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溃而不崩 - 何清漣、程曉農
八旗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中國：潰而不崩
作者：何清漣、程曉農│出版者：八旗文化│出版日期：2019年04月│檔案格式：EPUB│檔案製作日期：2019/04/02│檔案製作：群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簡介
何清漣
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少時經歷過文革，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該書在中國及海外好評如潮，引起巨大影響，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書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
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現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程曉農
上海市人，1978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曾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職於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綜合研究室主任，曾參與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政策討論。1988年底應德國亞伯特基金會邀請，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西柏林工業大學經濟系任訪問學者。1990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隨後攻讀博士學位，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1997年至2009年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季刊主編。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常駐嘉賓。
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
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
「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
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
【代序】
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
──張清溪／臺大經濟系教授
何清漣女士與程曉農先生的《中國：潰而不崩》，分析當前中國問題與前途，我有幸先睹為快。以前有個《Taiwan News財經文化週刊》，因為每期有何女士的文章，我為了最快能看到她的大作去訂了這個雜誌（現在換成《看》雜誌，我當然也去訂了）。可見我是多麼渴望能在他們的書出版前，「先睹」解渴。看是看得很痛快，不過，他們推論出一個差不多最悲慘的結局，就是書名：《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間）：潰而不崩》。
說最悲慘，是對中國社會而言，因為已經腐蝕的中國環境、倫理道德、公平正義與政府誠信等社會根基，還要再「潰」爛十年，真不敢想像十年後中國會成為什麼樣子。但對中共黨政官員而言，這可能是他們做夢都不敢相信的美好，因為中共的政權居然還可「不崩」維繫至少十年。作者對「潰」的分析，我是相信而且非常佩服，但也有自己的解讀；唯對「不崩」的預測，雖然覺得講得很有道理，但還是心存疑惑。底下就不揣譾陋，談談我的解讀與疑惑。
當代中國經濟或說中國問題很複雜，而且人言言殊，各執一詞。最形象的說法，就是裴敏欣（Minxin Pei）在Foreign Policy（2012年8月29日）上發表的論文，篇名〈你對中國自以為是的認知，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我想很多看法南轅北轍的人，都會說：「是啊，他講得真對。」
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把兩個矛盾的制度疊加在一起：在經濟生活上開放讓大家透過市場自力更生，但共產黨又緊緊掌控一黨獨裁的政治權力不放。其結果是，中共一方面要國際社會接受它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又「五不搞」「七不講」地堅持共產黨不容染指的獨裁統治權力，甚至要在各國內外企業內建立黨支部。本書作者乾脆直接了當地就稱它為「共產黨資本主義」。三四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就在這個「共產黨資本主義」下眼看它起高樓、宴賓客，也在這個奇怪的制度下，眼看它樓塌了。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個既簡單又明確的概念。但這裡面賣什麼膏藥呢？作者在本書第二章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我對這個制度的本質有這樣的解讀：它就是一個「私營政府」；相對地，改革開放前則是「公營企業」。我認為這是中共統治中國先後掉進去的兩個陷阱。稱這是「兩個陷阱」的說法，是受何清漣女士《中國的陷阱》（這是我研究中國經濟的入門書） 與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啟發。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篇有一句話說：「任何兩種東西，都沒有像『商人』（市場）與『元首』（政府）這兩種性格那麼矛盾。」（No two characters seem more inconsistent than those of trader and sovereign.）為什麼呢？其實，經濟學講「市場機能」時，是說在沒有政府干預下，買賣方透過市場私下交易，會創造最大的社會福祉；這時，政府與市場是像敵人一樣對立的。市場與政府如何對立，我可以列出一張表，從它們的動機、規範、互動方式等等，都是針鋒相對的。就以發揮兩者的正當功能而言，因為市場買賣必須雙方同意，資本家固然想賺錢，但要消費者首肯，所以任何買賣都必然雙贏才能成交；或至少說，以雙贏為常態。因此要發揮市場最大功能，就是要讓大家在市場上「自由放任」地買賣。相反的，政府的特質就是帶有強制力，不論是課稅或財政支出都使用不容挑戰的公權力，因此政府功能要得到適當的發揮，必須遵循《憲法》規範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絕對不是像市場的自由放任！
亞當．斯密接著還講了兩句話，用現在的語言，就是說：「企業若由政府經營，一定是最壞的企業。而用經營企業的方式辦理政務，就一定是最壞的政府。」換句話說，企業（市場）應該讓私人自由去經營才對，若是「公營企業」，那就會把企業搞砸。反之，政府執行公權力必須受到憲法等規章的限制，若是讓政府變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私企那樣的「私營政府」，則必然會是最壞的政府。主張社會契約理論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有句名言：「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共產主義經濟就是全面的「公營企業」，因此不論蘇聯、東歐或古巴的共產經濟，都是在最壞的經營下導致經濟破產，這可以說已蓋棺論定了。中共前30年也掉入這個「陷阱」，文革結束時中國已經山窮水盡了。
跟蘇聯、東歐不同的是，改革開放救了中國。但是，這個在經濟上開放、個人自力更生、政治上集權獨裁的制度，在我看來就是掉入另一個「私營政府」陷阱。這也是我認為作者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本質。
為什麼中國會從一個陷阱掉入另一個陷阱？因為在「公營企業」這個陷阱裡，有的爬得出來有的不行，端視陷阱的深淺。陷阱比較淺的民主國家用「公營企業民營化」就解決了問題；陷阱比較深的臺灣，至今還在「假民營化」的泥沼裡難以自拔；而要脫離萬丈深淵的全面公營共產陷阱，就必須解體政權。
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共用「改革開放」逃脫了陷阱。這個看起來身法矯健、成果豐碩的計巧，其實是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及贖買官員的方式，也就是用「私營政府」的方式，掉進一個更可怕的「私營政府」陷阱。在這個陷阱裡，中共從政治局、國務院，一直到縣、鄉各級政府，從各部委的大小官員、國企主管，一直到鄉黨委書記、村支書，無不卯足勁各顯神通地舞弄公權力，去滿足政黨與官員的私慾。我雖然有這個認識，但看到本書第二章的論述，真是驚心動魄。有人說共產黨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做不到的。誠然。
我能理解「潰而不崩」的「潰」，但對「不崩」還有點懷疑。說這個「私營政府」已煉就金剛不壞之體，真不願相信。很多獨裁國家不都是說垮就垮了，有什麼理由嗎？蘇聯解體不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嗎？善惡有報的天理不存了嗎？中共這個「私營政府」真的還要再折磨中國十年？
神州淪陷，伊于胡底。
【代序】
時代需要勇於挑戰的中國研究者
──吳國光
20年前，何清漣出版《中國的陷阱》一書，為當代華文對於現實中國的研究樹起了一個里程碑。今天，何清漣、程曉農伉儷雙劍合璧推出本書，作者與出版者都期許其作為《中國的陷阱》的續篇，20年後再度系統、深入地呈現和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圖景，對於釐清圍繞中國複雜的現狀而在認識上出現的種種模糊、迷惑和困擾，毫無疑義是非常有價值的。
中國30年來的發展，在挑戰人們的認識和理解能力；這種挑戰力度之大，以至於不斷有人感嘆，是不是人類過往認識社會政治經濟現象的深厚思想積累，都有嚴重的問題，乃至不能解釋，這樣一種以踐踏公民權利、當權者高度腐敗、貧富分化趨於極端、生態環境代價奇高為特點的發展模式，卻取得了繁榮並至少已經維持了幾十年。面對這種挑戰，有人選擇否認中國發展所產生的上述負面效果，致力於美化、歌頌和推銷所謂「中國模式」；有人不免輕忽這種發展模式的現實存在，從願望出發而斷言這種模式已經失敗──可是，「失敗」是在什麼意義上呢？看不到一個巨大的經濟體的存在，與一個每日每時都在壓榨和壓迫民眾的強權政治體系的現實作為，難道就可以解決現實中國的種種嚴重問題嗎？很明顯，何清漣、程曉農此書，不屬於以上兩種思路的任何一種，而是從對於現實的實證研究出發，進一步提升到概念分析層面，形成對於複雜現實的思想解釋，並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判斷。不用說，我是讚賞這種研究方法的。當然，我對於現實的解讀和判斷在很多地方和本書有不同看法，但是，對於誠懇的思考者來說，這些不同都是可以討論的，並且唯有這樣的不同和討論，才能促進和提高我們對於這同一個現實（在這裡，就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現狀）的認識和理解。「君子和而不同」，此之謂也。推開來說，「同而和」，聽著很理想，其實扼殺思想生機；如果「同而不和」，恐怕就是因為私利的爭奪了。
清漣、曉農二位都是經濟學訓練出身，二位的研究向來都以資料豐富、紮實著稱。本書再次展現了這一特點。對於中國經濟各個面向的深入分析，在我看來，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內容之一。中國經濟已經持續繁榮30餘年，繁榮本身的經濟邏輯是什麼？其經濟代價何在？這種繁榮能否持續？從貿易、投資、消費，到金融、股市、房地產，本書從多個最為重要的經濟向度對此做了獨具隻眼的分析。其中的諸多看法，在我看來，既接地氣，也有高度；更重要的是，在相關分析之中始終具有對於民眾福祉的深切道德關懷，而不是經濟學研究中，經常見到的那種以冷冰冰的數字來支撐單純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做法。
同時，本書也把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放到了捲入全球經濟這個大背景下，這就幫助拓展和深化了人們理解當今中國現象的視野。從本書推展開去，也許可以說，正是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使得民主國家領導人如奧巴馬總統也焦慮中國的所謂「失敗」多於擔心來自中國的挑戰。在我看來，這可能是人們認識中國的一個極大的誤區，其著眼點似乎更多地在於國家之間權力政治的考量，而較少慮及中國民眾和人類社會為某種所謂「成功」所付出的超常代價，更少思考這種成功對中國和世界在價值、道德、文化和生態等人類生存的基本面所帶來的深遠禍害。本書判斷中國的現實與近期前景是「潰而不崩」；對這個判斷會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如果更多地採納上述後一種思路，也許可以認為，「潰」者，中國也，「不崩」者，中共也。也就是說，在當前模式下，中國作為一種文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正在不斷付出日益潰爛的代價（當然，中共本身也在潰爛），而這種潰敗引起了國際社會的一些擔心，反過來成為國際社會希望中共維持統治的理由，於是這種文明與民族的潰敗進一步延伸和加劇。結果，「潰」與「不崩」，可能形成相互支撐的一種惡性循環。現行模式的長期持續所帶來的禍害，只能不斷加大。
那麼，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模式呢？這種惡性循環的制度基礎是什麼呢？本書提出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釋當代中國轉型和發展的特殊模式。我認為，這是本書的重大理論貢獻。中國自從1970年代末開始從共產主義轉型，歷經初期市場化、天安門鎮壓、加速市場化、擁抱全球化等交織國內和國際因素的風雲變幻，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很明顯，既不同於毛時代的那種共產黨制度，也不同於經典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形成了一種新的架構。能不能認識到中國的轉型已經在制度層面凝聚為某種特殊架構，這是一個層面；如何概括和理解這種結構，又是一個層面；然後才是第三個層面，即對於這種架構的價值判斷。不難看到，人們在討論中常常跳越前兩個層面而直接表達好惡，這樣的價值判斷就成為無本之木，討論成為爭吵。本書則恰恰是從前兩個基本層面入手，這就是學術的思想力量所在；本書把這個架構概括為「共產黨資本主義」，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創見，也是對於當代中國研究的重大貢獻。
當然，認識中國，理解中國，這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所能擔當的志業。每個思考者，只能從某個特定方面、特定角度來貢獻所識所解；這樣的思考者多了，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認識和理解蔚為大觀，就形成了人們的共同精神財富，對於中國的認識和理解才能從總體上、根本上得到發展和深化。可惜，從總體上看，我們遠遠缺少這樣的知識景觀。在我寫這篇序文的時候，網上正因為中國高考而充滿對於「文革」後第一次大學入學考試四十年紀念的回憶和感想。曉農、清漣和我本人，都屬於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當年被稱為「思考的一代」。在故國，我們的同學絕大多數已經退休，說這一代人正在退出歷史舞臺應不為過。回首蒼茫歲月，所謂「思考的一代」，究竟留下了什麼樣的思想成果呢？坦白地說，我對此評價甚低。當然，我們這代人，從早年的成長經歷和思想營養看，既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也沒有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的西方思想的滋養，青少年時期是被桎梏在毛主義的政治文化和思維套路之中的，因此就思維能力和學術訓練而言有著嚴重的先天不足。但是，這代人，對毛時代有經歷有反思，對後毛時代的轉型有參與有自省，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則有見證有探究。集合這三者到一起，就是這代人的最大思想優勢。與西方學者和故國的年輕一代相比，我們有對於反資本主義的制度及其艱難轉型的深切體驗；與老一輩相比，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的巨變業已展開並其矛盾也已深刻呈現的當口，我們作為思考者正當成熟之際；就海外華裔學者來說，則與仍然為政治壓制或思維桎梏所苦的同胞學人相比，我們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而具備全球視野、多元價值和批判思維。也許，80年代的歷史擔當，對於轉而關心物質利益的諸多同輩而言，已經成為雲煙；也許，大海後浪推前浪，浪浪死在沙灘上，一代人不過歷史瞬間，不必奢談什麼思想遺產。可是，數十萬年人類進化，幾千年中華文明，截至工業化時代之前，真正留存於世而影響無屆的，與其說是帝王功業、市井繁榮，似還遠遠比不上岩洞圖畫、死海經卷、西方三教和《論語》、《道德經》。即使到了人類自以為輕易就能改變自然、財富確實也如泉水一般湧流的工業化時代的今天，一本《國富論》，或《資本論》第一卷，對於幾百年來人類生活的影響，且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恐怕不是洛克菲勒萬貫家財所能望其項背的吧？我並不想誇大思想的作用；我只想遺憾地指出，就在西方主流學界當下轉而強調思想對於人類進步（包括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的時候，華人社會裡更常見到的卻是對於思想與學術的鄙視，是反智主義大行其道。確實，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與所有國人一樣，大都生活在誠惶誠恐、奴顏婢膝的狀態中，缺少獨立風骨與自由思想。但是，這種讓人不愉快的現實，並不足以證明思想的無用，反而恰恰說明了思想的價值。曉農和清漣都是我的老朋友，更是我素所尊重的同代學者。中國的現實，恐怕很難在我們這代人手中創造出比較理想的發展路徑了；在思想上，這代人正當密那發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的歲月，能不能不至於浪費我們所經歷的苦難、堅守與追尋呢？「雖萎絕其亦何傷兮」，是所望於老友也！
是為序。
2017年6月20日
於桴浮書屋
【代序】
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徐友漁
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不論對於內部生存者還是外部觀察者，中國都是一個神秘之國，對這個社會提出切中肯綮的論斷難上加難，敢於預言其未來和前途者往往鎩羽而歸。但是，論說中國又是一件具有極大誘惑力的事，各種人物都願意對此一試，於是，我們讀到在五四時期訪問中國的西方哲人羅素的《中國問題》，中國政壇一代梟雄蔣中正的《中國之命運》，也讀到文化大革命中無畏青年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
進入21世紀之後不久，世界的目光越來越聚集於中國。一方面，中國迅速成為經濟體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豔慕與仰視，另一方面，它對人權的粗暴侵犯以及對人類政治文明準則公然的敵視與否定，令人不安與驚愕。對中國的描述和評價出現兩極化的趨勢：「太平盛世」的讚譽和「即將崩潰」的預言各不相讓。
何清漣、程曉農合著的《中國：潰而不崩》對中國這個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會，對這個外強中乾的泥足巨人做了全面的體檢和準確的診斷，對中國的未來做了理性而審慎的預言。作者的立場與「太平盛世」論截然對立，但對於「即將崩潰」的預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說明，在虛假的繁榮背後，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機，而暫時閃光的GDP數據，是以犧牲社會公正與平等、損害生態環境安全、透支未來的發展與福利換來的。中國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危機早已出現。由於問題產生於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機的辦法，將來也沒有解決問題的良方。
作者進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謂「中國模式」，其本質就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把共產黨的權力壟斷和市場的運作結合在一起，為所欲為、所向披靡、「創造奇蹟」；同時讓當權者無所顧忌、無所限制地化公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國模式」的一時喧囂、現政權的表面強大，以及目前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統治權就本質和長遠性而言沒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於這個共產黨資本主義。這個說法，和許多西方學者使用的概念「市場列寧主義」是一致的。
我估計，本書鮮明的觀點、犀利的剖析，不會讓所有的讀者輕易地接受。許多關心中國問題、觀察中國現實的人，由於種種原因，總是與中國的現實有距離和隔膜，或者由於生存條件與利益關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點：其實，早在20年前，作者已經在其引起轟動的《中國的陷阱》一書中，對中國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診斷。在這本書中，作者對於借改革、開放名義進行的猖獗的尋租活動、瘋狂的「圈地運動」、駭人聽聞的資本原始積累作了大膽的揭露，對於中國的下一步發展作出了不容樂觀的預言和警告。20年的事實證明，作者的不祥預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態的惡化發展與作者敲響的警鐘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相信，本書對於中國問題診斷的準確性，用不到20年，不但會得到證實，而且會得到更加廣泛的肯認。
面對同一個中國，不同的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和結論？其實，社會生活是如此紛繁複雜，對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國度、同一個運動，人們能找到一百個理由譴責，也能夠找到一百個理由讚揚，遑論對於處在社會大轉型階段的中國。對一個時代和社會作出正確判斷，既需要知識，也需要良知和見識。劇變中的中國呈現出多個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鱗次櫛比的高樓，也有被毆打被抓捕的訪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奧運會金牌，也有成千上萬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結石寶寶。中國漫長的歷史、眾多的人口、低下的國民素質，都可以成為缺點、錯誤甚至為罪惡辯解的口實。那些帶著度假、消遣、獵奇心態到中國來採訪和寫作的人，完全有理由驚嘆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過東京和巴黎，那些滿足於官方統計數據的國際組織的官員，拿出「中國第一」的報告似乎是有根有據的。
如何診斷中國？如何面對中國社會矛盾的現實？如何鑑別莫衷一是的意見？如果現實本身不能自動提供答案，那麼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尋求啟示。
蘇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義吸引人們的讚譽，其粗暴、混亂和不人道長期得到原諒，像羅素、胡適這樣的大思想家和學問家都對布爾什維克的蘇俄一度神往，但最後，他們基於大鎮壓和大審判的事實作出了經得住歷史檢驗的結論。
希特勒統治的德國以紀律和效率，勞工福利和社會淨化（相當於今日中國的「掃黃打非」）為名，承辦的柏林奧運令世界矚目，其震撼力超過北京奧運，但最後證明正確的是卡爾．雅思貝爾斯、漢娜．阿倫特這樣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謳歌法西斯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著名學者。
只有進入歷史，才能對人類迄今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導性原則方面達成的共識具有信心。現在的形勢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很相似，那時西方對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勢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亂陣腳和稱讚法西斯的短視言論不絕於耳，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學習西方的勢頭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會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中國模式似乎是另一種文明的替代方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潰而不崩》既是一份診斷，也是一副清醒劑。本書作者兼具經濟學家的實證態度和歷史學家的長遠眼光，在蘇聯東歐的轉型參照之下對中國現實進行深透分析。讀完此書後人們會產生一種感覺：只要有直面現實的勇氣，認識中國並不是太難。應該說，目前對中國形勢和世界大勢的認識，對中國知識界的見識固然是一種考驗，但它的難度和挑戰性，並不如梁任公一輩面臨歐洲凋敗之局遭遇的考驗那麼嚴峻。
人們會問，喪失道義、百弊叢生的現實，難道不是蘊含著否定自己的契機嗎？苦難深重的中國人，不是相信「壓迫越深、反抗越甚；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嗎？對於這個問題，本書作者表現出了理性的、審慎的現實主義態度，沒有單純為義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雖然當前的問題和危機是難以化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現政權會立即、或在短時間內崩潰，中國社會的病理狀況是衰朽和潰傷，隨著時間越發加深的衰朽和潰傷。中共現政權可以憑藉對社會不計成本的控制，對民間力量變本加厲、毫無節制的打壓，以及巨大的慣性在可見的將來存活。
作者持之以恆地以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為研究對象，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中間剛好經歷了20年。這20年，見證了作者思想和認識的深化──從呼籲以深化改革的辦法來化解困局，到對於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診斷；這20年，也見證了中國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態度與情緒的轉變──從抱有最後一點希望到完全絕望。從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開始，「改革」在大約20年的時間內是中國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維繫信心的一面旗幟，人們把落後的、醜惡的現象歸結為某種改革尚未進行或者進行得不徹底，歸結為保守派的阻擾和反對，人們以為推動和捍衛改革必然帶來進步，就是在維護廣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改革不過是為當權者提供了把權力兌換為經濟利益的良機，改革成了這些人瓜分國有資產的遊戲和盛宴。從《中國的陷阱》出版到《中國：潰而不崩》發行的這20年，就是人們越來越不願意談論改革、「改革」這個詞彙的正面意義喪失殆盡的過程。
是改革在行進的中途變了味並且越來越變味，還是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地位而採用的權宜之計？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說，即使在中共開明的領導人那裡，改革的「救黨」功能與「救國」功能也是沒有釐清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黨的地位和黨的利益當然是第一位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自動地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開放搞了40年，中國被搞成了一個不加掩飾的以血緣為經度，以親朋為緯度，國家的所有資源均為黨產的紅色帝國。這不是改革方針政策的變質變味，而是改革邏輯的必然展開，改革本性的順理成章的顯現。
粗鄙的共產黨人不去理會這件事的諷刺意味：他們當初打出大旗，上面寫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經過無數的失敗與災難，他們的生存策略變為「依靠資本主義挽救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幹得還不錯，內部是一個核心、高度統一、很少雜音，在外部也有點財大氣粗、頤指氣使的模樣，時不時還上演一齣萬國來朝的好戲。
但是，正如本書所揭露和剖析的，這個外表強大光鮮的紅色帝國其實已患沉痾，赤裸裸的斂財和鎮壓所付出的代價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共已經創造了一個奇蹟：它的政權居然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存活下來，並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雖然可能活得超出人們的預料和忍耐，但它絕不會長久存在，人類歷史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奇蹟。
2017年5月於紐約
從《中國的陷阱》（1997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提出這個概念，[1]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本書的預測是今後10—20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一、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從2015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一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GWU或G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儘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四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奧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一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2]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七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三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3]取代「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五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IMF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4]不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MF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準確。[5]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注意到，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6]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2012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2015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一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一律嚴厲打擊，有名聲的政治反對者被陸續抓捕。
其中最受國際社會詬病的是取消各種外國資助的中國NGO（非政府組織），許多外國機構被點名，意在恫嚇那些使用海外資金的中國NGO成員，連政治上並不敏感的女權項目也被停止。迄今為止，共有三百多位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被捕。在這種日益緊張的恐怖氣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歐盟等各國駐北京大使聯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長郭聲琨，就中國新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注及憂慮，希望中共放鬆壓制。但這種關注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一半擔憂，另一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三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麵包契約」難以為繼，從2015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2015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一、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7]自2015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一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衝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麵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一個長達十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十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捲入不可控的外部衝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月2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準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措施。[8]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G5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一隻「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20％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十年」的重大風險，這一概率高達40％。[9]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一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記者問：「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 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10]
中國是一個與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干預，反而給予讚揚。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2016年10月、2017年4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干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作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11]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6年，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表明，其經濟已經明顯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2016年5月公布的民調仍然顯示，有一半美國人認為，崛起的中國對於美國是一個主要威脅，更有四分之一的人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的對手。[12]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衝突，形成一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嗎？中國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促進政治民主化，還是會強化共產黨的專制？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景，也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未來的安全。
整個世界，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著名國際機構，似乎都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憧憬，不少國家都希望搭上中國經濟這趟「快車」。但是，如果你每年年初都到中國的經濟類網站上搜集信息，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一條新聞，除了年份不同，標題的內容幾乎相同：「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有時是總理本人，有時是著名經濟學家。[13]
對樂觀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也許認為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但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卻明白，中國連續九年在擔心可能出現經濟最困難的局面，並非中國政府及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形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一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政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再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共產黨宣言》斬釘截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呢？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14]
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握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理解了「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才能理解20多年之間，中國從繁榮走向衰敗這一過程，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宿命。如同我當年在《中國的陷阱》[15]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一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即極權政治＋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汙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
更悲觀的是，除了第四點即政治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個中國社會的長期生存要素，並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16]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中國民眾因缺乏自組織能力，有如一盤散沙，無法與中共這塊巨大的頑石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10—20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比如中國人口遷往世界各國、環境汙染外溢、製造對外衝突以轉移國內矛盾等等。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紐西蘭、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那麼，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和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形成公民社會，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弔詭的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一類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一類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布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一類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升；另一類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扎伊爾（薩伊）的蒙博托政權、1957—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17]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產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一有好下場。
中國現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布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當今世界上許多「盜賊型政權」採用過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其一，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例如：煤礦、金礦與其他各種礦產的准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頻率最高、因濫採濫控而導致環境嚴重汙染的國度。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府憑仗權力逼迫老百姓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中國官員因貪腐被查，很多都與土地有關；[18]中國的富豪中房地產商占比非常高。[19]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一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被譽為中國「國企改革第一官」[20]。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汙賄賂案件總數的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2014年習近平推行大型國企的反腐運動，一年之內逮捕了115名國企高管，包括全球巨頭如中石油、中國南方航空、華潤、一汽和中石化的眾多高管在內。[21]
中國至今改革已近40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諸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市場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每一次改革幾乎都使一批官員成了富翁。習近平上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用反腐敗作為打擊政敵的手段，同時也加強了對官員們的約束。官員們認為，這樣的政策斷絕了自己的財路，採取懶政、不作為以應對之。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魘。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22]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是中國的維穩費用（社會安全開支）多年來直逼軍費的原因。[23]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這樣說，現階段社會底層的嚴重不滿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以及互聯網上一些清算共產黨官員、稱「民主化之後殺你全家」的極端言論，只會加強中共維護統治的決心，但不會促使中共實行溫和的民主化轉型。
中國現在正面臨一系列幾乎不可克服的經濟社會難題，因此今後20年內中國很可能處於一種衰敗（decay）狀態。如果說，美國自2008年之後的經濟走勢是U字型，那麼中國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一橫還將持續下滑。自鄧小平之後，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是：經濟發展良好、社會穩定，說明中國模式有效，不需要改革；經濟衰退、人心不穩，則維持穩定是第一要務，這種時候的政治改革只會讓政權面臨危險。中國現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屬下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24]就因為他對「托克維爾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之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在這種「改革是找死」的思維支配下，中共將繼續維持專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針對中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積累而成的各種定時炸彈，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25]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 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對其持續執政面臨的危機，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對一個政權來說，最可怕的並非危機本身，而是這個政權的領導者及其班底對危機性質、程度的認識是否到位。
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前後，政治上權力鬥爭凶險，經濟上頻過險灘，他本人及其智囊團隊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2017年7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過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員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26]「黑天鵝」用來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英國退歐被形容為2016年三大「黑天鵝」事件之一，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麼意思；「灰犀牛」用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因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經媒體解說，人們方知「灰犀牛」這一概念出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為《21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這兩個詞，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引用後，一時大熱。劉鶴在序言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機史，……金融危機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作出不同於市場的獨立判斷。」序言的原題是〈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通篇強調，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27]字裡行間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一種高壓手段。
現實極有可能證明，克魯格曼的預測是正確的：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維定勢，在鄧時代並未得到矯正。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所作所為，表明中共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這種社會結構中，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反對力量難成氣候，更在於政治反對者的主流與中共在意識形態、鬥爭理念上與中共處於同構狀態。一個社會一旦進入這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狀態，將產生極強的路徑依賴。
[1] 何清漣，〈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美國，《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夏季號，第4—41頁。⤴
[2]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2016 spring issue,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3] Joshua Roma,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11, 2004，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4] 馬建堂，〈全面認識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人民日報》，2011年3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163201.html.⤴
[5] 〈中國GDP總量5年超美引爭議，算法不同致「被提前」〉，中國新聞社，2011年4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29/3006733.shtml.⤴
[6] 《2009年習近平出訪墨西哥期間對當地華僑的講話》，BBC，2012年2月12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12/02/120210_profile_xi_jinping.shtml.⤴
[7]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促進移民健康》，2016年；4月8日，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9/A69_27-ch.pdf.⤴
[8] Peter Mattis, “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March 2,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preparing-chinas-collapse-12343.⤴
[9] 〈世界正面臨五隻「黑天鵝」最容易引爆一隻竟沒人關注〉，鳳凰網，2015年9月11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911/13966873_0.shtml.⤴
[10] 燕青，〈克魯格曼：中國一旦垮掉 不會出現全球救市〉，美國之音，2016年11月19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economy-krugman-20161117/3602031.html.⤴
[11] 〈美國財政部：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財新網，2017年4月15日，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7-04-15/101078696.html⤴
[12]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ʼs Place in the World: Growing Support for Increased Defense Spending,” May 5, 201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5/05/public-uncertain-divided-over-americas-place-in-the-world/.⤴
[13] 〈每一年，都是「最困難」的一年〉，經理人分享，2016年1月6日，http://www.managershare.com/post/227834.⤴
[14]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ʼ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ʼ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ov.2015, pp.10-34.⤴
[15] 何清漣，《中國的陷阱》，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月；日文版，《中國現代化的落穴》，東京，草思社，2003年；德文版，China in der Modernisierungsfalle, Hamburg and Bonn, Germany,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2006.⤴
[16] 何清漣，〈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夏季號，第4—41頁。⤴
[17] Susan Rose-Ackerman,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3-126.⤴
[18] 葉開，〈近17年全國賣地收入超27萬億，資金去向鮮有公開〉，中國新聞網，2016年2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2-16/7758491.shtml.⤴
[19] 張曉玲，〈百富榜鏡像：中國地產富豪16年興衰史〉，《21世紀經濟報導》，2015年10月22日，http://www.21jingji.com/2015/10-22/1MMDA5NzVfMTM4Mzc1Mw.html.⤴
[20] 謝春雷，〈「陳賣光」：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第一官」〉，《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empdir/200310230031.htm.⤴
[21] 〈2015開闢國企反腐第二戰場〉，人民網，2015年1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18/c1001-26403869.html.⤴
[22] Ken Brown，〈中國資本外流規模創紀錄有何影響〉，《華爾街日報》，2016年1月29日，http://cn.wsj.com/gb/20160129/fin125723.asp; Keith Bracsher，〈中國資本外流越演越烈，人民幣再遇考驗〉，《紐約時報》，2016年2月14日，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60214/c14db-chinaexodus/.⤴
[23] 徐凱等，〈公共安全賬單〉，《財經》雜誌，2011年第11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陳志芬，〈兩會觀察：中國軍費和「維穩」開支〉，BBC中文網，2014年3月5日，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4/03/140305_ana_china_npc_army.⤴
[24] Alexis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5.⤴
[25] 何清漣，〈從「金融整頓」到「防經濟政變」〉，原載VOA何清漣博客，2017年6月22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3911026.html.⤴
[26] 人民日報評論員，〈有效防範金融風險 二論做好當前金融工作〉，人民網—人民日報，2017年7月17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717/c1003-29407958.html.⤴
[27] 〈中央財辦主任劉鶴：金融危機並不是小概率事件〉，鳳凰網，2017年8月8日，http://dxw.ifeng.com/a/20170808/51587558_0.shtml.⤴
这是第一篇第壹章 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與權力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