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召

在我九岁那年，我的阿姨从很远的东部到圣地亚哥来探望我们。那时，我正开始喜欢画画。记得家中所有的墙、字纸篓、任何能够找到的角落和器具都被我涂满了各色各样的人脸。

“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呢？”阿姨问着，“做个艺术家吗？”

“也许去做神父。”我说。

“那你最好把墙上乱涂的东西洗掉。”她说，“如果你将来真想做个好神父。”

我的哥哥听到了这些对话就坏坏地笑着说：“如果你真想做个神父，不如现在就来帮忙扫扫地，还去剪剪院子里的草——因为一个神父是不能像你一样懒散的。”

然后我阿姨说了一些很奇异的话：“我认为最好的神父就是耶稣会的。”又说：“耶稣会里最好的神父就是那些远去海外传教的。”接着她很神秘地说：“有些传教的被派遣到遥远的岛屿上去，如果他们被指定了，一定是服从的。有些人走了以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我根本不明白阿姨说那些话的意思，也不懂什么岛屿啦、什么一去不返的话。可是那种去海外传教的欲望却被根植在心里。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会”老是存在我的意念中。

当我的哥哥在高中的时候，他看了一部有关天主教为一些贫穷国家所工作的纪录片，散场时，他将钱捐了出来。对于那部电影，他深受感动，并且特别跟我谈过。

自从那次哥哥的捐献以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报表，告诉我们赠款的去处，那些费用尤其是用在生病的孩子身上。

有一天，哥哥杰瑞问我是不是还有做神父的念头，我说是的。杰瑞的眼神凝望着远方，他说：“这个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在困苦中受着煎熬。只有极少数的亚洲人信仰耶稣基督……我真想去那儿……那儿，亚洲的某个地方……”

杰瑞看了一些天主教耶稣会的书籍，后来，在极短的时间里我们又碰到了一位耶稣会的神父。高中毕业之后，哥哥离开了家庭进入耶稣会修道。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来能够被派遣去海外传教。

我开始不断地收到一些小本的杂志，那里面有着许多孩子的照片，刊出接受支持之前和之后的情形。孩子的眼睛透过纸张使我难以忘怀。

在那个时代，我们学校有一种传统的风俗，每一个毕业生都会订购一枚校戒。戒指是镀金的，设计出我们的校徽。这种戒指要二十块美金才能买。

可是天主教杂志里面却说，只要二十块钱，有些贫苦地区的家庭就可以靠这点钱过一整个月。

盯着那图片上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将那小心省下来很久很久的二十块钱寄给了杂志社请他们代转。这种奉献带给我极欢畅的心情，直到……

那一天每个同学都要发戒指了，仪式相当隆重。戒指是在学校体育馆中弥撒完毕便开始分发的。那一次，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学校，甚至主教也来了。他坐在正中间，祭台的前面。

我们的校长发表了好长又感人的讲演。特别提出校戒的意义，又劝告同学将这戒指永远戴在手上。然后学生的名字被一个又一个地叫上去。他们一行行跪在主教的面前，将戒指请主教祝福。

所有的学生都上去了，除了我。我坐在空荡的一大排椅子中间，涨红了脸，几乎要哭出来。那种奉献给贫苦孩子的快乐心情现在变成一种真真实实被人排除在外的孤单。

不过那种窘迫只是一时的。在我心深处，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天主要我这样做。

当然，是祂叫我如此。过了一阵，我发觉天主对我的要求还有更多，祂要我将一切都交出去……

记得我十七岁那年的某个夜里，我参加完了学校办的舞会，就跟几个朋友到一家小酒吧聊天说笑，边吃冰淇淋，边和女招待打情骂俏，同时还盘算着要如何消磨后半夜。后来，我们一窝蜂地涌到一个朋友家去开宴会。

我们疯闹了好几个小时，觉得还不过瘾，于是一群人坐上车，在漆黑寂静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兜风。

当我们开到一处公墓附近时，一个同伴忽然心血来潮地笑嚷：“我们来玩捉迷藏！”大伙停下车，奔进公墓，玩起捉迷藏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靠着一棵柳树休息，一边观看在远处玩耍的同伴。接着，我无意间低下头，猛地望见我脚下被月光照亮的墓碑，于是看了看碑上刻的姓名及日期，又看见了墓前的十字架。这一瞬间，我的心猛地一痛，自知这种行为是多么地不对。

我一路默默地走回家，用钥匙开了门，走进静悄悄的客厅，然后走到电视机前，瞪着荧光幕好半天，接着才抹去额上的汗，打开电视。

电视正在播映一部老片子，虽然提不起任何兴趣，可是就死盯着荧光幕直到片子结束。接着是第二天的节目预报，再过来是唱国歌，国歌唱完后，所有的节目都已结束，画面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跳动的光点和吱吱喳喳的杂音。我仍然瞪着电视，心里想刚才那部老片子会不会再出现，当然它不会再出现。我的世界也在那一刻结束了。

我走进楼上的房间，往床上一躺，开始想了又想，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希望当时我已经死去。

第二天早晨，我决定从事神职的一生。

后来，我也想过，这种决定是不是只为了从现实里逃避开去。是我，逃开了或说接近了什么东西吗？

智慧的圣·奥古斯汀写过下面的句子：

我们的心是永远在漂泊的，除非我们归向天主。

那就是我的答案；天主在呼叫我。我只简单地回答——好。

在我十八岁那年，我离开了家进入耶稣会修院。我记得母亲和十岁的小弟弟看上去那么微小又孤单，那时，我正在上飞机。

我知道对于母亲和小弟弟来说，承受分离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也悲伤，可是他们更悲伤。哥哥走了，我又走了，留下他们。我们这一个亲密的小家庭正在告别，而再看见他们得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不允许常常回家的。

杰瑞在修院里等我。这真是一种幸福，我们两兄弟选择了同一条生命之路。每个月只有一次，哥哥和我放下那些功课，一同到山坡上去散步。那时，杰瑞和我分享着彼此的理想、希望，还有，可能有一天被派遣到海外僻远地区去做传教的想望。

在那段日子里，我过得十分幸福，我感到跟天主是这样地接近，跟修院里的同学也处得那么好。我的心是满满的，再没有空虚的感觉在我醒来时啃噬我。

修道院里大概有一百个左右的修生。我总拿别人跟自己来做比较，他们是如此地聪明又有智慧。我呢？我差不多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我觉得自己欠缺一种本质，加上修生们在语文上必须成为一个天才的特质我完全没有。那些海外神父的事迹，在我念起来，好像是一种具备了力量、实际，又可以克服困难的巨人。而那种生活，对于一个艺术家型的人如我，可能不合适。

有一天，来了一个又老又病的神父，听说以前在中国传教，他就住在修院附近的一所疗养院里。我远远地注视他，他佝着背，很慢很慢地走向花园。

“他是谁？”我问一个同学，说时那满头白发的人正经过我。

“那是方济神父，”我的同学又说，“他在中国差不多二十年或者更长。他快听不见了，人们叫他圣人，写过书……”

中国……传教……就算透过距离，就算他撑着拐杖，我知道方济神父非常特别。我想跟他谈话。我可以看出，他不强壮，更不像我以前在书上看到的。可是，他真去海外传教。而且，他曾经在中国。

我去见他，跟他谈话。就在初见他时，当他的眼光碰到我，我知道自己改变了。

我开始告诉方济神父我的欠缺安全感、我的软弱、我能力的不足……当然，也说出了愿意将对天主的爱去为穷苦的人做些什么。

“这是事实。”他说，“你也许羡慕他人有的能力。可是天主也给了你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祂使你微小，那是因为你将去跟卑微的人在一起。”

方济神父看见了一些我自己没有法子看清楚的东西。他在我心里种植花朵，在那以前，我只看见杂草。

终于，我明白了，与其在心里拔草，不如更加小心地灌溉我的花朵。

我想，方济神父在中国的时候，我父亲正好也在那儿。很多年前父亲过世了。对我而言，一个新的父亲——方济神父来了。他们很相似。可是方济神父已经非常弱而且又病着。他并不期望活得再久了……

清晨，当方济神父主持弥撒的时候，我会去一个小小的教堂。他几乎是痛得趴在祭台上，很难直立起来。我觉得，当我看见他，自己就好似是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时的一个见证人。

过了一年，方济神父的健康情形好转些，他搬到修院的楼上来住，就在我房间的楼上，这么一来，每天都能去看望他。

有一次，我画了一张圣母像，是油画。它费了我近乎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就是用每天仅有的那十五分钟休息的时间画出来的。

那是给我母亲的礼物，可是我喜欢先给方济神父去看看。

“你画的吗？”他问。他握着我的画好似一件珍品。

“是呀！”我害羞地回答。我仍然不确定自己在美术上的天分。

“你是一个艺术家！”方济神父赞叹着。他看着那张画很久很久，然后轻轻地说：“中国人爱艺术，他们爱温柔的人。”他对我眨眨眼睛，微笑着说：“你可以将你的艺术，交给他们……”

方济神父又告诉了我许多有关中国的事，他越说，我越想去……

可是仍然有好几年要念书。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很快地，我失去了天天面对教科书的兴趣，也看不出意义，如果，如果只是念书而不去接触人群——我生命中那些普普通通的人，这又有什么用。

那时，我已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哲学学生，在我的生命里问题多过答案。那些书本和教室所能给我的是那么少，少到填不满那内心孤独的深渊所要求的答案。我知道，我知道只有生活它自己，可以做我的导师。

我想知道什么是一个好邻居真正的意义。如果我的学生生活如此被隔离在一般人的生活之外，我又如何能去做一个好邻居？我的心，与其等待着富足，不如将它交给缺乏的穷人去。

“我该做什么？”记得我去问老方济神父，那是我精神的导师也是好朋友，他就住在我念书的那幢楼房上面。我信任他也爱他。

“走向人群去，”方济神父说，“然后天主会告诉你要做什么。”

“哪些人？”我问。

方济神父靠过来，将我的双手握在他强壮的老手中，轻轻地说：“那些需要你的人。”

他的眼神那么光辉地闪着，我感觉到这个导师可以看进我的灵魂——就像他已经预知了我一切的未来。

“夏天有一个机会，让我跟墨西哥移民工人一起做工……”我对方济神父说。

“好。”他微笑着，“是那些贫苦的人在呼唤你。你去，跟他们做朋友。那儿会有一个你正在寻找的答案。去吧——要彼此帮助！”

我记得那天午后的阳光如何透进方济神父的窗口，泼在他银白的头发上像一个辐射出来的光轮。

那一天，我离开了他的房间，归向世上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