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考察近20餘年的社會反抗事件，就會發現社會抗爭類型與經濟增長模式之間有極強的相關性。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四大領域分別是地產、礦產、股市與金融，而農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遷，以及以市民為主體的環境維權等社會反抗，都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有關。中國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公共政策的偏向性，而公共政策則塑造經濟增長的模式，從而決定社會抗爭的類型。
1、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社會反抗模式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是依靠對資源的過度抽取，經濟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哪幾個領域的社會反抗就非常激烈，民間的社會反抗直線上升，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1]2008年為12.4萬起；[2]以後中國官方不再公布具體數據，只有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曾經引用過一條數據，指出2010年一年內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即社會反抗）高達28萬起。[3]2012年習近平接掌權力後，增強了對維權人士、反對者及批評者的打壓，各種抗議活動的空間大大縮小，處於低潮。
2016年初，有官方背景的「傳播大數據」發布《群體性事件輿情年度報告》，[4]歸納了群體性事件的類型，但沒有總體數據；另一份是「非新聞」所做的《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該網站根據2015年內記錄到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等加總，計算為28950起。[5]（「非新聞」由民間志願者盧昱宇開辦，盧及其女友後被中國當局抓捕。[6]）將「傳播大數據」的信息與「非新聞」的統計數據相比對，情況類似，這段時期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類別，也與中國經濟形勢密切相關。一類是經濟衰退引起大規模失業；另一類與中國金融系統影子銀行的大規模商業欺詐有關。值得注意的是，「傳播大數據」認為，較大的群體性事件均呈現組織嚴密的特點，在信息聯絡與社會動員上，社交媒體起了重要作用，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線上組織形成了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發放報酬的一整套流程，線上安排與線下實施同步推進，重大群體性事件的組織已經呈現出典型的「互聯網＋特點」。互聯網新興經濟形式與社會的深度聯結，以及因監管滯後、行業發展粗放導致的社會問題，成為群體性事件發生的主因，這種狀況一直延伸到2017年。[7]
迄今為止，中國的社會抗爭主要還侷限於經濟類抗爭，絕少上升到政治層面。從時間上來看，這些經濟抗爭幾乎與政府實施的每一項「改革」相隨發生。其間原因，筆者曾做過分析：所謂「改革」，就是通過各種社會公共政策對國家資源與利益再分配的過程。從90年代末期以來，這一利益再分配過程幾乎都以犧牲社會底層利益（主要是生存資源）為代價，並導引中國的公共政策與財政稅收體制的方向性變化，塑造了中國社會抗爭的類型。
2、中國社會抗爭的主要類型
第一類是圍繞土地徵用發生的社會反抗，在城市裡是拆遷，在農村裡是徵地。2007年國家信訪局承認，土地徵收徵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五大問題成為那一階段信訪的重點。[8]
關於中國失地農民的數據，我曾參考中國農業部的推算方法（耕地減少面積／人均耕地二畝＝失地農民人數），以及浙江師範大學教授王景新2003年在河北、山東、湖北、廣西、浙江、雲南等11省134個縣所作抽樣調查，全國失地農民達1.27億左右。[9]
城市拆遷方面缺乏總體數據，但在城市拆遷高峰期的2003—2007年，有一個據說極為保守的官方估計：全國城鎮每年拆遷住房占城鎮住房總面積的3％多，這4年全國城鎮住房的總面積平均為94.25億平方米，每年的拆遷失房面積計算為3億平方米，4年之間全國城鎮住房共計拆遷失房12億平方米。不少學者認為，城鎮住房拆遷率高達4％—5％；[10]如果以學者估算為準，拆遷失房面積將高得多。不管採用哪種估算，不爭的事實是，大量城市居民失去了棲身之地。2005年與2007年，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人權組織「住房權利與驅離中心」曾兩度宣布，中國被列入當年違反住房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該組織指責說，1997—2007年這十年當中，中國有370萬城市居民因政府強制拆遷而失去了住房。[11]這類大規模城市拆遷一直延續到2011年，直到房地產市場上住宅供應嚴重過剩，加上習近平接任後大規模反腐，城市拆遷才算基本停息，但小規模的拆遷仍時有發生。
第二類是因為基層村幹部貪汙腐敗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即維權運動）。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延續至現階段，涉及村財務帳目不清、村幹部貪汙徵地補償款與國家扶貧款、基層選舉、集資債務糾紛、利用公款參與賭博等多方面。據中國最高檢察院公布，2013—2015年7月中國最高檢察院開展專項工作，全國共查辦涉農和扶貧領域貪腐犯罪28894人，占同期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犯罪總人數的兩成，其中「小官巨貪」及抱團腐敗（集體腐敗）現象明顯。[12]據官方資料，村幹部貪腐占據了基層違法案件總數的70％以上，由此引發的信訪數量占農村信訪總量的50％以上。[13]在湖南等地農村的群體性事件當中，40％與村幹部貪腐有關。[14]
必須說明一下「小官巨貪」的含義。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習慣用「老虎蒼蠅一起打」來表示中共反腐決心，這裡的「老虎、蒼蠅」指的是官職級別，不是貪腐數額。最高檢察院查辦的村官腐敗案中，有12起涉案總金額高達22億元人民幣，其中，與土地、拆遷相關的有7起，其他案件則涉及安置房、貪汙集體資金、國家農資補貼等領域的腐敗。貪腐數額超過千萬元的村官大多來自廣東、浙江、江蘇以及北京等經濟較發達地區。[15]媒體報導這類案件時，用的標題是「小小老鼠亦可吞天」。
第三類是環境維權，指環境汙染嚴重，陷民眾於生存絕境，因而引發的社會反抗。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各地遭受程度不一的環境破壞，造成水、土地、空氣全方位的立體汙染。因環境汙染導致的傷害與恐懼，從21世紀初期以來已成為造成中國社會動盪的首要因素。有境外網站透露，1996—2013年環境維權事件年均增長達29％，2011年環境重大事件增長120％。[16]若只看環境維權事件的增長率，讀者無法了解，究竟發生了多少起環境維權事件。作者從其他文章中查到了如下數據：2002年發生的各種環境糾紛超過50萬起；[17]2006年高達60萬人次向政府投訴，其中引發衝突的達8萬餘起。[18]從2008—2013年這五年當中，中國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反抗，大部分與環境維權有關。[19]
第四類是工人因失業、企業欠發工資而引起的社會抗爭。「傳播大數據」報告及「非新聞」都指出，工人的群體性活動主要類型是討薪，而不是爭工資與福利待遇。這種討薪抗爭基本上發生在工人離廠之前；一旦工人失業離廠，有的回鄉，有的另謀出路，就成了一盤散沙，很難再組織針對原就業工廠的抗爭活動。2015年企業因破產、外資關廠撤退等原因，至少有一億幾千萬工人失業，但因為工人分散而較少發生抗爭事件，但這並不說明中國失業現象不嚴重。2016年，中國勞動年齡（16—59週歲）的人口為9.1億，政府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4.02％，但真實失業率高達22.9％。星火記者聯盟在比對各種數據並詳加推算後，得出結論：由於中國統計慣例是農村人口算全員就業，用勞動年齡人口減去就業總人口，說明城鎮戶籍總失業人數維持在2億左右。[20]
第五類是大量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因破產而中斷兌付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傳播大數據」稱，泛亞、MMM、卓達等借貸機構利用准入門檻低、缺乏監管等條件，推出名目繁雜的理財產品，依託互聯網平臺，頻頻打出「金融創新」的旗號，以遠遠高於銀行存儲利率的利息來吸引投資者，使網絡平臺成為詐騙、洗錢、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的溫床。據「非新聞」分析，欠薪、商業欺詐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占2015年統計到的中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一半。
長達20多年的群體性事件類型變化表明，中國社會反抗發生的原因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參與者多因利益嚴重受損，希望通過溫和的社會反抗滿足利益訴求。出於政治原因的抗爭，在中國政府的高壓之下幾乎毫無冒頭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