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西斯哥准备返回圣地亚哥之前对我说：“朋友，跟你一起旅行真开心。”我则告诉他我还打算在蒂华纳待上一阵子，想帮助“穷人之家”的那些修女。

“你真的要去吗？”他有些不解地问。

“是要去。我不喜欢‘穷人之家’那个名字，可是人们就是那么叫它的。”

“那就把这个带着——一定用得上的。”他说着就塞给我一张一千元比索的钞票，接着又道：“我知道你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了，你总得回圣地亚哥，不能连旅费都没有吧。”

我站在他家门前，和他的兄弟姊妹目送他离去。我和他几乎片刻不离地在一起过了三个星期的日子，此刻见他离去，心中实在有些悲伤及不舍；虽然我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但却感到无比地孤单，内心再度升起一股缺乏安全的感觉。

每逢和挚爱的人分别时，全身的细胞就会如同呼喊一般——要求和人亲近，可是却永远得不到满足。在这时候，我总是利用祷告来转移注意力，或者借着艺术创作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现在我又有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帮助蒂华纳的穷人，我虽可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我也同时需要他们来满足我。他们是否能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呢？

“穷人之家”坐落在一座山区内一条泥泞的路旁。那儿有好几幢建筑，包括免费医疗的诊所、一处大型的厨房及餐厅、食物及衣服的贮藏室、工人宿舍，还有修女们的居所。

穷人之家的负责人是墨西哥籍的莫娜修女，她见我志愿来此地工作，不禁开心地向我问候，并带我四处参观。

她告诉我：“我们每天都为三四百个人免费供应三餐。”这时我们正在厨房参观，只见里面几个志愿前来服务的女人正忙得不可开交，有的煎玉米饼，有的煮豆子，没有一个闲着。

莫娜修女又说：“由于这些人找不到工作，所以也没东西可吃，我们通常都让孩子先排队，再过来是妇女，最后才是男人。”

厨房外的空地上正有许多孩子在玩耍，成人们则环坐在地上。

“他们都在等着帮忙，因为没有人愿意只受恩惠，不求回报，所以常常来帮我们打打杂什么的。”莫娜修女告诉我。

穷人之家有三个年轻的修士，莫娜修女说他们已在这儿待了好几个月，要我加入他们的阵容，替几百个人盛食物。

用餐时，我负责将豆子盛入碟中，一个名叫约翰，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修士则负责分玉米饼。

“我喜欢这里，真的很喜欢！”约翰一边以纯熟的手法分饼，一边开心地对我说，“这些人虽然穷，可是却很美，我很乐意为他们服务，我真想在这儿待一——”他说到这里忽然打了个喷嚏，而后苦着脸说：“这是我的老毛病，唉，这里就是灰尘太多！”

约翰已在穷人之家工作五个月了，由于蒂华纳城内的路面几乎全是未经铺设的泥土路，所以尘土满天，弄得他简直难以呼吸。他出身纽约富裕家庭，从小就浸淫在百老汇的戏剧中，根本就不曾体会过穷人的生活，可是现在他却奉献出一切，以协助这些极需援手的人。尽管身体不好，他却热爱他的工作，并觉得这工作的本质美好。

“等我带你去看监狱，看看你有什么感觉——”有回约翰对我说。

“监狱？”自我有记忆以来，就曾听过许多有关蒂华纳监狱的事，据说那种地方是绝对去不得的。于是我满腹狐疑地问：“我们去监狱干什么？”

“嗯，去发食物啊，你知不知道？监狱是不负责养犯人的。如果没有我们，那些犯人全会饿死；如果他们需要衣服的话，我们也发衣服给他们，要不，也可以为他们主持弥撒。”

“主持弥撒？”我想在蒂华纳的监狱主持弥撒可不像上回和我哥哥及西斯哥在圣地亚哥的监狱主持弥撒那般轻松愉快。

“那当然，”约翰答得倒干脆，“说不定你还能有个唱诗班哩！”

我们边聊边发食物给那些人，他们十分有礼貌地接过碟子，有些人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他们脸上虽然布满风霜及倦容，可是却透着一股尊严的神色，因为他们并不是不肯工作，而是找不到事做。

下午，我们便将多份午餐、一大箱咖啡、几箱衣服搬上一辆小货车，然后前往蒂华纳监狱。约翰沿着泥土路开快车，路边的屋舍全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所以自外表看起来全是一色灰蒙蒙，脏兮兮的。

“约翰，你开得太快了吧？”莫娜修女提醒他。

“我们愈早能脱离这条泥土路愈好。”约翰说着又打了个喷嚏，“何况如果咱们碰上警察，那只消告诉他我们正要去监狱就得了！”

我们听了禁不住捧腹大笑，对于在颠簸的路面上坐飞快车也甘之如饴了。可是等我们到达监狱之后，这才发现车后的豆子已经撒了一半出来，约翰不禁怯生生地瞅着莫娜修女，帮着大家将豆子拾回午餐盒内。

监狱的守卫一见我们，问也不问就放我们通行。穿过几道安全门，一路上守卫都跟着我们，后来终于来到犯人区，守卫便站在一旁，天南地北地谈笑起来。莫娜修女很斯文地递了两份午餐盒给那两个守卫，然后先让他们挑选我们带来的衣服。

“要想他们放我们进来，只有用这个法子了，我想他们也很饿。”莫娜修女小声地告诉我。

尽管我早就对蒂华纳的监狱有所风闻，可是眼前见到的景象仍然让我大感意外。牢房一共分三层，可是那却像兽笼，简直不是人住的；每一间小小的牢房里都挤满了十几二十个人，牢房四个角落各安着一张生锈的铁床，床上还破了好些个洞。每间牢房的中央都放着一个马桶，整座监狱内于是充满了尿骚味及粪便的恶臭。

牢里的犯人一看见我们，立刻大叫起来，并且由铁栏后伸出手来，有些被关在第三层的犯人——通常都是患有精神病或极具危险性的——更会放声尖叫。

“你看！就是这种样子……”约翰说。

我站在那儿，整个人几乎麻痹了，接着，我开始觉得恶心。那些被囚在黑暗牢笼里的犯人，双眼都闪着狂野的光芒，伸着长长的手，朝我们又喊又叫，这一切再加上那恐怖的恶臭，逼得我恨不得拔腿就逃。我鼓起全身力气，转身朝约翰无力地笑笑，然后问他我该做些什么。

莫娜修女忙着分咖啡，我则拿了几份餐盒，有些畏缩地开始分给犯人。他们都客气地接过来，有的还要两份甚或三份；有的犯人并不来要餐盒，只呆坐在角落里，瞪着墙壁。

“嘿，老兄！”牢里一个男孩抬手叫我，“你有香烟吗？”

“没有。”我答，我看出他似乎想找人聊天，于是问他为什么入狱。

“我前几天和人打架，他们就把我给抓进来。”那男孩答，“我爸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守卫不让我打电话回家，还把我的钱、手表和所有东西都拿走了。请你打电话通知我爸妈好吗？”

我立刻记下那男孩的电话号码，紧接着，又有好些人要我代他们打电话。等我发完了食物及衣服后，早已忘了牢中的恶臭，开始和犯人交谈，抄下他们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口信，准备出去后转达音讯。

有一间牢房里只关着三个犯人，我注意到他们每人都有一张毯子，另外还有收音机和其他奢侈品。里面活像一间大学宿舍。好几个守卫还围坐在这间牢房边，和牢里的人聊天。

“就连监狱里也有不平等待遇。”莫娜修女感慨地说，“那些犯人家里有钱，有关系。”

接着，约翰便下来，带我上第三层牢房。我们挨着一间间的牢房分餐盒，这里每间牢房里都只关着一个犯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而且多半精神失常，但约翰却像面对好朋友般地和他们聊天说笑，他们无知的脸上浮出浅笑。

蓦地，我看见了一幕最不寻常的景象。有间牢房里关的竟是一个中年的美国妇人，她披着长长的金发，身穿白袍，坐在床中央，见我走来，立刻现出一脸的不耐烦。

“我想你大概不会要求他们替我换一间牢房。”她以低沉粗哑的声音对我说。

“你为什么——”我大惊之余，简直说不出话来。这个美国妇人怎么会和一群精神病罪犯关在蒂华纳的监狱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噢，昨晚我偷了根香蕉，他们就把我关了进来。”那妇人叹口气，然后满不在乎地端详着她的长长指甲。

她的头发烫得很好看，却赤着一双脚，穿着睡衣，看来怪可怜的。“能不能再请你替我打电话到拉乔拉找我儿子？他不知道我被关在这里。”

拉乔拉是圣地亚哥城郊的高级住宅区，这女人住在那里，又怎么会沦落到此地来？

“他有办法……把你弄出去吗？”我问，原本就不好的心情更因这妇人的际遇而恶化。

“噢，他八成不会关心，大不了说上一句：‘她也不是头一次这样。’他总是这么说。”她说到这里便眯上眼，压低嗓门又道，“你来这地方干嘛？想把关在墨西哥监狱里的美国人全救出去吗？”她说完便粗声大笑，接着却咳起来，一屁股坐回床上。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儿子的。”

“请帮忙。”

我走回第二层牢房，只见约翰和莫娜修女正在第一层牢房的小台上布置桌子，准备举行弥撒。

我于是在那儿主持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墨西哥监狱里举行的弥撒。诚如约翰所说，这儿的确勉强称得上有个唱诗班——有个被关在第三层的疯女人不时地发出尖叫，倒真有点像在唱诗。监狱里的人似乎很习惯她这种突发性的尖叫，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弥撒及讲道。

今天中午时我才发了几百份午餐给那批穷人，现在又来到监狱里为这群无助的犯人服务，主持弥撒。我祈求主怜悯这些可怜的人，赐给他们食物及安慰，让他们能在不幸中稍得慰藉。

弥撒后，我又和几个犯人谈了一阵，他们都有特别的需要或要求，请我帮忙，我特别同情其中一个男人。他是个移民工人，是在想偷越国界到美国讨生活时被逮着的。守卫说如果他拿得出六百比索，那就放他出去，否则就得在牢里待上三星期；这男人身无分文。而太太孩子却不知他的下落，正在焦急地等候他。

这男人像极了我多年前在俄勒冈州工地打工时的朋友，又同样有着诚实朴拙的脸孔，亲切单纯的笑容……我忽然想起西斯哥临走前塞给我的一千元比索，那张钞票现在仍在我的口袋里。我想：如果我有小票子就好了，要是我要求守卫替我换零钱，他们一定会起疑的……

接着，我便伸手进口袋去摸那张千元大钞，偷偷将它卷得小小的，捏在手里，趁着和那男人握手告别时，将钞票塞进他手心，双眼和他的目光相遇。

这当儿，牢里的犯人全都盯着我们瞧，情况相当危险，只要他们一猜到我给那男人钱，他们立刻就会将钱抢走。

然而当那男人抬起头，凝视我的眼睛时，我便马上得知了我所要的答案，他一定能得到自由。能确定这一点，我于愿已足。

当我离开监狱时，又成了两袖清风的穷光蛋，可是我内心却相当快乐，因为我到底帮助了一个极需援手的人。

接下来几天的情况都和第一天相同，除了发食物给穷人，就是到监狱去送衣服食物，为犯人主持弥撒，此外还有家庭访问；我很想再待久一点，可是眼见第二学期就要开学了，我只好返回美国去继续学业，何况我差点忘了将来的计划呢！

“你总是这么心平气和的！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一天，当约翰开车送我回圣地亚哥时这么问我。

心平气和？没错，当我留在那儿为人群服务时，我的心灵的确很平静；可是现在我却正在离去，返回学校。

学校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不想再念下去了。艺术？有这么多的人陷于饥贫交迫的困境，我还念什么艺术？不，我的心一点也不平静，我忘不了墨西哥这儿的情况，只要我一天不忘记，我就一天得不到心灵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