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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薛宝钗论
一、“君子”之难写与难解
就不自觉的心理本能与知识盲点而言，第一章中已提到了同情弱者（失败者）、阅读认同现象、心理补偿作用、个人主义取向等等，此外还包括一种普遍存在却不易被发现的人性特质。清末评点家张其信已经注意到阅读心理的偏倚反应：
方写黛玉入贾府，便接叙宝钗入贾府，此所谓用双笔，宝、黛用对待写也。不过写黛玉处，贾府诸人即从其眼中看出，宝玉亦从其眼中分两次描出，极详细排场；写宝钗处极简括极闲淡。宜乎人皆视为宝玉与黛玉情深，而与宝钗情淡，而不知作者入手处，即用画家阴阳笔法也。……其组织黛玉处，虽是写意，尚属实写明写，人皆看出，……若宝钗一面，则虚写暗写，比黛玉一面，更觉无迹可寻。其实美人中以宝、黛二人为主，其组织处皆用双笔对待之，故宝钗一面，人以为与宝玉无情，而为黛玉扼腕，非知《红楼》者也。 [2]
意指读者往往会直觉地认为实写明写、详细排场的黛玉，比起虚写暗写、极简括极闲淡的宝钗更重要，宝玉对黛玉之情深有过于对宝钗之情淡，殊不知这是小说家双笔对待、阴阳笔法的艺术策略，非关人物褒贬。然则，当人性进一步诉诸情绪与本能之后，往往更混淆了评价问题，宝钗人格上、作者笔法上的“极简括极闲淡”就难逃负面批评，这种阅读心理即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所言：
淡薄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 [3]
意谓一般热衷于追求欲望满足、兴好于张扬个性，以为这才是建立真正自我之方式的多数人，并不能了解那些约束自我而不放纵自我、以群体高于个体之辈，其实是看到更高、更广、更深的人格境界，因而通过“克己复礼”对一般层次上停留甚至胶着于喜怒哀乐的初级人性有所超越；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却又想要理解并给予解释，以祛除“不确定”所导致的不安，于是在认知不足的限制下，只能以其所理解或偏好的“浓艳”“放肆”等一般人性表现作为价值的起点，而将其所不解的“淡薄”“检饬”降格以求，解释为表里不一的“假清高”“伪君子”。正是在此一不自觉的人性本能反应之下，清末评点家张新之便认为：“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 [4] 足以代表人物论的主流意见。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别士（夏曾佑）曾慧眼洞见地指出，“作小说有五难”，其首要之难便是“写君子难”，理由是：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 。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 。试观《三国志演义》，竭力写一关羽，乃适成一骄矜灭裂之人。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尚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 [5]
所谓“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 ”，准确地触及人类发展认知的根本模式，即是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以最熟悉、最了解的自己作为推论判断的依据，这本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然而这个自我本位若没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愿意接受艰苦的学习训练以获得成长，甚至好逸恶劳、安于现状，则会流于一般常见的平凡人，形成一种“中材 ”。以这样平庸凡俗的中等见识面对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比自己品格低下的小人，当然容易洞穿其心性而无所遁形，故谓“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 ”，同样地，小说家对小人的把握也容易得多，“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 ”；但面对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基于书写对象远远超出自己的高度，乃形成一种“仰而测之，以度君子 ”的勉强攀高，实际上并无法真正测度其胸襟内涵，其结果便是“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 ”，导致小说家笔下的君子流于画虎不成反类犬，塑造出“骄矜灭裂”的关羽、“刻薄轻狡”的诸葛亮、“迂阔枯寂”的虞博士，失去了他们真正的人格高度。
但进一步言之，君子虽然难写，“野 蛮之君子 ”则尚称容易。从其所举例的《水浒传》之武松、鲁智深，可知这类“野蛮之君子 ”意指人品正派、心术端良，言行举止却往往不假文饰的直率鲁莽之辈。就此而言，《红楼梦》中包括晴雯、黛玉在内的真率之士、性情中人，可谓庶几近之，其顺性所致的恣意痛快之处，不仅作者易于发挥，也较受到读者的喜爱与赞美，因为那是“中材”之辈所能知解，复投合于基本人性的自我层次；至于“文明之君子 ”，则因超越“中材”之性甚多，具有难以仰视观望的辽阔纵深，则不仅只有“中材”的小说家难写，只有“中材”的一般读者也难解，甚且往往流于“所疑 ”“所忌 ”的对象。
即使是高明如《儒林外史》，于后半部刻画了一批通晓经史、关心实学、奉守君臣有道的“真儒”，但其中之一的虞博士，于旨在讽刺、也妙在讽刺的吴敬梓笔下，其忠厚朴讷依然不免失于“迂阔枯寂”，丧失了君子的饱满通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也同样落入此一窘境，分别流于“骄矜灭裂”“刻薄轻狡”。就此必须说，在“写小人易，写君子难 ”的创作挑战下，曹雪芹大胆迎接此一高难度的考验，突破“文明之君子则无写 法 ”的困局，不仅将人性的多元差异充分展现，更把人性的高低不同如实呈显，身为“淡薄之士”“检饬之人”的薛宝钗便是一位典型的“文明之君子 ”，绝不是《儒林外史》竭力去写，却又因中材不足以写好的那一位流于“迂阔枯寂”的虞博士。因此脂砚斋便说：
画神鬼易，画人物难。写宝卿正是写人之笔 ，若与黛玉并写更难。今作者写得一毫难处不见，且得二人真体实传，非神助而何。（第八回眉批）
这就明揭宝钗这个人物正是出于困难的“写人之笔”，并且比起写率性的黛玉还要更难，而曹雪芹运斤如风、举重若轻，写来如有神助、已臻化境，可见其实在宝钗身上用力最深。
只可惜，由于读者在人性本能上的各种限制，尤其自明清以后的人性价值观又出现崇尚感官本能的思潮，如李贽《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声扬：“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 [6] 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主张：“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 [7] 这类思想只要稍一不慎，便容易落入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所说的本能主义中——强调生而具有的决定因素，混同了“本能根源 的驱使力”和“性格根源 的驱使力”；在他们眼中，人类是远古时期的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扮演角色，没有责任，是由本能的绳索所牵动控制的傀儡。 [8] 以为顺从本能便是具有个性，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既然只要直心率性便可以拥有人性价值，这种思想观念对中材之辈最是方便简易，故能大为流行，后来更在现代东渐而来的西方个人主义风潮下愈形强大。人们既对“君子”的认识有限也心存疑忌，于是落入“必为浓艳者所疑”“多为放肆者所忌”的世情常态，各种有关宝钗这位“文明之君子”的材料证据便被有意无意地扭曲、穿凿、断章取义，而改变其完整的全貌。夏志清早已指出：“除了少数有眼力的人之外，无论是传统的评论家或是当代的评论家都将宝钗与黛玉放在一起进行不利于前者的比较”，透显出一种本能的对于感觉而非对于理智的偏爱。 [9] 此种不独一代之读者为然，历代继之累积、延续所形成的一种诠释主流，若探究其形成机制，可以说与“谣言”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心理学而言，谣言（rumor）之所以产生、尤其是得以大量传布，历久不衰，自有赖于各种心理因素。从“动机因素”来看，任何人类需求都可能给谣言提供推动力，仇恨所产生的就是指责性的谣言与诽谤， [10] 然而特殊的是，为何在《红楼梦》的接受过程中，独独在宝钗、袭人、王夫人等人身上引发了读者的仇恨心理，以致产生指责性的谣言与诽谤？最常见的原因，自是源于对黛玉的偏爱，以及对弱势者、失败者的同情，那股为宝玉不忍、为黛玉申诉的不平之气驱动了读者寻找敌人、发现坏人，于是塑造出一些邪恶的稻草人，宝钗与袭人等便被装入这个形象中，成为宣泄仇恨的替罪羊，各种敌意倾泄的箭靶。尼古拉斯·迪方佐从谣言心理学的角度指出：
当一个人对某事或某人怀着敌意时，他更可能去相信败坏那件事或那人的无端声明。他会紧抓着能说明他敌意的这个“适当理由”；同时透过相信这个有害的谣言，他便有机会去攻击这个他不喜欢的对象，并把他的反感发泄其上。我们或许会发现，相信贬低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谣言，也立基于这个类似的动机上。换句话说，一个敌意的态度可以事先影响某人把错误的谣言推断成有理的、可信的，甚至是可能的。人们相信谣言后便会去散布，同时发泄自己的敌意情绪。 [11]
同样地，预先怀有敌意的读者便容易相信败坏那件事或那个人的无端声明，把错误的意见当成合理可信的，从而散布谣言并发泄情绪。这便充分说明了“左钗右黛”会变成主流的原因。
一如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还会出现“逐级减少”的“锐化”现象，大量的文本讯息被忽略，而若干残余的细节却不断地被传播，而且甚至有时候被强调或夸大 [12] ，同样地，人们对宝钗等的理解也是往往建立在一种选择性的少数材料基础上，某几段文本内容情节，诸如嫁祸、金钏儿之死、尤三姐与柳湘莲等争议事件，以及“任是无情也动人”“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等相关诗词，尤其是金锁、冷香丸等用品，都被过分地断章取义并导向负面解释，以符合预先所怀的敌意。实则，“如果人们仔细检查一下所有被引用来证明宝钗虚伪狡猾的章节，便会发现其中任何一段都有意地被加以错误的解释” [13] ，正道出此一现象的积习已深，诚属不可思议。
如若要避免这样常见的结果，以离开谣言大军的队伍，除心态上必须调整为理性中立之外，于实际阅读小说、诠释文本时，也应该采用本书总论中所引述过的原则，即苏联学者伊·谢·科恩的指示：
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们完全一样，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的 问题。专家通过精密分析原文、词源学和语义学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这确实很重要。
换言之，古人自有其与今人不同的思想感受方式，他们所面对的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实践的是他们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使用的是他们自己所熟悉的知识话语，因此必须回到传统文化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而去古已远的今人要做到这一点，精密分析原文、词源学和语义学便是不可或缺的钥匙，其工夫也深，其所见也始能有得。这正是吾人在思考薛宝钗其人其事时，所应采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