不过我正在写制万行长诗，诗难才短，且多杂事，每日仅能得十行八行；故决定停写杂文，以期慢慢而专，总还有写成的希望。为百期纪念撰文，遂必落空，只盼情有可原，格外原谅！长诗已成十段，都被友人们要去；既不肯再写杂文，也只好向我索诗，并非写的怎么了不得。你别忙，容我慢慢的写，我会给你保留两段（约三百行），虽赶不上百期纪念号，但三百行诗在那里也总占些地方，不是吗？
就那么办吧，即不多说。
我猜，你也许会把此函发表，在百期纪念号上凑凑热闹。那么，我就多少的报告一些行都方面的事实，填满这张纸吧。
今年的戏剧月（四月）在重庆比去年还火炽。《黑地狱》，《软体动物》两出旧戏重排而外，章泯的《黑暗的笑声》，顾一樵的《岳飞》，余上沅的《从军乐》，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塞上风云》，与宋之的和我合编的《国家至上》，都紧接演出，你说热闹不热闹？看话剧的人确是一天多似一天，实在是好现象。剧本呢，也不完全是抗战八股了，而开始在人物创造方面留意，似亦值得称许。
在文章方面，最热闹的是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内容如何，一言难尽，我只能说这次的争辩，已是按理自陈，按理反驳，而没有乱骂的。我忙，所以没参战，可是对大家所取的争而不骂的好态度，十分的钦佩。
重庆的文艺刊物也比去年更有起色。文艺协会的会刊已改成月刊，每期容纳十万字以上，甚是结实。《文艺月刊》，《七月》，《弹花》，还都照常出版，新又添了一个《文学月报》，销路也很好。
近来出版的书，以剧本为最多，小说仍然缺乏，特别是长篇，这大概是因为（一）剧本有突击能力，写成即可上演，马上收到宣传的效果；（二）写家们穷，天天由手到口的挣钱吃饭，不能把牙支起来，在长期绝食中撰制长篇小说。至于诗，集子仍不多见，可是已由大家的努力把它的地位提高了好多；各刊物已给它以很好的地位，不再用以补白了。
就说到这里为止吧，祝
吉！
弟老舍 五月九日
原载1940年6月《宇宙风》百期纪念号
* * *
[1] 陶亢德（1908—1983），现代作家、编辑家，当时是上海《宇宙风》的编辑。
[2] 这句话原写在信的右上方。
[3] 此信无日期。
[4] 本信发表时题为《乱离通信（一）》。
[5] 1937年8月1日作者夫人胡絜青在青岛生第三个孩子后，青岛面临日军侵略的威胁。作者一人于8月13日到济南，想等胡絜青满月后再举家迁往济南。但因战争临近，胡絜青只好提前于8月14日携子女三人到济南。
[6] 此信无日期。
[7] 本信发表时题为《一封信》。
[8] 本信发表时题为《又一封信》。
[9] 即王向辰。
[10] 本信发表时题为《行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