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长背景与人格特质

（一）皇商的家世环境

元月二十一日，宝钗诞生于诗书世家兼皇商的簪缨之族。 [14] 而这是一个与贾府大同小异的家庭：

大同者，即薛家事实上“本是书香继世之家 ”（第四回），“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 ”（第四十二回），都属于诗书名门，具有世代门风，绝非西门庆之类的暴发户。金陵地区所流传的护官符中，对薛家的说明乃是：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第四回）

一般人只注意到“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富”的一面，却忽略了“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的“贵”的一面。薛家先祖所担任的紫薇舍人，即中书舍人，专职撰拟诰敕之责，有文学资望者始能充任，地位崇高；因唐玄宗开元六年将中书省改为紫薇省，中书令为紫薇令，故有此一别称。白居易担任中书舍人时，作有《直中书省（一作紫薇花）》一诗云：“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丝纶阁即草拟皇帝诏书敕命的地方，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自称紫薇郎，正是此一历史典故的实证。薛家先祖担任中书舍人而称为“薛公”，与其名望地位相符，由此乃与国勋门第的贾府并列为四大家族。

小异者，即薛家以皇商、行商的身分从事买卖营生，与贾府是国公世袭的勋爵，主要财源来自庄田之农牧生产有所不同。参照第七十九回贾赦作主将迎春许婚于孙绍祖时，贾政不表赞同并且一再劝谏的理由，正是孙家“并非诗礼名族之裔”，清楚可见“诗礼名族”的家世条件才是薛家得与贾府联姻，且并列四大家族的原因，也是理解薛宝钗至关紧要的关键。既然“书香继世之家 ”才是贾、薛两家的大同之处，“皇商”则仅是小异之别，则一般只就“皇商”以偏概全，又脱离清代的历史背景，从世俗常识下的“商人”特质对宝钗作扩张性的解释，那便几乎注定了歧路亡羊。

除护官符所说的“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当宝钗第一次出场时，小说家即对其家世给予大致完备的交代，第四回大篇幅地描述道：

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龙，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

于是宝钗便随母兄一起来到贾府。其中，“皇商”绝非社会上的一般商人，而是上通皇室、遍及全国乃至近海的超级企业家，为“行商”中势力最大的魁首 [15] ，除户部挂名之外，还包括“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 ”，其具体项目至少有木店（第十三回）、当铺（第五十七回）、常和参行交易的铺子（第七十七回）等各铺面（第四十八回）。因此宝钗的堂妹宝琴，同为薛氏女儿，其父亲也是“各处因有买卖，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第五十回），甚至扩及海外，如宝琴自述“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于是亲眼见过“海外真真国”的十五岁女孩子（第五十二回），其贸易范围之广、所见世面之大，一如与之联姻的王家。参照第十六回王熙凤所言：“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可见王、薛两家都拥有远洋贸易的家族事业，更是门当户对。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回赵嬷嬷提到多年前康熙南巡时，“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则贾府先前的职任也曾涉及造船、筑港之类的海洋事业，这应该是与薛家、王家发生互动，形成世交亲家的机缘所在。如此一来，贾、薛两家的“小异”之别，恐怕其差异还要更小。

除名列“护官符”上四大家族的王家之外，薛家的其他联姻对象也同样具有类似条件，薛蟠后来所娶的正室夏金桂便属同类。第七十九回经由香菱的描述，指出：“这门亲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前日说起来，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合长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因此才有这个浑号。 ”因为门当户对，于是在薛蟠的苦求之下，薛姨妈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并且，之后因为夏金桂的泼悍无礼而产生婆媳冲突时，薛姨妈气得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家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些什么！”（第八十回）所谓“旧家人家”，正近乎贾家“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第十三回），“旧”字都说明了历史悠久的家世传统，这才是构成相关家族的完整条件。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在薛家这些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贸易中，包括了被严重污名化的当铺。第五十七回，岫烟被婶母邢夫人与下人们欺榨，不得不典当绵衣以应付需索时，补述薛家也经营了当铺：

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

就这一项家业而言，一般的直觉反应都是负面的，尤其是第五十七回湘云捡到当票并了解其意涵后，与黛玉二人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似乎更证实了这是一门“太会想钱”的黑暗行当。于是对薛氏一家怀有敌意的读者便借题发挥，丑化宝钗的人格。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其主体能动性，所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不仅才性能力无法遗传，一个人的品格是否能直接等于他的家庭，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哉问，其复杂性牵涉万端，毫不考虑各种情况便一概混同为说，更属于成见与谣言的层次，不足为训；并且经营当铺是否便属于非法悖德的不良事业，也还是一个应该确认的前提，不能以粗略的直觉想当然尔。事实上，从《红楼梦》所奠基的清代旗人文化，以及与皇室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而言，薛家的当铺完全是合法的营生项目，并且与皇家及其所属的内务府有关。

历史学的研究指出：“由于清朝禁止皇族及八旗兵丁经营工商业，所以皇族经商记录并不多见，从档案中看到他们在清代初期经营的项目主要是当铺、钱庄。……清代皇帝的内务府开设当铺，在公主下嫁或皇子分府时赏给当铺，如荣安固伦公主下嫁时恩赏当铺一座，每月房租银一百三十两。庄静固伦公主出嫁时恩赏克勤当铺一座” [16] ，可见当铺、钱庄的经营本就是皇族主要的商业活动，甚至成为公主的嫁妆，非但不是邪恶的行当，反倒是光明正大、显贵尊荣的。同时不仅皇帝的内务府开设当铺，内务府的包衣旗人若积存不少财产，也会以变通的方式，“暗地里出资本，请汉族人领东，经营商业。内务府人员出资所经营的商业，主要是两种买卖：一是古玩铺，二是当铺”。 [17] 则不仅曹雪芹以其自家的内务府包衣家世，应对当铺的经营十分熟悉，移植到小说中的薛家，也符合其“现领内府帑银行商”的背景。足见当铺不仅合法，并且是具有相当资产身分的显荣之业，绝不能以市井泼皮“醉金刚”倪二的放高利贷相提并论。

除清代历史背景下的“合法性”之外，也许还可以思考的是，当铺的存在是否有其“合理性”乃至“合情性”？从本质上来看，在“万法唯识”的东方哲学里，世间万事的意义往往存乎一心，同一件事的做法会因人而异，由此也决定了成败与价值。只要不心存成见，便可以思考：当铺的存在是因社会需要而生，无论贵贱贫富，当财务上出现一时窘迫所产生的金钱缺口，却又求助无门的时候，除非将有价物品直接变卖换取现金，否则当铺便是需钱孔急时唯一的救星。所谓“一文钱逼死好汉”，这种末路绝境非亲身经历者不易体悟，然则钱从何处来？世间本无天上掉下银钱的道理，一旦面临山穷水尽之苦，若无亲朋好友慷慨解囊，又欠缺巧遇慈善家的运气，此际便只能向陌生人求助；但陌生人非亲非故，彼此没有情感与信赖的基础，如何可能无条件地以钱相予？并且既然奉茶赈粮、济衣盖屋、铺桥造路等物资的免费提供都已属于慈善的极致，更如何可能要求当铺以超越慈善的极致而直接奉送银两？只要设身处地，便知实为强人所难。即使不将本求利，也至少必须避免亏损，足以维持各种营运，因此，当铺付出银两给上门的陌生人时要以等值物品作为担保，堪称无可厚非，不仅合乎情理，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人的好意——它提供一个让人们继续保有重要物品、无须彻底割舍的希望与机会，所收取的利息实为合理而必须的报酬，是求助者应有的相对的回馈。一味抨击当铺的存在与意义，其实是出于局外人的主观愿望与偏颇认知，并不符合理性客观的要求。

因此，重新评估湘云与黛玉二人并在场众人所批评的“人也太会想钱了”“天下老鸹一般黑”的那一段对话，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评论。湘云、黛玉二人出身于对经济事务、财务难关一无所知的深宅大院，完全缺乏社会经验，属于厨娘柳家的所说的：“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第六十一回）这样的千金小姐如何能感受到几文钱所带来的艰难？尤其在不问世事的诗书教养下，难免只要涉及金钱便觉得庸俗，故她们的感叹乃是来自出身背景的自然反应；而婆子们身为奴仆之流的底层人员，出入市井之间，乐于赌钱吃酒，所接触者应是泼皮“醉金刚”倪二之类，所言自属“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第五十六回）的市俗之见。若读者引述这段话以批评薛家，便不自觉地陷入“何不食肉糜”的错误思维。

换句话说，当铺本身是因应社会需要而形成的急难机构，只有在不肖业者收高利贷的情况下才算是趁人之危的吸血鬼，否则便可以成为救助急难的“类慈善团体”。而薛家的营运方式是哪一种呢？小说文本中并没有具体描绘，但若推敲“恒舒典”的铺名，字面上是“永远舒缓、总是舒坦”之义，已经隐隐然意味着至少在经营理念上是救助急难的，那上门求助的邢岫烟，岂不正是在孤立无援之中借以度过难关的一个具体案例？比起自家姑母邢夫人的苛扣、刁奴恶仆的欺榨，迫使无依弱女不得不走上典当之途，“恒舒典”适时伸出援手给予纾困，岂非仁慈得多？若再参照薛家的阶级特性、宝钗的家庭教育及其人品，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薛家当铺的营运方式应该是“类慈善团体”的这一种。

最重要的是，一般很容易忽略薛家事实上也“本是书香继世之家 ”，犹如杨懋建所注意到的，与《金瓶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 ”迥然不同的是，《红楼梦》一反其意而“极力摹绘阀阅大家 ” [18] ，笔下展演的“阀阅大家 ”，即包括：贾府为“世代诗书 ”（第十八回）、“代代读书 ”（第十九回）、“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 ”（第六十六回）的“诗书旧族 ”（第十三回）、“诗礼簪缨之族 ”（第一回）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 ”（第二回），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第二回）、“世代书宦之家 ”（第五十七回），李纨系“金陵名宦之女，……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 ”（第四回），王熙凤属“诗书大宦名门之家 ”（第四十五回）；至于其他与贾府无姻亲关系者，包括妙玉“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 ”（第十八回），故有贾母断言“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 ”（第五十四回）的原则性推论。这才是理解薛家最切要的一个角度。

这类诗书与富贵相结合的书香世家（family with a literary reputation），提供了优良的教育资源，以及对心性气质的高雅熏陶。先就“读书学识”而言，既然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而实际上人格的培养又在于学问 [19] ，同样地，薛父因“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第四回），于是对于人格产生了高度的陶冶，小说中所聚焦而不断出现的贾、史、王、薛、李、林等重要人物，也都不外乎此，宝钗能说出“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第五十六回）的深刻体悟，更是其中最了解、也最受益于学问力量的一位女性。因此，一般以商人（即使是儒商）精神解释宝钗的性格内涵，其实是缘木求鱼。

但薛家就和贾府一样，都处在没落的最后阶段，宝钗的成长与转变也与此一过程有所关联。

（二）成长过程及转变

得天独厚的宝钗拥有与生俱来健康的体质与健全的家庭，这些都帮助她在各方面出类拔萃，展现出优雅美丽的非凡容态。小说家对宝钗描写，包括：“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 ”（第四回）、“容貌丰美 ”（第五回）、“肌肤丰泽 ”（第二十八回），都与黛玉形成不同的对比，小说中也多处就此一差异加以突显，例如：

宝玉在太虚幻境所遇到的女神兼美，其所兼之美，即包括“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可见“鲜艳妩媚 ”和“风流袅娜”是不同的美感类型，宝钗的“鲜艳妩媚”，具体地表现在“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第八回），恰恰与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第三回）形成复制翻版的孪生品；至于体态上，宝玉的“越发发福”（第二十九回），也与宝钗的“体丰怯热”“他们拿姐姐比杨妃”（第三十回）相近，因此成为彼此的显性重象。再者，透过宝玉的眼光，宝钗之美比黛玉另具一种吸引力，所谓：

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第二十八回）

这种莹润细腻、肌肤丰泽的美感，便透过“雪”的意象加以具体化。早在白居易《长恨歌》中，已将宝钗之重像杨贵妃形容为“雪肤花貌参差是”，此一“雪肤花貌”也移到了宝钗身上，第六十五回中，兴儿对尤二姐描述家中的年轻女眷时说道：

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姓薛，叫什么宝钗，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车，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两个，不敢出气儿。……那正经大礼，自然远远的藏开，自不必说。就藏开了，自己不敢出气，是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

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以致鲍二家的打了兴儿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编了这些混话，越发没了捆儿。你倒不像跟二爷的人，这些混话倒像是宝玉那边的了。”其中，用“雪堆出来的”这个形象形容宝钗，从该段文字的上下文来看，尤其是“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乃是比喻她如雪般的白皙柔嫩、吹弹欲破，和林黛玉的楚楚纤弱、弱不禁风，都令人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唯恐稍有损伤，犹如“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的另式说法，却更新颖传神地表达出对美丽女子的呵护崇敬之心。可见宝钗、黛玉各有其美，却都绝色无匹，堪称“天上少有，地下无双”。

不过，在钗、黛各有其美之余，若还要强分高下，则宝钗仍是略胜一筹。书中即由众人之口对钗、黛高下给予定论，如第五回道：“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脂砚斋亦夹批云：“此句定评，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第四十九回又借宝玉之口说“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从众家之评论可见，宝钗之美比起黛玉仍犹有过之，如此一来，宝钗所掣得的牡丹花签上题着“艳冠群芳”“此为群芳之冠”，便是对宝钗的如实描述。

这位少女既“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除得力于先天的健康体质与优异禀赋，更有赖于后天的教育陶冶，透过“品格端方”始能展现“举止娴雅”的优美风范。如脂砚斋所言：

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前三人（案：指宝玉、黛玉、湘云）之长并归于一身。（第二十二回批语）

事实上，当宝钗因朝廷规定而进京待选的时候，依秀女的一般年龄为计，大约是十三岁（见下文），已经是一个身心大体发展的少女；但在来到贾府之前，这位才、德、貌兼备的少女也并非凭空而生，而是经历了一段由女童到少女的成长过程与转变，在“世府千金”的身分下“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然后才有读者所熟悉的薛宝钗典型。

关于宝钗的成长过程及其转变，小说中一共有两处涉及，提供了了解宝钗的重要线索。首先，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段情节中，隐藏了宝钗成长过程的转变关键，她对黛玉说道：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

这时，林黛玉自承是十五岁，则宝钗大约是十七岁。从她的自述中可知，在七八岁之前，也是一个“够个人缠”的“淘气”女童，会做一些诸如偷看禁书的不守规矩之事。参照清末传教士泰勒·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以异国外来者的目光，对所见的中国儿童所作的描述：

那些和其他国家的孩子出生时起点是一样的中国孩子，……逐步形成一些中国孩子所特有的特点。他们会变得“淘气”，这意思是说他们有点调皮，或者说他们喜欢惹麻烦，有些难以对付。 [20]

此一说法较诸宝钗的夫子自道，简直是如出一辙，则身为这样的中国儿童之一，幼年的薛宝钗除了与其他玩伴偷看杂书，应该也会玩着当时女童们赶集、转磨、卖花、钻花瓶、找金子、猜谜之类的团体游戏 [21] ，也必然包括她长成少女之后偶尔忘情投入的扑蝶玩耍（第二十七回），构成童年淘气的具体情景。直到七八岁受到了大人严厉的管教，才回归闺秀的正轨，迄今大约十年。另外，第五十七回描述道：

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笑道：“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

由“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之说，可见宝钗自幼也是和一般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一样浑身“富丽闲妆”，直到七八年之前才一变而为如今的“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推算起来当时大约十岁。将以上两段情节合并以观，清楚显示了宝钗的成长过程是：最早阶段乃和其他人一样的淘气女童，转变关键在于七八岁时大人正式介入的积极教育，自大约十岁以后便诞生了特属于宝钗的典型人格。而这也和宝钗服用冷香丸的年龄相当，可见作者是刻意设计安排，绝非偶然巧合，请参照下文。

不仅如此，宝钗的转变除教育力量的介入之外，让宝钗从“富丽闲妆”到“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的因素，还包括薛家的实质没落所带来的家庭危机感。所谓“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 ，以及“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 ”（第七十八回），这种没落一则是来自当家无人、经营不善，如第四回所说的：“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宝钗自己也是“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可见薛父的亡故有如支柱倾颓，是家族没落的一大关键。

再则，在清代“随代降等承袭爵位”的朝廷制度之下 [22] ，宁荣二公的国公地位世袭势必传承数代即告终绝，也确实宝玉所属的玉字辈这一代已是将面临平民化的存亡关头，财务状况更出现了重大缺口，则“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的薛家应该也步入同样的宿命轨道。由宝钗对王夫人所劝告的：

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第七十八回）

可见两家都是在由盛而衰的没落下趋状态，诚然是“一损皆损”的共构关系；而在此困境之下，意欲延续家业，保有世族的规模，只有转向科举一途才有可能，林如海及其家族便是可资为鉴的先例。但宝玉作为贾家“无一可以继业”之子孙中唯一的“略可望成”者，尚且面临无材补天的结果，则薛家单脉独传的薛蟠更是全无指望，身为未嫁女儿的宝钗固然心知肚明，在三从四德的社会规范之下却无能为力，只得采取一切反求诸己的消极作为，一方面“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在情感上支持母亲；另一方面则是“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以为将来预作准备，虽然杯水车薪，却用心良苦。

从前面所引述的相关文本显示，宝钗是从大约十岁开始，就已经展露此一俭朴清省的风范，衣着服饰便是最直接的外显形态。薛姨妈以母亲的贴身观察总结道：

宝丫头古怪着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第七回）

脂砚斋亦指出：“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连带地，宝钗也“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燎火气的”（第八回），这些恰恰都是增添女性魅力的加工品。并且宝钗不仅不喜欢外加的装饰物，连基本的必需品也都是以可用、够用为原则，绝不追新猎奇、夸富炫耀，接下来便透过宝玉的眼光，描绘出一幅勤俭的仕女肖像画：

宝玉听说，忙下了炕来至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软帘。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第八回）

“半旧”“半新不旧”都说明宝钗的不慕荣华，因此，当满怀内疚的薛蟠努力要讨好深受委屈的妹妹，说道：“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要什么颜色花样，告诉我。”宝钗却加以拒绝：“连那些衣服我还没穿遍了，又做什么？ ”（第三十五回）可见她的衣箱里总躺着不见天日的新装，而那些衣裳应该都是逢年过节按礼节、依规矩裁制的； [23] 此外，宝钗不仅常穿旧衣，这些上身的旧衣也多半不是鲜艳起眼的色彩，和其他金钗们站在一起，就更显出她的低调风格：

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第四十九回）

在清一色耀眼的大红对比下，李纨与宝钗两人的青色系显得暗沉许多。而宝钗的素净逼近寡妇李纨的风格，确实是始终一贯的简朴作风，也反映在个人生活空间的布置经营上。第四十回随着刘姥姥的脚步来到了蘅芜苑，所见的内部场景堪称为极简主义的实践：

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

于富贵中力求洗尽铅华、素朴简净，完全符合侯门闺秀的道德涵养，正与庭院中所植的无数香花异草相呼应：包括藤萝薜荔、杜若蘅芜、茝兰清葛、紫芸青芷等等种类，都是出自《楚辞》《文选》的香草之属（第十七回），显然是刻意袭用屈原所创造的“香草美人”之文学象征传统，“香草”者，乃君子贤人之喻，带有人格之高洁与德性之芬芳的寓意。

不仅如此，如此在寒冷中绽放芳香的花草并非华而不实的浮面妆点而已，既呈现出“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 ” [24] 的存在特质，还进一步展现强韧的生命意志与崇高的品格节操，在秋寒里依然青翠葳蕤、果实累累，所谓“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 ”（第四十回），意味着那独芳于萧飒中之异香远超过深山幽谷的春兰，那愈加苍翠的绿意也足以与松柏同青；而诸草同时结出的累垂果实，比诸春华秋实的“桃李红梨”以及犯寒傲霜的“橙黄橘绿”更是不遑多让。显然曹雪芹为蘅芜苑所设计的景致，乃是综合了松柏橙橘、梅兰竹菊之各种优点的总体结晶，可以说是对道德气节最全面、最高度的象征性展现，这也是此处得名为蘅芜苑的原因。由此可见，宝钗所居蘅芜苑的整个体性表现是内外一致、身心映衬，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节清操。

若进一步参照第三十七回宝钗所写《咏白海棠》一诗，作为抒情主体以主观角度的自我表白，其中以冰雪自喻其清洁贞正之心性情操，正具有个人写照的自传意义，所谓：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那“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与“欲偿白帝凭清洁”的诗句，更可见其间一以贯之的精神契合，犹如脂批所云：

全是自写身分，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

看他清洁自厉，终不肯作一轻浮语。

好极，高情巨眼能几人哉！

恰恰呼应了第五回《红楼梦曲·终身误》中“山中高士晶莹雪”的曲文。尤其是，这种“清洁自厉 ”的精神自然外显为从实守分、甘于恬淡，不屑于讨好家长权贵，只依礼而为、不失大体的言行，故《咏白海棠》诗对“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 ”的“屑而不为 ”，也同样表现在元妃省亲时奉命所作的应制诗上。脂砚斋便指出：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第十八回夹批）

对于薛、林二人之手笔都非颂圣之佳作，脂砚斋给了不同的解释：黛玉是能力不足，想做也做不到；宝钗则是游刃有余，却不屑为之。因此必须说，实际上真正不借机以应制诗讨好皇妃的人，是宝钗而不是黛玉，恰恰与一般读者的成见相反。

从情理逻辑而言，连可以当面讨好皇妃的应制诗，宝钗都是“有生不屑为此”，则背后所为，又更何须故作姿态？则在人物论述中常见的，将宝钗腕戴麝香串的做法视为逢迎皇妃之举，就显得不合情理；最多的是视之为希慕金玉良姻的表征，更属粗疏已极的想当然尔。

细究第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的情节所述，元妃所赐之端午节礼项目是：宝玉的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其他人的则如袭人所言：“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兹不论李纨、凤姐等年轻媳妇另有安排，府中人是依伦理辈分而有等差之别，可列表如下以观之：

从这个表格中，清楚可见伦理辈分是最重要的依据，至于玉字辈的同一代中又区分出差异，则是以“家族继承人”的身分作为标准，众姊妹将来必属他姓，则宝钗之与宝玉同级，便等于是“宝二奶奶”的指派。无怪乎宝玉疑惑道：“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而敏感的黛玉更领略到其中深意，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于是又掀起二玉之间的一段风波。

其中，黛玉被降为姊妹等级，而宝钗被提升为宝玉一级的差序旨意固然十分明确，但考察两个等级的异同，二宝所多出者乃是“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其余与众姐妹相同者则是“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此即袭人所说“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的意思。可见宝钗左腕上所笼戴的红麝串子并不是用以区隔钗、黛之别的重要物件，反而正是等同彼此的共同品项所在。如此一来，将宝钗之笼戴红麝串视为希慕金玉良姻的表示，便是缺乏证据力的说法。

既然迥非承蒙钦点之沾沾心理的外显，而宝钗本性又是如此之不慕容饰，所谓“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第七回），日常生活中也“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第五十七回），则其所以特意笼戴红麝串的原因，便只是对贵妃赐礼的一种礼貌性表示。正如对元妃无甚新奇的灯谜诗，宝钗会刻意做出“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第二十二回）的反应，这对尊重君臣之伦、谨守人际仪节的性格而言，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表现。

至于宝钗颈挂金项圈的道理亦有异曲同工之处。金项圈是癞头和尚“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第八回），脂砚斋就此说道：

一句骂死天下浓妆艳饰富贵中之脂妖粉怪。（第八回批语）

既感无趣，却又依嘱佩挂身上，乃因癞头和尚所给的冷香丸，是唯一能对其群医束手无策的无名喘嗽之症生效的“海上方”，既已确实展示了神通妙验之超凡能力，其所给予的“两句吉利话儿”也因之获得某种权威性，让薛宝钗在感到“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之余，愿意对其“叫天天带着”的嘱咐奉行如仪。则红麝串、金项圈的佩戴，都从文本中获得了比追求金玉良姻更合理的解释，亦足以提供《临江仙》一词非关攀附的佐证，请见下文。

必须说，宝钗的成长与转变，反映了“受得富贵，耐得贫贱”（第一百○八回）的人品性情，显示出“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底蕴。其可贵处一如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所言：

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不然，操守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25]

就此，已经和贾母深体时艰，主动省俭用度，实是如出一辙。如第四十七回贾母说道：“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减了。”又第七十五回贾母也提醒大家“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这些蠲了罢，你们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在先辐辏的时光了。 ”这些足证宝钗是一个足以承担家族命脉的“准母神”，是贾母之后的隔代继承人，成为家族败落后的精神支柱。

一、“君子”之难写与难解三、性格成因与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