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周扬
致周扬[1]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周扬先生：
在延安见到先生与艾思奇，李初梨，萧三诸先生，实在给我莫大的欣慰！可惜，因为急于北去，未能见到丁玲，何其芳，沙汀三先生，和其他的文艺工作同志们，深感歉歉！希望你肯代向他们致意，并希望我在折返西安的时候，再在延安停留一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在咱们会面的时节，我顺口答应的把“文协”总会的情形略为报告几句，当然是彼此都感到时短言长，不能尽意；所以我愿再写给你一些我以为值得说一说的，你自己看过之后，或者还教延安的友人们都能看到，就更好了。
“文协”已成立了一年半。在这过去的一年半中，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多少了不起的表现。不过，假若有人一定要问，到底“文协”也有一半桩值得夸口的事没有，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回答：有！我们团结了，我们团结得好！我常这样设喻：“文协”好比英国的王，虽然他没有多少实权，可是在维系全英国的团结上，他还有很大的作用。自然，“文协”不完全是一面招牌，它的确有它的工作。可是从它的人力财力上来看，它所表现的或者还跟不上一个分会，假如那个分会有比总会更大的力量的话。总会分会的力量不同，所以工作的成绩也就或多或少。可是，因为总会没有闹过笑话，分会在各处才得到信任，才能发展；因为总会团结得好，分会才在精神上有所归依，才感觉到在一个地方努力工作，正是为全国的文艺界友人们争取光荣；这个，我说，就是总会最大的成功。假若，我们能一面分途努力，一面能把团结的精神保持住，像过去的一年半中那样，“文协”的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
因此，目前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总会应更努力于实际工作，不当只在高处喊团结，以致慢慢地变成了一座金字塔，外面很大，里面却只埋了一具棺材。总会已得到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承认与拥护，它就该再以实际工作去感召，去启示。分会呢，因为地区的关系，一定有就地设计的切实办法，绝不至像总会那样因努力创建“全国性”的组织而消耗了许多精力。那么，分会必须就地推展工作，培养文艺界的新军；同时，了解总会在“全国性”的组织上所费的心血并非是浪费。简单的来说，就是总会与分会应在工作上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在尽力于抗战，是在我们互相策励，是在一同取得全国文艺界在抗战中所应得到的光荣。
假若上面的话有可取之处，我觉得我们马上应做到：（一）前方后方的作品应多多的交换。“文协”不愿多喊口号，因为抗战建国的大策既是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便是在抗战建国上去尽我们宣传的责任。因此，前方英勇的战绩必须传达给后方，后方的生产与建设必须使前方知道；这是我们的最要紧的工作，而且必期使之成功。以前，因交通邮电的不便，使我们的联络实在不够，因而我们也就没能使作品对流；现在，我们应去克服这个困难。（二）前方得不到后方的书籍与刊物，总会应马上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专管供给各分会书报的事。同时，分会所办的刊物与能得到的书籍也随时寄给总会。我们不要再等着别人帮忙，应当自己下手实行这以货易货的土办法。（三）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联络得不够，从今以后，我们应彼此至少每月通两次信，互相报告消息及讨论问题。函信不要寄交个人，须交给会里；团体比个人大概少一点流动性。（四）抗战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还差得太远——或者应说完全被忽略了。现在，“文协”香港分会创办了英文版的《抗战文艺》，销往欧美与南洋；以后，还打算另印法文版。这个外文的会刊的支持是由香港分会与总会双方出人出钱，可是力量还不够，希望各分会及各分会所能通知的朋友们都注意这件事，设法多供给稿子。只要有稿子，印制与经费的困难便容易克服了。（五）为了宣传抗战，我们不但要求写作的“质”高，也还要求印刷的“量”广——多散播出一张宣传文字，便增多一分抗战力量。我们的宣传工作还不够，不够！总会与分会自然须设法取得密切的联络，就是分会与分会之间也当互相往来，把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宣传文字——不管是哪里写出来的各处翻印，普遍的散播，或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这几个粗浅的办法都是沿着说讲团结而联想到的，虽然是犯了由报告而窜入建议的毛病，可是假若它们有一点半点的可取处，也就大可以不管文章的好坏，与起承转合的是否得法了。
接续着报告吧：关于“文协”总务部的工作，你知道，总务不过是义务工友，说起来未免麻烦，所以顶好三言两语交待过去：我们花钱仔细，用人极少。经费少，所以每一个钱都需花得有响声。人少，所以大家都须动手办事，谁也不许多偷懒。这一点点，虽然无关宏旨，可是与“文协”之所以能得到各方面的敬重与爱护，正自大有关系。
出版部到如今应有四个刊物，可是事实上只有三个，因为印刷太困难，不能多印出来。三个刊物是《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英文会刊》。《抗战文艺》因印刷困难，近来难免脱期。《前线增刊》已与成都分会合作，双方出人出钱办理。《英文会刊》是香港分会主办，总会帮人力财力。郁达夫先生亲在南洋，已着手为总会募款，将来或者以募款所得全作维持《英文会刊》之用。《抗战诗歌》是四个刊物中的流产的那一个，稿已集全，但是无法印出。会中经费每月一共有一千元左右，维持这几个刊物已须花费七八百元，所以连校对和跑印刷所都须编辑人亲自出马。刊物而外，已出版的书有抗战文艺的世界语译本，都送到国外去了。新近编有《通俗文艺讲话》，稿已交出，何时印出，尚无确息。从老早，我们就想编印文艺丛书和较大的文艺刊物，都因人力财力的限制未能实现。不要往多说了，假若我们每月有一万元的收入……
研究部有四个经常的座谈会，集会时分头讨论文艺专题。讨论的结果，分头汇为小册子，如抗战小说，抗战诗歌，抗战戏剧与抗战报告文学。这四本小册子当交与国际宣传处，译成几国的文字，作为抗战文艺的介绍。去年，研究部办过通俗文艺讲习会，并派人到各学校去讲演。今年，因重庆疏散人口，讲习会就不容易再举办了。讲习会既不能办，顶好是办文艺函授学校，为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改正试作。可是到如今还找不到专款来办，作家们的生活极苦，一天到晚苦干还混不上饭吃，实在无法为别人改文章！假若每月能有几百元钱，请几位作家作函授教师，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愿意作这培养文艺新部队的工的。研究部有个小小的图书馆，哼，据闻“文协”会所上月遭了轰炸，也许那些图书已都变成灰烬了！
组织部的成绩相当的好，现在香港，成都，桂林，延安，襄樊，已都有了分会；长沙，内江，宜昌等处都有了通信处。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还能多设几个通信处。我们久已注意而想不出办法的是怎样在敌后方设立通信处。我想为解决这问题，还须总会与分会合作，去共同设法的。
好了，我想你或者已看得头痛了，即不写下去。
给作家访问团去电了吗？礼锡先生的死是“文协”极大的损失。陆晶清女士将来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大家应注意的。我们团结，我们彼此关切；真挚的友谊能使我们永远携手前进啊！匆匆，祝
吉！
延安分会诸友都能代候！
老舍 九月十六日榆林
原载1940年2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六期
〔附〕周扬致老舍 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
老舍先生：
读到你九月十六日的信，我非常的高兴。可惜你第二次路过延安，适我因事不在，致失去了与你再度晤谈的机会，很觉怅然！
关于“文协”的工作，我们过去从报章杂志上也略知道一些，但总是片鳞半爪的居多，这回感谢我们的会面，和你的这封信，我们才得到了一个较为完全的概念。毫不阿谀的，我应当说：一年半来，“文协”做出了不少成绩，在团结全国文艺家上，在推进战时文艺，尤其是通俗文艺的运动上，在扩大国际宣传上。
说起来很惭愧，“文协”分会在这里成立还不过半年光景，和总会一直没有建立起很好的联系。实在我们和外间的关系，太不够密切了。就比方说《文艺战线》吧，我们极渴望能得到各地朋友的经常帮助与指示，尤其是作家的源源惠稿，但结果几乎全是靠了此间二三热心朋友与几位初露面的年青作者勉强支持了一卷的局面。这自然不是说外间的朋友对我们丝毫不热心，不帮助，恰恰相反，对于我们的工作，他们是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鼓励的。彼此间联系不好，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交通上的阻碍。我告诉你一件事实：《文艺战线》已出到了第五期，但我却直到现在还只看到了第一二期，据书店来信说每期寄了五十份来，但到我手的却只有一份，而且还不是这五十份之内的。绥德的书肆上还偶然可以买到，这里却连订也订不来。由这你可以想见我们的情形了。
虽然如此，但可告慰你的，是这里文艺界的朋友虽不多，却都很热心，却都做了一些工作，如组织战地文艺工作团，组织各学校文艺团体，工厂文艺小组，刊行文艺刊物，创作旧形式等等。这些，分会已向总会有报告，不必我多赘述了。总之，这里对于文艺活动，虽然有经济物质各方面困难的条件，但同时也有一个可以说是属于政治上的优良条件，就是：文艺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创作思想上的自由是完全被保证着的。
由于你这次的来，我们以后一定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工作上的关系，在这第一次的通信中，我且先叙说一点我个人对于总会的希望。
“文协”是在抗战后产生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文艺家能这么长久的和衷共济的团结在一起的事，过去还不曾有过。的确像你所说的，“文协”在团结作家一点上有很大的功劳。今后的任务就在如何扩大它，巩固它，这里我们必须着眼到：这不仅是为一部分抗战力量的集合，同时也是为整个新文学的前进。抗日目标下文艺界的团结应当同时是文学事业上的真诚合作，包含着对文字工作的集体领导与具体分工，各种不同文学见解的互相商讨与纠正，各种不同派别的不同风格的艺术制作的交互竞赛与观摩。这就首先需要大大的培植文艺界的民主作风。我希望“文协”做这种风气的最有力的传播者。要为民主政治斗争，要为文艺界的民主斗争。这是两位一体的任务。没有民主政治的环境，民主的风气是不能单独的在文艺的国度里养成的。要更普遍的动员文艺界的各种力量，要使文艺的影响能更深入到大众中间，要使文艺家本身言论出版种种自由能有更多保障，都有赖于民主政治的更进一步的开展。这是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前提。我们应当努力来争取这个前提，因此对任何限制思想自由的企图，我们都不能采取沉默的态度。自然我们同时应当加强文艺界自身的民主的团结，高度地发扬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精神。抗战以来，由于团结，作家间许多无谓的意气之争是消除了，大大澄清了文艺界的空气。这是庆幸的事。但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足的，是还不见有活泼泼的热闹的，富于诚意，具有原则性的讨论与辩论来活跃文艺的空气。意见分歧是不足怕的；分歧的意见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各自利益的反映，不能强同，也不应强同。真理是愈辩而愈明白，只要争辩不逾越民族最高利益的界限。抗战提出了各种新的问题，以及搁置了很久的旧的问题要求解决，但解决的办法不是预先想好了的，也不是一下就能找到的，正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研究。尤其是文艺是一切意识形态中最复杂，最微妙的，在有关文艺的一切问题上，不但要反对独断，因袭见解，粗暴的文盲式的态度，而且也不需要做过早的不成熟的结论。重要的是深入的讨论，自由论辩！这就是我所要说的第一点。
其次在战时推进新文艺的问题，我以为就是如何使文艺和战争结合的问题。具体的方针就是把作家引导到战争的方向。作家到前线去已经成了一个运动，这是极有意义的。虽然有人以为作家为找材料去前线是可笑的事，虽然也有作家到前方去跑了一下子之后，只看见了砂，土，灰尘，毫无所得而归，但我却仍然是作家上前线去的主张者。我朴素地以为作家肯去前线已经是值得赞扬的，至于他是抱什么动机而去，将会得什么结果而归，还是第二步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对作家说：作家应当了解生活，在今天应当了解战争。你到前线去看一看嘛！ 自然我们不要忘记向他们提醒：你不要抱着探险猎奇的心理，采访新闻一般的态度去接近战争，要把创作实践和战争生活的实践有机的结合，那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艰难的奋斗过程。然而我们却不能要求作家一定先要有付较长期代价的决心然后才可以去前线。就是去看一看，我以为也是有益的，到了前线空手而归的人，那只能说是连找材料所应付的代价他都没有付的关系。根据过去已有的经验，作家在前线呆的时间太短，自不容易得到大的收获。因为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要把捉，理解和表现这个变化在人心上所生的影响，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会所组织由新近逝世的王礼锡先生所领导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和我们这里所组织的战地文艺工作团，或者都不免于时间太短促的缺点。但就是这样，这个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意义，收了相当的成果。近的例子：《文艺战线》上的不少创作，都是由参加了工作团的同志供给的。这个工作值得继续去做，更多方面去开展。除了访问团工作团这种方式之外，作家与战争还可以有更固定一点的联系的方式。一方面派遣作家到前线较长期的去实际工作，另一方面在前方的实际工作人员特别如政治工作人员中间发现作家，以他们为通信员建立起一个广大的战地通信网，“文协”就是这个通信总站。和他们建立一定的经常的正式关系，他们定期的供给通信，稿件，后方给他们一切出版上物质上的便利；对于可信赖的作家，可以实行特约的办法；甚至由出版机关，预付一定的稿费给他，限定他一定时期交稿，有计划有组织的去规划战时作品的活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我希望“文协”负担起这个责任来。
上面说的在实际工作人员中发现作家，这个工作也是极重要的。战争孕育着新的作家，他们正在丰富的实际生活中贮藏着丰富的艺术形象。他们在创作上也许还没有成熟，或者成熟了没有机会露面。一般的，他们具有往往为既成作家所缺少的新的生活经验，年青的热情，强烈的创作欲，而且缺点是技术上不够熟练的不足。对待他们的正确态度，不是使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成为作家，在一二篇较为成功的作品之后，就变成贫乏的作者了。而是在使他们保持和实际的密切联系，给与他们技术上写作上的帮助和鼓励。你提出的设立函授学校的办法，我非常之赞成。这里也曾成立了文学顾问会，就是专为此地各机关学校中的文学青年而设的。“文协”处在首都，和各地青年联络较易，可负指导之责的作家又较多，他能够而且也应该负起培养文艺上的新军这个重大的任务。可发现的人材一定很多。就以我们这里来说，鲁艺的文学系，先后不过几十个同学，从他们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具有才能和相当熟练的作者，我介绍你下面一些名字：野蕻，天蓝，鹰潭，孔厥，梁彦，魏伯，黄钢，康濯，其中只有一两位是以前发表过作品的。这样的青年作者，在前方，在大后方，一定都有。希望“文协”能找出一切方法来和他们互通声气，给与他们种种具体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我要说的是关于作家生活的问题。中国的作家不多，靠写作生活的职业作家尤少，大部分都是以写作为副业，甚至有以文学为进身之阶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单靠写作不能够生活。世界各国作家的生活，怕没有比中国更苦的了。抗战以后就连一点生活上的依靠都失去了，作家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协”已经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了全国的文艺家，这个政治上的结合，同时成为一个职业性的团体。“文协”可以说是文艺劳动者的总工会，保障文艺人本身的利益应列为“文协”章程中的重要一条。有两件事是可以做，必须做的：一、成立一笔相当数目的互济金，作特别困难的作家或其家属之用；二、切实保障作家版权利益，不使受到侵害。虽然“文协”的经费是极端困难的，在这工作上要尽量争取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更多援助，但主要的却仍然是要靠文艺家本身团结一致与利害相共的精神。
噜噜苏苏说了许多了，就此带住吧。总括我的意思：“文协”在抗战中已起了他应有的作用，打下了自己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如何更进一步的去取新文学自由发展的更好条件，加强文学与抗战的更密切的联系，培养文艺上的新军，保障文艺人本身的生活，一句话，如何在使文艺服务于抗战的当中，谋新文艺的更大发展，这就是“文协”当前的任务，也就是我对它的希望。“文协”只有把自己和抗日战争，新文艺事业，作家生活这三件事情通通联系起来，它才能更长久更坚固的站着它的脚，让我祝它更健壮的成长！
给作家访问团的电已打去。礼锡先生的死，此间朋友都极为悲惜，对陆晶清女士的今后生活，大家都很关心。见到陆女士或访问团的同志的时候尚烦代我们再致慰问之意。匆复，顺问
近好
周扬 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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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扬（1908—1990），文艺理论家。本信发表时题为《关于“文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