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文艺阵地》编辑

致《文艺阵地》编辑[1]

一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

老舍先生来信说：“……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一月廿号，我出去旅行了三十多天。在行旅中，自然很难写。东至万县，北至成都，沿路都走马观花的看了一看。看的不详细，材料自然获得的不多。可报告给你的，只有：

（一）各地方的宣传工作还不够。因此，本来是有益的事，却往往被一些人说成有害，而大家也就不辨虚实，齐声应和；甚至于实际上已身受其利，而仍故作呻吟，假装不满意。譬如：抗战以来，因外货难到，所以国货就应时畅销。各地方的手工业出品及糖酒烟之类的东西，几乎都有利可收，日见昌旺。这是实情。可是，有的人竟自会说，抗战会使物竭民贫，而且言者伤心，闻者悲叹，岂有此理！

再如兵役问题，一般的说来，大家对中央法令都愿遵从；出兵抗战，亦所乐为。可是，有些地方，负责办事的人，或因不了解法令，或因有意作弊，遂把事情办糟，而引起怨言。假若宣传尽力，家晓户喻，则大义所在，民必乐从，而舆论所指，诡病必减。宣传不够，不够！我们还须努力；努力于实际问题的宣传，探其病源，以促各方面的悔悟，才算真正作了点事。空虚的激动，作者易流于照填公式，听者久而生厌。

（二）各地方都很重视‘文协’。推考其因，或因（一）各地方的文艺工作太单薄，所以因希望‘文协’能多有所推动，而重视之。（二）‘文协’的工作虽因人力财力的限制，表现的还嫌不足，可是它本身的团结，确是意诚心热；十个月来，并没有闹笑话与起打。这多少总给社会人士以良好的形象。我们可以说已有了信用，只须再加努力，我们的前途必是光明的。

在我旅行之前，因总会来渝，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就都有了文艺研究会，与会中取得联络，这次在旅途中，有机会讲演，我总是讲‘文协’的事，为是希望各地方的学校与文艺团体渐渐与‘文协’接近，通力合作。在内江，遇到刘砀叔与梅英诸君，他们打算成立‘文协’分会，不日在理事会当有决定。到成都，周文，劼人，萧军，念生，诸先生都早在等待总会来人，（不一定是我，我之到成都不过是碰巧了机会。）开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结果，分会便在一月十四日正式成立。我想以后我们应使文艺界同人少的地方成立‘文协’通信处，同人多的地方成立分会。各地方都有了我们的办事处，我们的工作才会收广大的效益。以下再报告几句‘文协’的现状：（一）人是越来越多了。在去年八月中，我刚到重庆的时候，只有十来个人在这里，简直没法办事。近来可好了，人是日见增多，而且都热心参加工作。说几位最近来的吧：王礼锡，阳翰笙，郑伯奇，李辉英，罗烽诸先生都来了；辉英与罗烽就住在会里。（二）因为人多了，工作也就增多。我们打算马上出前线增刊，专载士兵读物，运发前方。关于介绍抗战文艺作品到国外，也正在筹备中。伯奇来此，引起大家对西北问题的注意，而马宗融兄又非常热心研究回教文化，于是我们打算请他们二位领导，多作些关于这两方面的文字——希望能出专刊或增刊，使会刊更充实确切一些。（三）筹备改选。三月廿七，是‘文协’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理当改选。这是件繁重的工作。各地方的会员，因战事关系，今天上东，明天上西，简直没法通信；怎样使他们投票呢？许多会员，通信处既不明，而且至今还未交会费；这又怎么办呢？成都，昆明，桂林等处已有分会，事较易办；散处在偏僻之乡的怎办呢；这些问题，我们正在研究，也希望你和你能见到的朋友们想一想办法赶快告诉我们。”

原载1939年2月16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九期“文阵广播”

二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

老舍五月十一日来信：“五三四　[2]　狂炸，同人等幸无大损失，‘文协’安全。到北碚者有老向等，到南温泉者有欧阳山、以群等，市内余人不多，甚难作事。近已接洽妥，‘文协’组织前线慰劳团，可有十人至十五人去庆，留渝者当更少矣。蓬子略受跌伤，无大关系。之的财产烧光，人则安好。我与安娥、周文（适到渝）、清阁等落荒而逃，唯受虚惊耳。我有时到乡间。时来时往，以免会务中断。”

原载1939年6月16日《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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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信发表时题为《老舍先生来信》。

[2]　指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