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鄉村淪落，失業農民工有家難歸

由於對縣級城市的政治生態不滿甚至厭惡，不少小城市與農村出身的青年，大學畢業後寧可選擇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做漂流一族，也不願意回家鄉。馮軍旗在「中縣」調查中也談到，當地縣級官員子弟當中不少人通過外出讀書而離開家鄉謀生。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們，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加上戶籍制的限制，進城務工也無法完成身分轉換，成為城市居民。一旦失去工作，他們就得回到家鄉。對城市而言，他們只是暫時的居住者；但是，在外生活久了的農民工以及成長於城市的農二代、甚至農三代，其實都想逃離已經淪落的農村。

自2013年以來，隨著製造業企業大批倒閉、公共工程與建築業的蕭條，中國3億農民工的出路再度成為話題。2015年7月澎湃新聞發表了北京工友之家呂途的文章〈迷失的3億新工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文中的「新工人」，是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給農民工的一個新稱呼。文章列舉了一組數據：2014年全國打工者共計2.74億人，其中8400萬人從事製造業，6000萬人從事建築業，2000萬人從事家政服務。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9]這些農民工為什麼會面對「回不去的農村」？是他們不想回到與自己生命息息相關的故鄉麼？當然不是，他們只是為了逃離從生態環境到精神狀態都已淪落的家鄉，為自己尋覓一塊能夠正常生活之地。

1、中國農村凋蔽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

進城的農民一旦失業，由於城市生活成本高昂而無法在城市繼續生活下去；但如果真要回到鄉土，也會發現自己難以回歸。回不去的原因有多重。澎湃文章敘述時極為簡單，說是「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依靠傳統的農耕活不下去。

所謂的「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其實是「崩潰」的好聽說法。農業生態系統主要由水、土、氣候（空氣、雨水等）構成，中國農業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臨著嚴重破壞。據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約有3億畝（2000萬公頃）土地遭受鎘、鎳和砷等重金屬汙染，占全國總耕地面積18億畝的六分之一，這些土地主要集中在中國的長三角與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10]而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則被概括為「兩大痛點」：水資源短缺和水汙染。《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提供的數據是政府的保守測算：近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面水，人類不宜直接接觸。水汙染對農業、市政工程、工業和人體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達2400億元。空氣汙染有霧霾為證，各地經常會出現黑雨、紅雨等含有各種有害汙染物的降雨。[11]

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公開承認，中國每年大概要用相當於一億噸的化肥，等於每五斤糧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國際公認安全線的一倍左右，重金屬、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幅度大約是20％。[12]2017年5月底至6月初環保組織在河南省新鄉市牧野區、鳳泉區隨機取了12個樣品送給第三方機構檢測，結果顯示，鎘含量超標從一倍到十多倍不等；記者調查發現，當地人不少都出現慢性鎘中毒症狀，有的還非常嚴重。[13]

這種狀態注定中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由於汙染、生產成本上升等各種原因，中國的糧食質量次，但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30％。如果不是政府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限制更便宜的外國農產品進口呢？中財辦原副主任陳錫文說得很清楚，除保證供給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關係之外，「更要考慮還在農村居住生產生活的六億多農民。」[14]其實，近十幾年來，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許多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若僅僅依靠種田，即便政府補貼維持著高於國際市場價的收購價格，但因人均耕地太少，種地收入依然非常微薄，遠低於打工收入，無法維持農民家庭的生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占GDP比重不斷下降：1978年農業占GDP的比重為28.2％；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公布的《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13—2014）》綠皮書顯示，2014年第一產業（以農業為主）的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將下降到9.8％，進入10％以下的時代；[15]該書預測，到2018年，中國農業占GDP比重將降至7％以下。[16]也就是說，數億失業農民工即便想回歸農村，其家鄉已經失去支撐其回歸的物質條件。

2、村幹部普遍腐敗

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同樣嚴重的問題是，鄉村社會痞子化，農村基層組織村委會基本由地痞流氓式人物把持。我在1998年出版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已經指出過這一點，此後的農村實況則日益惡化。2003年開始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後，政府放棄從農村直接提取資源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村社會秩序的關注，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淪為黑惡勢力把持之地。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調查報告有很多，這裡以〈引導好農村特殊群體〉[17]一文的調查為例。該文介紹，自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的關係由「緊密型」變為「鬆散型」，基層組織職能出現某種「空位」，一些鄉村惡勢力趁機把持了鄉村基層政權。這種勢力約有三大類：一是農村家族勢力，這類勢力既可能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矛盾糾紛，但管理不好也容易成為基層政權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縱基層選舉，因此只顧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與弱勢家族發生利益衝突；二是農村宗教勢力，有些宗教勢力在導人向善方面具有一些作用，但一些邪教、流教卻危害不淺；三是農村一些刺頭、混混即鄉村痞子等逐漸活躍，通過操控基層選舉或與村幹部勾結，實現自身的政治訴求。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此文之結論。該文說，對這些鄉村惡勢力不能一棒子打死，建議政府要利用誘導這些勢力去管理鄉村。文章作者沒考慮的是：對這些鄉村惡勢力唯一的制約是政府權力，在政府權力面前，這些惡勢力當然會服從，因為他們深知，再惡的黑社會也鬥不過政府這臺龐大的國家機器；但這些黑惡勢力可以通過金錢等物質利益結納官員，換取官員對其在鄉村治權的認可；而面對民眾，這些強橫的鄉村痞子又怎會考慮民眾利益與鄉村的社區公共利益？

現階段，中央政府與鄉村的關係，其鬆散有點像民國時期。不同的是：民國時期，延續千年的鄉紳自治傳統猶在，當時雖然出現了土豪劣紳，但總體上鄉紳還保留著傳統道德，以維持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為自身責任，因此，鄉紳主導下的鄉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滅了鄉紳，培植農村邊緣人甚至痞子作為土改骨幹，並讓這些骨幹成為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傳統的鄉村自治早被痞子文化摧殘殆盡，因此，中國政府放鬆對農村的管制，留出來的權力空白必然由痞子惡霸填補。

村委會幹部的腐敗在農村普遍存在。村官的選舉依然是上級指派，村官們普遍濫用權力，只是由於各地的資源情況不同，被村幹部用來營私的公共物不同而已：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村幹部主要通過買賣土地貪腐，貧困地區的村幹部則是通過侵吞集體財產或者分配扶貧款的權力貪腐。安徽東北部地區農村，「低保」成為「村官手中拉攏與安撫村民的資源，想給誰就給誰，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18]各地爆出村幹部集體或個人違紀違法案件，大多涉及索賄貪汙、挪用公款、套取國家補貼、農村集體土地徵用、房屋拆遷、農村賄選等。[19]

中國總計有68萬個行政村、500萬名包括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在內的村官，他們掌控著農村政務，乃至9億農村人口的生活及生產資源。近十多年來，村官群體的犯罪現象越演越烈。「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調動十部委組成督察調研組，分赴海南、青海、湖南、遼寧、山東等8省的調查也驗證了這一點。這次大範圍的調研統計數據表明：違紀違法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實權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成為「村官」犯罪人群的高危類型。[20]2008年中國立案偵查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的11712名犯罪嫌疑人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即村官群體）為4968人，占42.4％（其中有1739名村黨支部書記、1111名村委會主任）。[21]2015年11月中紀委官網通報193個貪腐者，其中近六成涉及村幹部。[22]村官本非公務員，竟然需要中紀委處理，可見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生態非常惡劣。有些村官貪汙受賄動輒上千萬元，有的擁有個人資產上億元。例如，青島一「村官」涉案上億，村出納員貪挪徵地補償款四百萬元。[23]小小村官為何能貪這麼多？原因在於，他們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廣東江門市新會區三聯村村長劉宏球曾說過：「在三聯，我就是皇帝。」廣東媒體報導那些動輒上千萬的村官腐敗案件時發出的無奈感嘆是：「權力不受制約，老鼠雖小亦可吞天。」[24]

3、鄉村社會痞子化

如果說，通過數據表達的現實，不夠讓人產生痛感，那麼，近年來中國網絡媒體大量刊登的〈我的家鄉在淪陷〉或者〈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類文章，則比較生動地描繪出一個相同的現象：鄉村社會的痞子化，以及彌漫在鄉村上空那種令人絕望的「死亡氣息」。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是農村出身、上大學後留在城市工作的人，他們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從基層組織到人際關係，從鄉村教育的衰落到道德的淪喪，包括從生產有毒食品到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一位安徽作者在〈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中，提到農村老家的早婚早育（20歲以下）、青少年輟學率高、大多數人初中畢業後就外出打工、村支書憑藉著發放低保的權力收取賄賂、賭博偷盜成風、治安惡化、鄉村教育衰落、基層選舉被當地勢力與基層政府操縱（「選舉不過是走個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25]2009年騰訊網做了一個專題〈誰的故鄉在淪陷〉，開篇就提出，是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無人能夠躲避這種命運，選中的各篇文章從不同的側面揭示了前述現象。[26]

正常的社區是個利益共同體，但已經嚴重痞子化的中國鄉下村落卻很難被稱為利益共同體。鄉鎮企業製造的汙染讓周圍鄉民受害，辦企業的家族卻從中獲益。生活在鄉村的人，大都將眼光放在眼前微薄的個人利益上，全然不顧及村民的集體利益。BBC《大家談中國》欄目，曾登載過一篇河南網民的來稿〈農民工扎根家鄉的現實之困〉，文章末尾所述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拿筆者所在的村莊來說，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裡建了個服裝廠，但廠房建成後當地各種部門就隔三差五的『光臨』，以各種理由吃拿索要。頂著這種壓力，工廠開工後，由於工人都是當地村民，他們想方設法從廠裡『揩油』，就連做羽絨服所用的羽絨，都被人隔著牆扔了出來。就這樣，工廠運轉不到半年就倒閉了。」[27]

中國的鄉村再也不是農村遊子可以回歸的田園，家鄉只存在於他們的念想之中。許多新工人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作者何清漣的故鄉是湖南省邵陽市，該省由於改革以來一直居於落後地位，特別不喜歡有人批評本地的落後。但該省邵陽地區新寧縣一位村支書實在忍不住，於2016年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當地近20多年的狀況：汙染嚴重、賭博盛行（年長者在家中操持家務，看帶孫子，整理田土。而坐在麻將桌或紙牌桌上的是一群身強體壯的中年男女或敢於下賭注的年輕人）、崇拜金錢、為致富不擇手段、青少年大量輟學、不事生產、農田棄耕、人際關係惡化，鄉土重建希望渺茫……最重要的是，這位村支書指出湖南人聽不得別人批評本省落後的護短習性：「大戶（麒麟）村大約有90％的年輕人在外務工，其中有不少優秀者，或文化人，或小老板，或公務員，也許是常年漂泊在外的緣故吧，總把故鄉想像得似抒情詩一般地美好，常表白自己對故鄉的無限思念和眷戀，表現出濃厚的故鄉情結，把貧窮品德化，把落後浪漫化，認為醜化家鄉就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在這種迷茫之中，家鄉的腐爛就漸漸模糊起來……」[28]

鄉村痞子化這一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政治生態的關鍵，它既是鄉（鎮）、村的直接管理機構，其政治生態也是鄉村政治生態的高級版。

2015年《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的調查報告。[29]這是作者對湘北紅鎮所作田野調查的簡略介紹。作者揭示了一個事實，大量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該文很直觀地揭示了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現狀，因此摘錄部分內容，以備存照：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出一條食物鏈。開地下賭場的莊家、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安」、放貸與收賬的人通稱為「吃水飯」的人；為這些人效勞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取佣金的人，統稱之為「吃血飯」。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鎮裡大混混即賭場老板、高利貸主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占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紅鎮一些村民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男生做鄉村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紅鎮調查寫道：紅鎮中學教師黃某某在這個學校當了六年老師，教過的學生當中已經有100多名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十多個人是通過學技術就業，其餘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臺詞很明白，那就是「賣」──對於不少農村女孩來說，「賣」並沒有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

2013年9月13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布《女童保護研究報告》指出，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侵害女童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例如，廣東婦聯發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況的調研報告》表明，本地農村留守女童占被性侵女童的94％。[30]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女童（外來務工人員或其女兒）則是主要受害人群。

本書作者認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與社會教化，村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已經崩壞。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的孩子，心理往往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3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總共將近一億，幾乎占中國人口的十四分之一。[31]將要成長起來的農村一代，不少人便具有這種流氓無產者特點。這類青壯年對中國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已經由2017年3月以後發生的郭氏推特文革表露無遺。這一點，我將在本書結語中加以分析。

在〈死掉的農村〉一文中，一位陝西作者引述其家鄉老村支書的話，對現實作了總結：「如今是什麼社會？說穿了，還是人吃人的社會，而且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厲害。以前人吃過人後，還得吐出骨頭來；現在人吃人後，吐出的是『理論和思想』，是『經驗和知識』。搶劫和殺人，會被當著推動改革發展的成績和功勞，鮮血和屍骨會被視為文明進步的象徵和標誌。」鄉村社會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其結果是產生了大批混混，「天蒼蒼，野茫茫，大家一起做流氓。」[32]這些人構成了一個隱性社會，而且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的社會秩序，並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早在十多年前中國的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勢力大的黑社會組織往往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幾乎每個黑社會組織後面都有警察及政府官員做「保護傘」，勢力大的黑社會往往插手當地公共事務，以「第二政府」自居，民間甚至流傳「找政府不如找黑社會管用」。[33]

4、農村人際關係惡化、文化低俗、精神沉淪

中國農村的上述問題，中國政府並非沒意識到。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頒發《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要求全國因地制宜，從八方面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運動。此後，這一運動以各種形式展開，據官方宣布，其中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至少使1.4億農民受益。用百度搜索，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竟然多達299萬條以上。但民間作者寫出的「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系列，卻展示了與官方宣傳截然相反的陰暗甚至絕望的畫面：經濟衰敗、嚴重汙染、民風頹壞、黑惡勢力橫行、偷盜成風成了中國現代鄉村的「主旋律」。特別是有幾篇只能在個人博客裡有限流傳的文章，幾乎讓所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官方宣傳黯然失色。這幾篇文章的題目分別是：〈不想不願不得不說的中國農村之現狀〉（安徽東北部某村）、〈死掉的農村〉（從文中內容判斷，記述的可能是陝西）、〈蘇北一行政村之現狀〉。從這些文章的內容推測，作者是已在城市裡安身立命的農家子弟，出於對故鄉未來命運的深切憂慮，寫下這些注定只能發表在個人博客裡的文章，文章的寫作風格很不相同。有的從農村人生老病死、教育等各個與民生有關的環節入手記述；也有以白描方式展示，但有值得關注的共同點：這些文章幾乎都使用了「衰落」、「死亡」與「救亡」等詞彙，表達了作者內心的深深焦慮。在中國的輿論與輿論工具均受官方嚴密控制的嚴酷現實中，與那些堆積如山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網上宣傳品相比，這百餘篇訴說「農村在淪陷」的文章，顯得有點孤零零。在這種嚴重不對稱且呈強烈對比狀態的信息中，本書作者憑自己多年積累的常識，知道這百餘篇文章描述的才是中國農村的真實情況。

這些文章揭示的問題很多，除前面分析過的村幹部嚴重腐敗等問題之外，還有事關中國農村未來命運的一些內容。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農村作為一個社區，其互助守望的功能已經喪失，相反卻變成人際關係惡化、村民彼此缺乏同情心。一位蘇北作者在懷念他小時候鄰里和睦相處、守望相助的往事時指出：「現在卻變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麼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別家一棵莊稼，要罵上半天街。為了田裡你家多種一行玉米，他家少種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後他家也種上一行，於是排水溝、田間小路就這樣沒有了。」色情玩笑在農村裡一如既往，新增加的內容是色情表演。賭博之風在農村蔓延，「外出打工的人掙了錢回去之後就聚在一起賭。賭得很厲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掙的錢都輸掉。各種賭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婦女老人都參加，從擲骰子，到麻將、牌九、鬥地主、炸金花。」當地派出所將抓賭當作創收門路。「打架、吵架、通姦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裡，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後是鬧得頭破血流。」

安徽的鄉風同樣如此，一位安徽作者感嘆說：「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裡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農村的人際關係惡化，其實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研究者一向認為，中產階級因為都是依靠個人奮鬥，獨自在職場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單感與無助感；而社會底層為了減輕生活壓力，往往需要抱團，因此反而不像中產階級那樣孤獨與無助。但中國農村居民的原子化及叢林化的特點，卻否定了底層人民更團結這種預設，讓人看不到中國農村作為社區的凝聚力何在。

這些問題筆者非專業研究者，不需要考慮主流話語與課題要求，因此直白道來。一位陝西作者寫道：「國慶60週年（2009年）的假日，我是在農村的家中度過。這裡沒有一絲節日中喜慶歡樂的氣氛，整個村子都彌漫著一股壓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氣。生活中太多的苦難與不公，讓許多人陷入了無助與絕望。一張張麻木機械的面孔上，已經隱隱地流露出死亡的陰森和恐怖。而在這背後，似乎正孕育著一種足以改變和毀滅一切的力量。」一位安徽作者認為，對農村問題，「與其談啟蒙，不如談救亡。破敗的農村，該是需要一種拯救了。」他對「三農研究」頗有微詞：「我所說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識，但就是這樣的一份常識，在許多時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頭換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包裝起來，告訴給國人。」

從中國農村的現狀來看，其未來走向並不是朝向官方宣傳的「新農村」，迫切的問題其實是「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