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句法演变与重音转移
疑问代词的位置虽然为原始汉语的SOV型词序提供了独立的证据，但是要彻底解决汉语从SOV到SVO的变化，我们还须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在这种演变中会出现如下次序：
实词＞代词＞否定＋代词＞疑问代词
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使有些成分变得慢，是什么因素使它们得以残留？又是什么因素使它们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的看法是：这里起决定因素的是语言的韵律结构。我们知道，就语言的一般规律而言，SVO型语言的普通重音都在句末，而SOV型语言的重音一般都在动词左边的宾语上。如果说原始汉语是SOV型语言，那么它的重音形式应该在动词左边。而从SOV到SVO的变化就意味着普通重音从动词的左边转到了动词的右边。因此，从SOV向SVO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普通重音从左向右的移动过程。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实词和代词在这场转变中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因为代词在读音上一般都比实词轻，宾语位置上的代词尤其如此［3］ 。比如“焉”是“于是”的合音，从而知道代词“是”可能轻读；“弗”是“不之”的合音，从而知道“之”可能轻读；而诗经韵脚不押代词（如《诗·小雅·隰桑》：“藏之”，“忘之”，押“藏”“忘”不押“之”）不仅足以证明代词的轻读，而且说明代词的词汇弱读的性质。因此，在重音转移的时候，代词的反应最迟钝，因而右移比实词慢。这就是为什么在周以前的铜器和地下发掘的材料中，实词虽然已经居后，而代词（如“是”）无一例外地都在动词之前（裘锡圭1979）。
那么为什么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的后移又晚于一般代词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和否定副词凝结而一的缘故。代词宾语的这种通过移动而凝结在否定词上的过程，可以用句法上的附着（cliticization）理论来解释（Kemenade 1987）。其移动目标或落居点是句子否定语素节点（note）上的附加位（adjoined position）：
为什么代词宾语要移至这个附加位，我们可以根据黄正德1988年提出的“原则-P”来解释，就是因为否定语素的句法位置需要词汇性语素的持助，是否定式曲折成分上的特殊要求（详见Huang 1988）。当然这样解释还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个否定语素一定要代词宾语来持助。然而这一点我们却可以从语言的一般规律上来说明。我们知道，在许多罗曼语的历史变化中，亦即词序从SOV到SVO的转变中，代词宾语就常常采取附着式移动而出现在动词之前的附加位上。这一点不仅说明代词宾语的附着式移动具有语言的普遍性，同时也说明这一现象的发生和语言从SOV到SVO型的变化紧密相关。由此可见，否定句代词的移动，不仅有其移动的原因（Principle-P），也有其移动的位置（adjoined position），而且有“不之”之为“弗”的证据，这都说明否定句中的宾语代词的“前置”是一个句法上的独立运作程序，因此其中的代词宾语的后移比一般代词慢也就很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句法运作是该语言经历了从SOV到SVO的变化的有力证据。
必须指出，由于否定句中代词的独立句法运作和［否＋代宾］固化形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代宾的后移，而事实上，就现有的材料来看，这种固结自从实词全部后移以后，就开始松动了。因为这种句法运作和［否定＋代宾］的固化是以代宾向左移动来完成的：
很显然这种左向移动与句子重音的右向转移的总趋势相互抵触。所以在句末重音的冲击下，作为代词宾语，轻者不一定要跟其前的否定成分凝结，于是有的“不之”不一定要以“弗”这种单音形式出现，而是以一个双音节音步的形式出现（见下树形结构I）；重者就留在原来宾语的位置上不予移动，出现了第一节例（5）中的“未尝之有也”和“而未始吾非也”的现象（见下树形结构II）。这说明这种松动已经相当可观了，再往后就有许多代宾后移的现象（见树形结构III）。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后移的代宾之所以能被巩固在动词之后，据魏培泉的研究，是和汉以后谓语趋长后的整个谓语长度紧密相关的［4］ 。如：
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论语·述而》皇侃《义疏》引郑说）
依魏说，“之”所以后置是因为“不”和“之”中间有三个音节的缘故。在我们看来，这是由于［否定＋宾代］的句法黏着松动后，否定词“不”和“复”首先组成一个音步（据Principle-P），这样一来，就有下列几种韵律结构的可能：
①（不复）／重／（之教）
②（不复）重）／（之教）
③（不复）／（重（教·之）
第一种是：“之教”组成一个音步。因为“之”是动词的宾语，又是紧贴动词的成分。这样一来就形成“重”字挂单的局面。在第一、二章里，我们看到，战国以后，在没有特殊强调的情况下，一个音步至少要两个音节。因此挂单的音节在韵律上都不能自成音步。为避免“重”字挂单，就得按②来组合。因为音步的组合要根据最接近的句法关系来决定。这里“重”、“复”都是副词，而“重”又被宾语“之”隔开了它与动词的关系，所以②是合理的组合。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前重后轻：“不复重”对“之教”。其结果是句尾太弱，违反了SVO句尾重音的要求。于是只有③能满足所有的要求。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宾语代词的后移是随重音转移而发生，并受重音控制而完成的。
现在来看疑问代词的后移问题。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实词全部后移，以及在［不＋之］的附着形式基本瓦解的情况下，疑问代宾却还能牢固地（《马氏文通》所谓：“不易之例也”）坚守在动词左边的宾语位置上直至两汉才松动？我们认为，这跟问答句的特殊性以及［疑代＋动词］的韵律结构有关。我们知道，就语言的一般规律来说，语言中的句子按焦点的不同，至少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参第四章）：
①词汇焦点（lexical focus）
②结构焦点（structural focus）
③狭域焦点（narrow scope focus）
④广域焦点（wide scope focus）
词汇焦点指通过特殊词汇实现的焦点。如“我知道这件事”加上“只有”后，句子的焦点便集中在主语上“只有我知道这件事”。结构焦点是指通过特殊句法结构实现的焦点。如“张三打了人”，要强调主语可以用分裂句“是张三打了人”来表达。而狭域焦点指的就是疑问句，这类焦点总是集中在疑问成分上，所以自成一类。广域焦点是指整个句子，而不是句子、某个成分为焦点的情况。如下面这段对话中，李四的回答就是广域焦点句：
（15）张三：“怎么回事？！”
李四：“我放了一个炮仗 。”
从上述焦点类型可以看出，疑问句和其他语句是不同的。这是由它自身的焦点形式决定的。当原始汉语从SOV向SVO转变的时候，首先是语言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一般语句转变，而疑问句这种带有特殊焦点的形式，最晚受到冲击也就不难理解了（“唯N是V”可以看作一种残存的特殊结构焦点表达式，所以也能保持不变）。由于它自身的特点本来就不同于一般句子，保持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是它所以区别一般形式的需要，所以当一般规律演变的时候，它仍然可以固守一时。这就是它所以最保守的基本原因。
但是当这样解释的时候，还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过渡时期中的疑问句的焦点和答复句焦点在句法位置上的矛盾：
（16）奚冠？
冠素。
很明显，疑问句的焦点在动词左，而答复句在动词右。我们知道，如果汉语没有疑问代词移动的句法运作，那么疑问焦点和答复焦点就应该是相同的，正如现代汉语（黑体字代表重音所在）：
（17）你喜欢谁 ？
我喜欢他 。
谁 喜欢他？
我 喜欢他。
你喜欢他的什么 ？
我喜欢他的眼睛 。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形呢？如果说疑问句所以保守是因为其焦点的特殊，那么答复句的焦点和疑问句一样，为什么答复句的焦点在动词右边，而疑问句的在左边？很明显，在理论上，这是不大可能的。对这种矛盾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过渡时期的表现，是由该时期语言演变中的特殊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我们知道焦点总是通过重音来实现的，疑问焦点居左意味着疑问重音的居左，而汉以后疑问焦点开始右移，这又意味着疑问重音的右移。我们认为，重音转移是解释这个矛盾的关键。
如果说，从SOV到SVO是这一时期转变的大势，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SVO型重音结构（句尾重音）的不断壮大。一般说来，当语言从一种底层结构向另一种底层结构转变的时候，其最新建立的重音位置是要绝对保证其重音的实现的（比如今天的意第绪语）。从答复句的焦点的VO形式可以看出，其重音形式已然前轻后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疑问句焦点仍保持左重右轻型的重音形式，那是为当时处于转变中的语言重音规律所不允许的。然而疑问句的OV句法形式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告诉我们，这种形式可能对原始重音形式经过了一番结构上的调整。就是说，句法上是OV，在重音形式上则是左轻右重。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就我们所见的一般［疑代＋动词］的形式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疑问代词加单音节动词形式。
如：
就是说，它们多以双音节音步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中，我们很难发现疑问代词音节数目多于动词的。相反，动词上的音节数目可以多于疑问词的音节数目（如最后两例），而且如果疑问成分是双音节的，则多半采用［疑问宾语＋之＋动］的形式。如：
［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何谋］之敢？（《吴越春秋·三》）
［谁子］之与也？（《荀子·王霸》）
何乐士先生曾指出：“（《左传》中的）［何＋N］作动词宾语时总是借助于介词‘之’而前置，形成［何N之动］格式”。总之，［何N＋V］（何罪有）的形式很难发现。这是因为“［何罪］有”的重音结构形式是左重右轻：
然而“何罪之有”的韵律结构是
最后一个音步仍是双音节，可以自然地实现其重音形式［5］ 。恰如“唯命是从”可以为今天SVO的重音形式所能接受一样。由于“何知”形式的普遍性以及“何罪有”形式的不存在，我们有理由设定这一时期疑问形式（OV）中的重音，不在疑问成分，而在动词成分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动词的疑问代词宾语后移的过程中，“何＋N”形式的出现也很说明问题。据魏培泉的研究，在早期疑问代词后移的文献中发现，“何＋N”形式一般都居后。比如，《晋语·四》“余于伯楚屡困，何旧怨也？”韦昭注曰：“数见困，有何旧怨？”而不说：“﹡何旧怨有”。更有趣的是，在有的情况下“何＋N”形式与单音词“何”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上的不同，可是如果疑问代词出现在动词右边，则要采用［何＋N］的形式。比如，先秦“何由”中的“由”本身就含有“道路”的意思，而康僧会要用“何道”作“由”右边的宾语：“今欲返国，由何道也？”（康僧会152《六度集经》）。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归纳出关于单音节［何］与双（或多）音节［何N］形式在句法位置上的两种“互补分布”（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一）是在疑问代词宾语后置以前，［何V］和［何N之V］之间的互补分布。就是说，在动词之前，单音节［何］必须紧贴动词，不能用“之”隔开（﹡何之有）；而双（或多）音节［何N］不能紧贴动词（﹡何罪有），一定要用“之”隔开。（二）是在疑问代词宾语后置的初期，［何V］和［V何N］之间的互补分布。就是说，当单音节［何］还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的时候，双（或多）音节的［何N］却得出现在动词之后［6］ 。这说明：（i）动词前的疑问宾语位置已经弱读，因此双音形式的疑问宾语不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这种推断正确的话，它又说明为什么疑问代词的右移最慢。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当语言从一种底层结构（SOV）向另一种底层结构（SVO）转变的时候，其最新建立的重音位置（宾语位置）是要绝对保证其重音的实现的。如果一般单音节疑问代词在这一时期呈弱读形式，那么它们是不便出现在动词右边这个最新建立的重音位置上的，而只有待语言彻底从SOV转向SVO的时候，亦即动词后允许出现句法弱读（不只是词汇弱读如“之”）的时候，它们的后移才可以出现。当然，根据这种推断，单音节疑问代词的全部后置又可以作为SOV到SVO彻底完成的标志。（ii）在疑问代词“何”的后置的过程中，弃单音形式［何］而取双／多音形式的［何N］，主要是为了满足动词后的韵律重量的要求。最后（i）跟（ii）又同时说明（iii）：句尾重音结构不断壮大和日趋完成、固定的总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疑问代词的后移及其巩固也是随重音转移而发生，并受重音控制而完成的。
总之，由于汉语没有疑问代词的移动，动词左边的疑问代词所占据的位置只能解释为该语言底层结构中的宾语位置。为什么古汉语有两种底层结构的最合情合理的说法就是俞敏先生的“原始汉语的SOV说”。如果动词左边的位置是疑问代词宾语出现的位置，根据语言的一般规律来推论，汉语的疑问焦点在动词之左，其疑问重音也在动词之左，答复句的焦点重音也应与之相应。然而事实上答复句的焦点重音却在动词之右。对这种矛盾的合理解释是：在SOV向SVO转变中，疑问形式通过重音转移，从而使OV式的句法形式和VO式的重音形式一致化。这不仅从理论上解决了这种矛盾得以存在的可能，也在实践上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矛盾的形式得以长期残存的现实。SOV和SVO之间的矛盾，以及问答焦点之间的矛盾的最后解决，是在不断壮大的重音形式的推动下彻底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