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郁达夫
致郁达夫[1]
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达夫兄：
接示，甚谢！渝市狂炸。死伤近万，惨况空前，原因甚多，莫谈为是。“文协”会所无损失，同人等或受惊，或受损失，但无伤亡。蓬子因群众拥挤，致跌倒昏去，幸无大患。
近组织前线访问团 [2] ，已成功，六月初或可出发；礼锡为团长。之的副之，团员十五人皆年壮者，因旅途须吃些苦处，所以非壮莫办。路线是由襄樊而北，期限四月。
蓬子与我或参加另一慰劳团 [3] ，六月中旬可出发。
重庆三次大炸，损失虽大，但无害于抗战。不过，天一晴则铺户暂停营业，诸多不便。故甚愿大家到各处去采访些材料，并作宣传工作，胜于在此日躲飞机，无事可作。
留此者为伯奇，罗荪，乃超等，恐怕要向他们拉稿了。预备走的廿来人，大概都得到秋间归来，才能给你稿子。如函伯奇等，祈投重庆信箱二三五号——“文协”的信箱，罗荪又在邮局，比寄他处都可靠。
为“文协”募款，极谢！“文协”此后在何处办公，很难说。会所还是老地方，可是谁敢说能存到几时。我看，捐款不如暂存兄处，等到秋雾来到，空袭停止，再函请汇寄，好不好？
再：会刊拟出英文版，由香港分会主持，现在还没有钱；假若理事会决定，以兄所募之款，寄交分会办理英文版事，亦当再函我兄商议，请你听我的信。
昨寄去“文协”广告一纸，祈代登《星洲日报》，甚谢。匆覆，祝
吉安
弟舍上 五，廿四
原载1939年6月1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二 [4]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
达夫兄：
去年年底的信，今天收到，走了二十一天。
募汇之款，收条遵嘱附奉 [5] ，朋友们都向你致谢！并祈继续努力！会中经费近来大窘，约略言之：会所一切开支在我监视下，虽物价高涨数倍，仍不许超出二百元一月，梅林亦极忠谨，连笔都舍不得买。会刊因送会员及补助经费机关，（中宣部 [6] 就是五百份，不给不行），每月须赔五、六百元，成都及桂林分会须每月需款各一百元。香港所出的外文会报，因载有某亲汪嫌疑的作品，受外间指责，我已函征香港同人改善意见，尚无回信。若是继续出，仍须每月三百元，是则每月收入之千二百元补助已不够用，赖以前诸事俭省，致未塌台，现在可糟了，政治部 [7] 的月费五百元已欠发十个月，催也白费力，不催则连盼望亦无，月入七百，而有千多元的事情，怎办呢？
会员们穷的不得了，物价猛涨，而稿费无增，大家争为小文，以求三五元收入吃饭，稍大的文章，即无法写，文艺的损失甚巨，而会中无法补助，近拟演戏募捐，能否实现，在不可知。
一肚子委屈，但求日夜穷忙，决不以泪洗面！抗战胜利，我们必聚到一处，作些自己能吃饭、对社会亦有些益处的事；闲了喝几杯，相对骂骂街，发发怨气。在渝的朋友们都时时念及你，定不会把你抛在南洋，你不愿回来，我们会拉你回来！
劳军归来 [8] ，即大忙碌，现在正与之的合写剧本 [9] ，系受回教协会之托，我根本不懂戏剧，但什么也要试试。他们作教授的可以骂我野狐禅，“老”不正经。我却不管那一套，我只知道努力就有进步。我的《残雾》上演大红，把教授们的鼻子都气歪了，那剧本根本要不得，可是谁教他们懒惰不写呢？达夫兄，我们四十多岁的人，一点也不比他们年轻的气弱，专凭我们这股热烈劲儿，正直劲儿，就使他们无法不尊敬。我希望我们的这股热情永不稍减，一直到进了土为止。
蓬子住在会中，一天穷忙，他与我差不多是会中的总打杂。好了，忙，不多写。祝
吉
弟舍启
一，廿
原载1940年2月21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三 [10]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
达夫兄：
接到信及汇票，都交与了梅林，他当然会照办一切。
说到那“寄慰达夫” [11] 倒是我的发动。大家喝酒，我想起了你来。即动手写了那么一张，也由我寄发。“都问你好”也是我写的。你猜错了。真的，我们都想念你；每有聚会即念道“达夫在这儿够多么好呢！”文艺界协会的晚会还照常开会，而且越来越好——认真的讨论问题，不客气的互相批评作品，谁也不脸红闹气。诗歌晚会成绩最佳，大家确信新诗能朗读，也就设法使之如此；写成，便当众诵读，极有趣味。你知道吗？我也正在写诗，而且要写一万行。现在已得一千五百行，大概今年年底可写完，写得好坏，我不敢说，只知道念出来很好听。每天多则三四十行，少则一二十行。诗难才短，自然求快不得。但已下决心，非写完不拉倒。
我也敢写剧本了，和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演出颇能叫座。等长诗写到相当的段落，还想写个剧本，入秋给“文协”上演，若能得点钱给会里也不错。
说起来真教热闹：在三四两月中，童泯的《黑暗的笑声》，翰笙的《塞上风云》，余上沅先生的《从军乐》，顾一樵先生的《岳飞》，家宝的《蜕变》，我们的《国家至上》，还有旧戏重排的《黑地狱》与《软体动物》，都紧接着演出。真是戏剧大比赛呀！看话剧的人确是比从前加多了，好现象。不过，剧场里的秩序还是乱七八糟。关于剧本与导演，因了向旧剧争取观众，也往往要些噱头，以迎合台下的低级趣味，这都该矫正！
“文协”现在有八个分会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曲江，香港，襄樊，延安。此外，连晋西南，绥远，榆林，兰州，也都与总会取得联络。国内的文人确是团结得不错，值得我们高兴。我因生活太苦，本拟去教书，可是朋友们不许我走，自己心中呢也真舍不得“文协”，于是就仍留在这里，过着蛤蟆垫桌腿的生活！现在，我是硬放了自己的假，来到乡间赶写长诗；有蓬子与梅林经常在会所。我想不会耽误了甚么事。因避免空袭的危险，在南泉又租了几间房。舒群与萧军诸位都住在那里，我不久也想去看看他们。
我确信，能团结才能抗战。若为了自己的私利微名而攻击别人，破坏团结，是以不妥协为名，而实与汉奸同一心理；汉奸固亦以不合作为口号也。国内文人除了极少数的抱此心理而投降敌伪，大家真是协力同心的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因此，我自己虽无任何才干，仍愿为“文协”尽力。我希望海外各地的文人也都能这样，把私心与疑心去掉，不说别的，只谋抗日！假若今日说东，明日说西，早上疑神，晚上疑鬼，必至一事无成，而根本耽误了抗日！认清了敌人，消灭敌人，别的都是多事！此种多事，正是敌人所喜，心志力量不集中，敌人正好乘虚而入也！是不是，达夫兄？
侨胞们给“文协”捐款，全体会员莫不感激，我说上面一段话，也正是因为感激侨胞，而深恐侨胞中的文艺青年因远离祖国，未亲见敌人的残暴，以致看错了目标，乱放无的之矢，减少了抗敌力量！假若你看着合适，就把此函发表了吧。
王莹女士如仍在贵处，祈代问好！
祝
吉！
老舍
五.十五
原载1940年6月19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 * *
[1] 郁达夫（1896—1945），现代作家。当时在新加坡从事救亡宣传活动。本信发表时题为《“文协”通讯》。
[2] 指1939年4月“文协”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
[3] 指由作者代表“文协”参加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劳团，1939年6月出发前往西北等地慰问抗战将士。蓬子未去。
[4] 本信发表时题为《“文协”近状》。
[5] 郁达夫远在新加坡得知“文协”经费困难时，于1939年3月、7月发起募捐活动，前后所得的捐款一千三百元，分三次汇出，作者于1940年1月22日出具收据：“今收到郁达夫汇交‘文协’捐款一千三百元整，舒舍予”。
[6] 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为张道藩。
[7] 指国民党军委会下属的政治部。“文协”的经费每月由政治部拨给。
[8] 指作者参加北路慰问团历时半年途经西北数省于1939年12月返回重庆。
[9] 指与宋之的合写的话剧《国家至上》。
[10] 本信发表时题为《国内文人的团结》。
[11] 1940年3月20日，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在重庆宴请中苏作家，席间作者提议即席写联句《寄慰达夫》，诗由四位作家每人一句联成：“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诗笺上，作者还题“都问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