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友人书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

××兄：

谢谢信。《蛤》集能在内地重印，甚谢！家小年前来渝，小儿女皆“当吃不让”，食量过其父，而米面之贵，又似乎故意与拿笔杆的开玩笑，故不能不设法把旧作品整理一下，盼能多些收入也。商务的三本，均已重印，销路尚好；月间收入仅数千元，而支出必须过万，三书若能得些版税，或不至全盘垮台耳。

年前割治盲肠，经过尚称良好，入冬即已略略能写作矣。不幸，旧历年后，胃疾大发，日夜水泻，似“鲁尔区”的大闸之被炸毁。消化机器既坏，贫血症乃又乘机而动，头又昏起来，工作全停。从在医院治盲肠时，医生即严嘱戒酒，故在过年的时候也滴酒未尝。酒已戒，而胃肠病仍起，真是命该如此！半年未动酒了，见着它便有“口中淡出鸟来”之感，但为了健康，总未敢破戒。前年偶得“文章为命酒为魂”之句，现在应加以修正了。戒了酒身上应是舒服了好多，但不饮则不豪，仿佛失去了生命的爆炸弹似的。

三月下旬去渝，住了整一个月，数月未入城，曾屡函“文协”应允辞去理事之职，以免重误。可是，朋友不许我辞，反而屡促入城，调整会务。三月二十七日是“文协”的成立六周年纪念，故于二十二日入城，筹开大会。大家决定在四月十六日开会，说是多有几天的工夫，好从容布置。大会开得很好。文协近二年来，无一日不闹穷，故事情做得很少。此次年会，蒙政府各机关给予补助，和会员们都掏了腰包，除开支外，还余下几个钱，以后的工作或者可以好一些了。现在，大家正发动为贫病文友筹募援救基金。假若我们能得到几十万元，专做援助贫病文友之用，或者可以救活几个人，而减少文艺界人力的损失。

文协年会的次日，大家给我庆祝习作二十年。事前，我曾力辞，因为我知道我并未写作出过什么值得夸赞的作品来。不过，大家一定要热闹一次，我没法拦住。在会场上，大家叫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泪堵住了我的喉咙。大家实在是过分的抬爱我。而我并没能在文艺上有何建树啊！事后，我觉得应当这么说：我的文章并无足取，使我骄傲的倒是能有这么多的朋友！假若友谊是生命的共鸣与共荣，我觉得二十年的苦干且不管成绩如何，并不是没有报酬的！

关于去蓉的话是有这么一段历史的：去年，我听说家小要由平来渝，我就打算到蓉去接他们。一来，他们可以省走一千里；二来，家住成都比住在重庆舒服一点。那时候，恰燕大的梅校长因公来渝，他说，“你来教几点钟书，我替你找房住。”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我晓得找房子住是比我几堂课更难的。可是，家眷来渝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躺着呢。肠虽已不盲，腹上可有一个洞呢！况且，他们根本没有路过成都，而是由宝鸡直达重庆的。我曾函告他们，既未到成都，那就不须再多此一举地折回去了。于是，我们便住在了北碚。梅校长曾屡次约我去蓉，我可是不易离碚，身体老不甚好，家中又只有我这么一个年岁大一点的男人；我若离家，他们就会不放心我的身体，而我也疑心他们的安全。再说，我的全部图书全在济南被敌人抢去，教书而无书，怎么教呢？只好等机会吧。假若朋友们有便车，就把我装到成都去，我想我应当义务地去给燕大讲点创作的经验什么的，以赎失信之罪。

你嘱我写的稿，我一时交不了卷。今春，朋友们给我庆贺习作二十年，我总觉得有点“虚张声势”，因为我没有写出过好的作品来。因此，为酬答友人们奖励的厚意，我决定写一篇长约数十万至百万字的小说，一来稍减虚张声势之罪，二来可以专心一志干活不再像前二年那样的东一耙西一耙地乱抓，而抓不到什么像样子的东西。再说，自从抗战以来，我只写过几篇不大像话的小说，现在也该破些工夫打算起码花费二年的时间好好地写一部比较有分量的东西了。剧本和诗什么的我都学习过了，成绩都不很好。朋友和我自己都以为我还是长于写小说，所以我这次决定写个长篇小说，而把剧本什么的暂时搁在一旁。

这篇长小说是以北平为背景，由七七抗战起写到抗战的第六年。每次我写小说，差不多总是以一两个人为主角，以免贪多嚼不烂。这次我将以一条巷子里的七个院子的人为主角，大概至少也得有四五十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老诗人，中年的画家，中学教员，拉车的，剃头的，摆台的，棚匠，票友，歌女，小汉奸女流氓，老寡妇，巡警……这是个大胆的尝试！如何安置这些人，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晓得！现在我已写了十万字，而人物还没有介绍出二分之一呢。不过，不管怎样，我决定写下去。大概写到四十万字，我方能晓得它是“要得”还是“要不得”。假若“要不得”呢，我就把它扔掉，决不落半个泪！万一有可取之处呢，我就继续写下去，希望能在明年年底写完。玩艺儿是假的，工夫是真的，若真能写成一百万字，即使是浪费笔墨，也浪费得勇敢啊！每天，我只求能写出一千五百个字来，其余的时间是用以“思前想后”。短篇小说及杂文，似应一律停写，以免盆砸啦，罐儿也打了，两败俱伤。匆匆祝吉！

弟舍上五·廿　北碚

原载1944年6月18日《华西日报·每周文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