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倒置的不同解释
尽管古汉语的基本词序是SVO，但是SOV的现象也客观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而我们所要解释的还不仅仅是为什么在SVO型的语言中SOV的现象仍然可以存在，而且还要解释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SOV的现象是怎么消失的。
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很多解释。虽然有些解释不光是就否定句或疑问句中的宾语倒置而设，但是因为与本文的立论有关，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讨论。
首先，很多学者都认为，古代汉语中的宾语倒置并不足奇，因为现代汉语中有些句子的宾语也同样可以前置，如：“你什么都／也不吃”，“他连这点事都不懂”。这种主张姑称作“自古而然说”。持这一观点的人实际上是说，汉语自古至今就是SVO和SOV两种词序都有的语言。所以古代的所谓宾语前置今天并非销踪匿迹了。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把语言底层结构的SOV和表层结构的SOV分开。现代汉语的表层结构中确有不少提宾的方式。然而古汉语中的倒置和今天北京话中的宾语提前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道理很简单，就前移成分的句法位置而言，今天的宾语提前与上古的“倒置”绝不是一回事。古汉语否定句的代词宾语一定要紧贴否定副词；而疑问代词宾语一定要紧贴动词。这两点，现代汉语中的提宾都不具备。相反，所提的宾语在现代汉语中一定要用副词将它和动词分开。否则都不成话：
因此，表面看来古今的宾语都可以倒置，然而它们却是性质不同的倒置（句法位置不容混淆，底层与表层也不容混淆）。严格地说，古代汉语否定句中的代宾提前，跟疑问句中的代宾提前，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如何解释古代汉语中的“倒置”，“自古而然说”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二种解释是“古语残留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古汉语的前身本来是一种底层结构为SOV型的语言，后来变成了SVO。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些“倒置”的现象，其实都是史前SOV型汉语的残迹。在这派学者里，章太炎先生最先指出这种“倒置”是一种未尽涤除的草昧未开之世的句法（《章氏丛书》，《检论五·订文篇》所附之《正名杂议》）。其后，邢公畹（1947）在谈《诗经》“中”字倒置问题时指出：把动词放在宾语之后，“照藏缅语族的语言看，这正是一种正常的语序。”五十年代，王力（1980）根据古汉语中的代词宾语倒置的情况推测原始汉语的代词宾语可能一律倒置。这一点后来裘锡圭先生从地下发掘的材料中，就代词“是”给予了充分的证实（1979）。如：“是用寿老”（《毛公鼎》）、“子孙是保”（《陈逆簋》）。如果说宾语位置上的代词，如“是”在上古汉语中都无条件地一律倒置，这一点已足以令人猜疑其SOV的性质了。在主张原始汉语是一种SOV型语言的学者里，俞敏先生恐怕是给以论证、并将这一观点提得最明确的第一人。他从汉藏语的对比研究中论证了：上古汉语“四方是维”一类句子中的“是”相当于藏语的远指代词“de”。藏语的词序和汉语不一样。他们把修饰语放在中心词后头，指代名词放在最末。这个“de”，俞敏先生说，其作用不光为“指”，“它还有把上文的语丛箍住的作用”。用今天的句法术语说恐怕就是一种格标志（Case Marker）。比如：（引自俞敏1989：239）
在古汉语中也有这种遗迹。如：“桑柔”、“夏区”以及“室于怒市于色”等倒序现象。俞敏先生指出：“从早期有晚期越来越少这一点推断，这是个原始汉语的现象。”因此他得出结论：“原始汉语和藏语都保留汉藏母语的特点：止词在前，动字在后；中心词在前，修饰词在后。汉人进入中土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被征服民族的影响？），次序演变得颠倒过来了。”第三种解释我们称作“特殊规则”说，或者“移动”说。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古代汉语中有一条后来消失（或不发生作用）的特殊规律，这条规律可以将宾语移到动词的前面（魏培泉1990）。请注意，采取移动说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假设，上古汉语底层结构的基本词序是SVO。唯其如此，才有将宾语前移，从而得到SOV形式的可能。因此第三种解释和第二种解释会采取两种根本不同的运作程序得到SOV表层结构：照第二种解释，SOV形式只是一种残余，因此它不可能是宾语前移的结果。相反，倒是宾语后移未彻底完成的表现。照第三种解释，SOV是以SVO为基础将宾语提前的结果。我们认为，第三种解释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如果说移动，那么被移动的成分将移到哪里去呢？当然所谓移动无疑是从宾语位置开始移动，因此，像“奚冠”就要分析成：冠奚→奚冠，否则的话，移动便无从谈起；而“莫之知避”就要分析成：莫知避之→莫之知避。这样一来，被移成分的落居点（landing position）变成了大问题，显然，“动词之前”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因为动词之前的句法位置很多，哪个位置可以接受这个被移动的成分？接受这个被移成分的句法位置的性质是什么？都很难回答。当然有人拿汉语的疑问代词前置跟其他语言（如英文）的疑问代词前置类比，似乎疑问代词的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就目前句法研究看，任何语言的疑问代词所移入的位置都有明确的、句法上的严格要求。也就是，它必须落在句子INFL之外的、非论元（non-argument）的位置上，这个位置通常叫做COMP。而古汉语的疑问代词，如上文所示，只能出现在副词跟动词之间。这个位置不仅很难与任何移动疑问代词的语言相类比，而且在句法上这个位置到底允许不允许都成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证据说这个落居点不是论元位置（argument position）。其次，如果说确有这么一条规则可以将宾语移到动词之前，如上所示，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的句法位置和疑问代词的句法位置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条规则又是怎么将宾语提到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去？这一点，移动说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这里必须指出，我们不能一概否定移动说，因为否定句中的宾语代词只能是通过移动得到的。如：“我未之前闻也”《礼记·檀弓上》，“之”所在的位置远离它的支配者（governer）“闻”，不可能是宾语在句中的基本位置，因此这样的表层结构一定是通过移动得到的（它的句法位置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在承认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的移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不可能是通过移动得到的。因为，古汉语中不存在疑问代词移动这种句法运作。比如以“何”字为例：
（12）主语 ：公曰：“子之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左传·昭公四年》）
宾语 ：“然则亦何欲何恶？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上》）
状语 ：“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左传·昭公四年》）
定语 ：“不畏大国，何故不来？”（《左传·昭公四年》）
谓语 ：“是其故何也？”（《墨子·尚贤上》）
我们知道，疑问代词的移动（Wh-movement），在句法上是要有一个固定的落居点的。而上述诸例表明，古汉语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可接受疑问代词的句法位置。不但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相反，在有些情况下，不同范畴的疑问词必须占据不同的位置：
（13）吾独何好焉？（《左传·昭公十五年》）
何独弗欲？（《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如果“何”是宾语代词，它得紧挨动词，位于副、动之间；如果是副词，它可以位于其他副词之前。事实上，所有的疑问代词都在与之相应的词类所占据的位置上，或严格地说，都在其“范畴句位”（categorical position，参见Feng 1993）上出现。这一点和现代汉语一样：疑问代词没有句法上的移动程序（Huang 1982）。也就是说，问主语，疑问代词一定在主语位置上；问方式，疑问代词一定在副词位置上；问宾语，疑问代词也不例外，一定在宾语位置上［2］ 。从这个意义上讲，移动说也很难成立。因为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宾语上的疑问代词移动，而充当其他成分的疑问代词一概不动。
在关于上面“倒序”的种种解释中，我们认为，只有第二种解释可以顺理成章。因为如果说疑问代词的移动是不存在的，那么代词宾语只能出现在语言底层固有的宾语位置上。这就意味着动词前的位置是宾语的合法位置。如果说否定句中宾语代词是经过移动而得到的，那就很难说它是从动词左边还是动词右边移出的，因而很难用它来证明语言的基础结构，那么疑问代词句法结构却可以告诉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汉语曾经以紧贴动词左边的位置为宾语的底层位置，亦即以SOV为其基础结构。然而SVO与SOV同时共存，作为一种语言的基础结构，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俞敏先生所明确揭示的：原始汉语是一种SOV型语言，而从SOV到SVO的转变中，有的变得快，有的变得慢。其变化次序大抵如下：首先是实词的后移，其次是代词后移，再次是否定句中的代词的后移，最后以疑问代词的后移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