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骈偶的历史溯源
骈偶与对仗从何而来？魏晋刘勰《文心雕龙·俪词》最早发其端：“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无疑，这是从语言的外部探根源，故曰“外因论”。应当指出，魏晋以降，一般学者大抵均踵刘氏之说而未出其畛域。《问镜秘府论·论属对》曰：“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事不孤立”与“造化赋形，肢体必双”实为同唱。清袁枚虽虑及造化赋形未必皆双，但仍将俪偶对仗之源诉之于“瓣萼”、“交流”等自然取象：
文之骈，即数之偶也。而独不近取诸身？头，奇数也；而眉、目，而手、足，则偶矣。而独不远取诸物？草、木，奇数也；而由孽，而瓣萼，则偶矣。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岂人之为哉？（《小仓山房文集卷11·胡稚威骈体文序》）
这种外因论（或自然论）流传至今。范文澜先生云：
原俪辞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既想西伯幽而演易，类及周旦显而制礼，此反对也。正反虽殊，其由于联想一也。（《文心雕龙·注》）
当然范氏的“联想”与刘勰的“造化”不同。但是刘氏所谓“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不是也要联想吗？无论如何，范氏之说也在语言外部找原因。在后人探索骈偶的远源中，还有如下的说法：1．便于记忆；2．避免孤证；3．整齐文章；4．美学作用；等等。注意，上述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从语言的外部找原因，因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都是：为什么汉语、汉人如此偏爱骈偶与对仗，而其他语言、其他民族就不然呢？其实其他语言并非没有骈偶，因此骈偶是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这是自然论的必然结论）。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解释汉语的骈偶与其他语言的不同呢？
这种潜在的矛盾迫使人们不能满足于“自然论”而试从汉语本身来发掘骈偶的奥秘。然而这种尝试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比如，至今仍有人猜疑汉语2＋2式对称的原因“来自于它与大音节最多构成元素的相符性”（石毓智1995），因为四字格式中的四个音节跟汉语音节中的四个音素（辅音＋介音＋元音＋辅音／元音）的数量正相符合。但是其中有何必然联系？不得而知。这种把匀称的四字格和音节中的四个音素来类比，与把四字格诉之于马有四足有何不同？还是另一种说法更切实际：汉语的骈偶对仗根植于汉语的单音节性。我们认为这是今人对古说的重要补充。因为“单音性（单音节词或语素）”无疑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只有具备这一特点才有可能造成1＋1＝2和2＋2＝4以至2＋2＋2＝6的“四六文”。人有四肢，马有四足，造化赋形，肢体必双，不错！但是没有“单音节语”这一点，绝不能造出整齐匀称的四六文。欧洲人也有四肢，非洲马也是四足。“造化赋形”说的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但是英文、法文等语言却没有产生四六文。可见决定四六文的不是“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看到汉语单音节性这一点，不仅揭示了“四六”的可能，也解释了其他语言缺乏这种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仅此一点就足以把汉语同其他语言区别开来。
然而，汉语的单音性质只说明了它对骈偶形式的适应性，只阐释了它可以为骈偶的产生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却不能说明汉语为什么选择了骈偶，走上了骈偶之路。换言之，单音节语只是骈偶的必要条件。然而“必要”不等于“必然”。必要条件也不等于必然的结果。我们知道，缺少必要的条件无法导致必然的结果，但是具备了必要条件并不一定保证必然的发生。所以今人的补充只说明了为什么其他语言（如英文）不能如此，却没有说明汉语为什么一定如此。我们只发现了为什么石头不能变成鸡，但还没说明为什么鸡蛋可以孵出鸡。有人会说：“鸡蛋不能孵出鸡，能孵出鸭子吗？”——让人“哑口无言”但却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鸡蛋孵不出鸭子。“要能孵出鸭子还叫鸡蛋吗？！”是啊，“要和英文一样还叫汉语吗？！”问题是“汉语所以为汉语”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汉语中的“对偶”成为人类语言中的奇葩？单音节性质只是必要条件，那么什么是必然因素呢？不得而知。显然我们在内部因素的探解上遇到了困难。
然而困难的根结不在文学，也不在修辞学，而在语言学上。因为探究骈偶出现的内部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汉语双音词出现的内部根据。然而迄今为止，语言学上仍不能圆满地解释汉语双音词出现的内部“原动力”。语言学不能解释双音词究竟从何而来，自然在文学和修辞学上也就为由双音而骈偶的内因所困扰。语言学不能提供解释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使人们不得不寻求语言之外的解释，以至怀疑内部因素的价值和作用。王作新先生指出：“汉语内部各方面均与复音词结构特征相适应，且为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结构图式。但是汉语复音词何以选择了这种图式，并且构造了以骈音会意居主的复音形式，则不是仅凭内部条件的解释所能圆满回答的。”王氏说得对，单音节只是内部条件，而仅凭这个条件不能“圆满回答”复音词（或者骈偶）的来源。汉语内部的单音条件不解决问题，而其他必然因素又不得而知，途遇迷津，于是就开始向“建造者或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态度”要答案了（王作新1995）。当然探讨“建造者或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态度”不是没有意义，但是这种倾向表现了当代汉语语言学对内因的失望，更可惜的是这种尝试改变了探讨内因的方向。这样一来就等于将今人对刘勰理论的补充否定了，又走回原来的外因论的道路上去了。
由此看来，人们虽将眼光放到了语言的内因上，并发现了汉语单音节性的必要因素，但是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外因论”上去了，而始终未能深入到汉语所以允许、导致骈偶的必然的内部系统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汉语走上对偶之路的内在因素是什么，仍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