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地方自治：無出路狀態下的唯一出路

世界各國都有窮人，數量多寡不一而已。不同的政治制度用不同的方式安撫窮人。西方社會如歐洲大多數國家，在二戰以後採用高福利制度給本國公民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讓富人與中、高收入階層用高稅收（即永久性的分期支付）方式，為窮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以換取窮人的不革命。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創造世界上最多億萬富翁的同時（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高達568名，首超美國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188名的四分之一強），[34]也創造了世界上數量最為龐大的窮人（11億多）；而政府制訂的稅收政策極不合理，富翁們可以用各種方法逃稅，政府則在社會福利制度方面作為有限，導致因長期的貧富對立而產生了強烈的社會仇恨。

1、中國已陷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如果說，內地的社會緊張以貧富矛盾為主，那麼，新疆、西藏兩大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社會對立，既包含了難以化解的民族矛盾，也包含著不可調和的宗教矛盾。中國政府早就只能用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與加強地區軍警力量這種雙管齊下的手段，去維持這兩大地區的「穩定」局面。自2008年至今，中央的轉移支付（即中央財政撥款）在西藏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始終高達95％左右；青海則在70％—80％之間，新疆較富裕，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比例亦高達60％左右。[35]

可以說，中國政府早就陷入一種制度性無出路的困境：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瓶頸，作為實體經濟支柱的製造業現在是三分天下──成功轉型、無法挽救、努力求存的各占三分之一；[36]官員太多太貪心，政府既缺少鞭策激勵機制，又無法約束其腐敗行為，導致中共政府成為耗費最巨、最無治理能力、也最不負責任的政府；維穩支出一年比一年膨脹，尤其是在西藏、新疆兩地，這簡直成了財政無底洞；窮人太多，根本無法建立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在制度性無出路困境這一點上，「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委內瑞拉的教訓是最好的例證。委內瑞拉以建立在原油基礎上的單一經濟結構，強行實施過普惠性的福利制度，一度成為拉美一眾左派當道的國家之福利樣板；但從2014年開始，該國因國際石油價格的下跌而陷入危機，國家動盪不安，斷水、斷電、通訊中斷成為常態，犯罪高發，人民則由「過去出國買、買、買」到「如今吃飯難、難、難」。

如果繼續維持目前的中央集權格局，中央政府不得不用權力強行汲取富裕地區的財富，再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去補貼貧窮地區，以此縮小地區差距。這種方式當然會拖累經濟發達地區，因此也難以為繼。現在，連從未想過要獨立的香港，自2014年的「占中運動」之後也出現了「港獨」思潮。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中共政府似乎只剩下一招：壓制、再壓制、最後還是壓制。但是，高壓強制只是延緩危機的到來，並不能消除危機產生的淵藪。中國的中產與上層不希望中國步中東、北非四國的「阿拉伯之春」後塵，不少底層社會成員也希望平安生活，「網絡革命黨」只占總人口的少數，國際社會當然也不希望中國陷入「革命」的動亂。如果要避免動亂，中共執政集團就必須審時度勢，為國家、為人民，當然最後也是為執政黨自身，尋找出路。

人類現代史上，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只有三大類：第一類是馬克思主義，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便是徹底顛倒社會秩序與傳統觀念的範例；第二類是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採用對外擴張的戰爭，試圖改變局面；第三類是凱恩斯主義出現後的國家干預下的資本主義危機解決方式。在這三種社會危機解決方式當中，第一種方式為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所鼓勵，而當局現在的一切「維穩」努力卻試圖千方百計地防止任何針對它的革命；第二種方式，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實施；近年來，中國政府的種種經濟「維穩」政策，算是第三種方式的實驗，但最後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無論是從官方意識形態不懈薰陶的效果來看，還是從民間價值觀念的角度去觀察，中國社會都與第一種方式最為貼近，也近乎天然地最可能選擇第一種。

說起來，這也是中國的社會狀態所決定的，中國近20年來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產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極為懸殊，整個社會的財富集中於少數社會上層。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的數據表明：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37]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一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剝削，所以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剝削與特權掠奪，從而占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窮人太多，就必然導致消費不足，市場疲軟，因而經濟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潰。既然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周期性危機或長期蕭條是極小部分人壓榨絕大部分人的必然結果，那麼，解決的方法便是消滅統治階級、推倒社會秩序，讓底層以消滅上中層的方式翻身。

從現階段社會形勢來看，中國不缺「革命群眾」，據說「網絡革命黨」就高達二千多萬（以失業大學生為主體）；他們用以動員社會的革命理論也很現成，因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早就讓「剝奪剝奪者」的觀念深入人心了；現在只缺革命組織與革命領袖。中共當局深知自己的弱點何在，故一直以自己的發家史為鑑，對革命領袖的萌芽防範甚嚴，對組織性力量則幾乎是病態式敏感。習近平執政以來，凡涉及外國資金支持的非政府組織（NGO）一律被關閉，言論和互聯網管控日益嚴厲，但卻無法消弭民怨，只能極力維持目前這種「潰而不崩」之局。這種維持不僅是經濟消耗戰，以有限的經濟資源為邊界，而且，它還以消耗社會重建資本為代價，維持時日越長，將來社會重建越難。

中國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需不需要革命，而是最後將發生一場什麼樣的革命。「郭氏推特革命」的幾大特點表明，以中共革命為藍本，將成為中國未來革命的一個隱喻。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有，那就是地方自治。

2、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2015年美國哈佛大學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徐軼青作了一項中文在線調查，主題是中國各地民眾的政治傾向，方法是讓回答問卷者選擇同意或反對某些說法，比如「人權高於主權」、「現代中國社會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於自願，我會認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結成伴侶關係」。大多數回答問卷者是生活在繁華沿海地區（如北京、上海及廣東）的年輕男性大學生。據詹妮弗．潘介紹，超過17.1萬人回答了問卷。研究者發現，在意識形態觀念上，有一個似乎很明確的分野：「紅色」的保守省份大都在貧窮的農村內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藍色」省份則在沿海地區。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支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同時希望政府在管理經濟上起到強有力的作用；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想擁有更多的性自由。調查發現，按照這一結果，上海是中國最持自由主義觀念的地區，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廣東和浙江；相對貧窮的內陸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38]

《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撰文介紹了這篇調查之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英文社論表示：「報告所用的粗糙數據完全沒有達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學術標準。我們不得不懷疑其發表是為某種政治目的專門『訂製』的。」《環球時報》的批評是錯誤的。這個調查報告樣本數量（17萬人）足夠大，但缺陷是，網上的在線民意調查無法實行隨機抽樣，因此受調查者的分布地區不均勻。不過，該調查的結論與中國人的現實感受相當接近：湖南、山東、河南、山西等省份確實是毛左集中之地，這些省份居民的價值觀念確實與幾大現代化都市及相對開放的沿海地區居民的價值觀差距很大。

因地制宜施政，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智慧，直到民國時期，廣大鄉村地區基本是鄉紳自治。美國地大物博，50個州，州情不同，各州自治，支撐美國自治的是社區自治及學區自治（有的地方按學區選舉學區委員會，作為監管本地區公立中、小學校系統的基層機構）。中共執政集團應該考慮以地方自治為切入口，實行政治改革，讓每個地區的人民選擇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組織形式。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實行計劃經濟，講究「全國一盤棋」，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一刀切，沒有自行選擇的可能性。經過將近40年改革，中國有了民營經濟，各地更是形成了一些地方商業精英，他們有一定的領導能力與組織能力，這是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礎。

3、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條出路

早在2004年，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先生就提出了「縣政中國」的設想。在〈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一文中，吳國光構想了未來中國「廢省」以形成全國和縣兩級民主政治的構想，以及在制度化分權基礎上運作的政治框架。他構想的路徑是：中國的民主制實踐可以先選擇在縣級實行，確立縣長作為本縣最高行政官員的職權，任何黨派（首先是中共）對縣政的干涉，只能通過選舉和其他民主程序（比如通過在縣議會內的黨派運作）進行；相應地開放媒體、開放黨禁、實行司法獨立。經過一段試驗階段後，可以放開地域限制，在全國實行。最後，通過民主化奠定堅實合法性的「縣政」，將具備足夠的自主性，從而會削弱、挑戰甚至擺脫目前省、地級政權的領導，即通過「縣政民主」實現「虛省實縣」，最終達成中央與縣兩級政府架構的全國政權體系。[39]

吳國光的文章並非只是技術性的建議，他充分考慮了中國朝野及各方的接受程度與實現的可能性：中國歷史上有地方自治傳統，有利於國民接受；縣級民主可避免全局性震盪，可將對中國動盪乃至分裂的擔憂降至最低。在政治過渡期間，中國共產黨可以主導這一變革過程；在完成過渡期的政治任務之後，中國共產黨可以與其他政黨一樣，平等參選。

地方自治的經驗，不少國家與地區已積累多年。僅與中國同屬東亞文化圈中就有臺灣與印尼經驗可以借鑑。從中國現狀出發，筆者認為，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民智開化程度不同，實行縣級自治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技術水平與人力資本素質，改革教育系統，走出一條自立之路。

發達的沿海地區可以選擇資本主義制度；窮困地區的人民希望回歸毛澤東時代，也可以按照毛時代的方式來進行社會重組，此路不通之後，可以重新嘗試走另一條路，但其他地區則可免去這一劫難。這種開放多元的地方自治實施之後，既可減少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還可以讓貧困地區自立，不再長期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對所有的國民來說，則是一個通過賦權而培養責任與權利意識的過程。只有國民成為有權利意識、自我負責、有主體意識的個人，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才不會再出現毛澤東盛讚的「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那種讓中國人付出慘重代價，卻只改變了少數「革命元勳」和草根參與者命運的暴力革命。

中國近年不少研究鄉村社會的學者，因中國鄉村社會淪落，都開始懷念清末及民國時期的地方鄉紳自治。這不是簡單的懷舊，而是對中國社會的前景深感擔憂的一種下意識尋找出路的思考。我認為，鑑於美國社會的自治經驗，這是一條可以備選的制度出路。2017年7月開始在中國上演的電視劇《白鹿原》展示了白鹿原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的歷史。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白鹿原經歷了改朝換代的連結兵禍、災荒、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後由中共農民協會主持的土地革命、國民黨捲土重來的土地還給舊主人，……直到中共建政之前，白鹿原之所以沒成為一盤散沙，就因為還是一個以親緣、地緣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體。中國今後要走的地方自治道路，當然不可能是簡單地恢復中國舊時的鄉紳自治，因為那種基礎條件被中共在幾十年前便摧毀了，而是在現代意義上的還權於民、因地制宜的創新。如果說，中國與美國文化不同源，那麼，臺灣經驗可為借鑑，臺灣就是民主政治下的地方自治。中國要想避免翻烙餅式的革命，即毛澤東說的「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種「幾千年文明史」的循環，就得為自身找制度性出路。

正如筆者在本書前面各章中所分析的那樣，由於中國已經陷入一種制度的結構性鎖定，中國很可能在今後10－20年內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局面。在現階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被當局關閉，而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不管人們多痛恨這種局面，國人將不得不在這種狀態中繼續煎熬。筆者以為，中國政府與其讓人民被憤怒、絕望煎熬成一群網絡暴民，不如從基礎做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普及、涵育公民的權利意識，為未來的社會轉型做好思想準備。

[1]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詞〉，德國之聲，2010年10月12日，http://p.dw.com/p/QVRZ.⤴

[2] 〈諾貝爾委員會就劉曉波病逝發聲明，指中國政府負有重要責任〉，美國之音，2017年7月14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nobel-committee-issued-the-following-statement-on-liu-xiaobo-20170713/3942974.html.⤴

[3] 蘇曉康，〈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2017年10月6日，開放網，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1011p39.html.⤴

[4] 從1990年起，胡平先後發表了〈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1990）、〈堅定非暴力抗爭信念──紀念「六四」14周年〉（2003）、〈民主與革命〉（2008）、〈重建非暴力信念，讓更多的人加入異議活動〉（2010）、〈我的非暴力抗爭觀〉（2010）、〈非暴力抗爭不適用於極權專制國家嗎〉（2010）和〈非暴力抗爭面面觀〉（2014）等文，從多角度闡釋非暴力抗爭在中國的必要性。參見《胡平文集》，北京之春網站，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huping/hp.htm.⤴

[5] 何清漣，〈「郭氏推特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隱喻〉，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tiananmen-guo-wengui-twitter-20170603/3886063.html.⤴

[6] 〈阿波羅網獨家調查郭文貴指控王岐山妻美國房產〉，阿波羅新聞網，2017年7月13日，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713/960995.html.⤴

[7] 視頻《郭文貴爆料幕後大揭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H4pnwhvQE&feature=youtu.be.⤴

[8] 視頻《郭文貴爆料幕後揭秘之美國房產》，https://twitter.com/furuidemu101/status/900037263106621440.⤴

[9] 郭文貴爆料幕後揭秘之貫軍—劉呈傑關係圖視頻，https://twitter.com/furuidemu101/status/900025184240812032.⤴

[10] 明鏡特約記者 謝銳銘，〈鮑彤：郭文貴是我的老師〉，明鏡網，2017年6月1日，http://news.mingjingnews.com/2017/06/blog-post_44.html.⤴

[11] 李方，〈民運人，圍獵郭文貴該歇歇了〉，博訊，2017年6月9日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7/06/201706090151.shtml#.WZ24Dj6GNaQ.⤴

[12] 劉擎，〈叫魂，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9月19日，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20919/cc19liuqing/.⤴

[13] 傅才德、艾莎，〈郭文貴，逼迫中國作出讓步的流亡者〉，2017年5月31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531/china-guo-wengui/.⤴

[14] 賴建平@ljpJames，https://twitter.com/ljpJames/status/895166811171418112.⤴

[15] Thomas G.Guo（郭國汀）@thomasgguo，https://twitter.com/thomasgguo/status/899755983802556416.⤴

[16] 郭文貴，〈全面徹底解決盤古及郭文貴事件申請報告〉，2017年8月31日，見明鏡臨時採訪郭文貴，http://stupideo.info/video/Mo3-1YvQBt4.htm；報告朗誦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UPBbm_KGcg.⤴

[17] 何清漣，〈「革命」的一只鞋已經落地〉，美國之音，2015年6月28日、6月29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china-revolution-part1-20150627/2840311.html，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hina-revolution-part2-20150628/2841107.html.⤴

[18] 〈農村大學生為何大多沉澱在高等教育「中下層」〉，中國網，2009年3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edu/xyztc/news/2009/03-27/1620419.shtml.⤴

[19] “Education：The Class Ceiling,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s Deeply Unfair,” Economist, Jun 2nd 2016,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699923-chinas-education-system-deeply-unfair-class-ceiling.⤴

[20] 〈中國人民大學蔡榮生認罪，「幫助」44名學生，受賄2330餘萬〉，鳳凰網，2015年12月4日，http://news.ifeng.com/a/20151204/46520753_0.shtml.⤴

[21] 〈重點學校：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教育〉，騰訊網，2011年9月28日，http://www.chinareform.net/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4&id=7895.⤴

[22]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課題組，《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的關係研究》，中國勞動保障新聞網，2011年11月8日，http://www.labourlaw.org.cn/detail_show_c_ldfyj_195.aspx.⤴

[23] 文東茅，〈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5年第3期，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100.⤴

[24] 李宏彬、孟嶺生、施新政、吳斌珍，〈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基於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調查的經驗研究〉，《經濟學（季刊）》，2012年，第3期，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6357.⤴

[25] 李強，〈中產過渡層與中產邊緣層〉，《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2月，http://www.js-skl.org.cn/uploads/Files/2017-03/21/1-1490063494-128.pdf.⤴

[26] 〈陝北400餘農民私分爭議土地，村委會意見難執行〉，搜狐網，2014年6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140623/n401187455.shtml.⤴

[27]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ʼ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ʼ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ov. 2015, p.30.⤴

[28] 楊魯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滬上遊蕩〉，中華網，2015年3月10日，http://m.china.com/neirong.jsp?threadid=277687262&forumid=12171906.⤴

[29] 托馬斯．弗里德曼，〈社交媒體是破壞者還是創造者？〉，《紐約時報》，2016年2月16日，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216/c16friedman/.⤴

[30] 〈中國房地產背後的利益鏈〉，凱迪社區．貓眼看人，2015年11月24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304843&boardid=1.⤴

[31] 何清漣，〈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北京，《東方》雜誌，1994年。⤴

[32] 馮華，〈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人民網，2015年1月23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5/0123/c1008-26434808.html.⤴

[33] 曹長青，〈別再胡扯「暴力、非暴力」的假議題了〉，長青論壇，http://cq99.us/collected-works-by-caochangqing/2017/07/4610/zh-hans/.⤴

[34] 〈胡潤：中國億萬富豪高達568名，首超美國成世界之最〉，新浪網，2016年2月25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orex/hbfx/2016-02-25/doc-ifxpvutf3355438.shtml.⤴

[35] 李微敖、陳李娜，〈公共安全，新疆要花多少錢〉，《南方周末》，2014年8月29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612.⤴

[36] 〈安邦調研：中國製造業三分天下，你在哪個行列？〉，新浪財經，2017年1月24日，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268916473/153546?wm=book_wap_0005&cid=76478.⤴

[37]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北京大學：〈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主要內容》，2014年7月28日，http://www.ciidbnu.org/news/201407/20140728230014706.html.⤴

[38]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藍色沿海與紅色內地：調查揭示中國政治分野〉（Survey Offers Rare Window Into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2015年4月16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416/c16survey/en-us/.⤴

[39] 吳國光，〈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