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結束「集體領導」的習近平時代
習近平接任中共最高掌門已歷五年。這五年當中，他通過逐步清洗的方式，把黨務、國務、軍隊、宣傳等所有決策權都集中到自己手裡，而政治局常委會則變成了他的執行班底，不再具有集體決策權。因此，有人批評習近平實行獨裁；還有人說，習近平是要與紅二代共執朝綱，保護紅色家族的紅色江山。這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
1、習近平時代並非紅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中共的政治體制就是獨裁政治，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並由江澤民、胡錦濤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即媒體稱謂的「九龍治水」）的統治模式，都沒改變中共的獨裁政治本質。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政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一人或一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學術界根據當時的現實，將獨裁政體分為憲法獨裁、共產獨裁（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獨裁及法西斯獨裁；20世紀60年代非洲各國經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之後，又發展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獨裁政體，如宗教獨裁、家族獨裁等。獨裁政體以其政治實踐昭告世界，這類政體嚴重侵害和違背民眾利益，甚至危害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因而逐漸被人類社會拋棄。
在所有共產黨國家裡，領導模式只有兩種，或是集體領導，或是個人威權。無論是採行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威權，都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比如：實行個人威權式統治的前提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必須對軍隊和情報部門實現絕對的個人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而在集體領導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權力的核心部門（軍隊、情報機構）分別由領導集體的不同成員控制，重大決策需要領導集體達成共識才能實行。江澤民時期，中共政治局有5—7名常委，分管這些權力部門；胡錦濤時期，共有9名政治局常委分管各權力部門，即「九龍治水」的寡頭共治模式。
共產黨國家的領導模式向來都是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但這種擺動不是隨機的，也不完全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願決定。從「鐘擺」的擺動過程中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一個共產黨政權在什麼樣的歷史時期採用哪一種領導模式，到了什麼時候又換成另一種，主要取決於當局的政治經濟需要。
那麼，習近平時代是否意味著紅二代再度輝煌？習近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挽救中共政權，維持紅色江山，但他並沒要與紅二代共掌朝綱。
「紅二代」這個集體名詞並不代表一個政治派別，而是一種身分代碼。其成員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差異很大，少數人甚至尖銳對立。其境遇也天差地別，有的經商，家財萬貫；而大多數人只是中低階層公務員，只有少數人官至將軍、廳局及副部級以上。從年齡上看，紅二代大多出生於20世紀40年代後期與50年代前期。他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其實不是習近平時代，而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這20餘年才是紅色家族建立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大發其財的年代。從江澤民上臺開始，中央部委、大型國有企業、軍隊裡的紅二代大都穩步升遷；在金融界和商界也有大批紅二代掌控著稀缺資源，發了大財。當習近平這位年近60歲的紅二代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其他紅二代卻因年齡到線，或已退休，或接近退休。習近平正在推行軍隊體制改革，試圖建立與美軍體制類似的軍政、軍令業務分立的軍隊管理體制。中國陸軍現役高級將領中有27位紅二代，據最新報導 ，除一人之外，其他人全都退役。[23]退休的紅二代們在權力體系內已經沒有位置，不可能再與習近平共掌朝綱。
必須指出的是，紅色家族成員的身分使不少人免受政治打擊。十八大之後，習近平接任中共掌門人，一直戮力集權。但他在處理權力鬥爭的對手時，還是遵循「內外有別」的身分制原則。對於平民出身的高官，比如力挺薄熙來的周永康，包括薄入獄後與周永康有勾連的令計劃等，習近平毫不手軟；但對於如何「安置」當年與薄熙來結盟的紅二代，他只能採取圍棋的「削勢」策略，一步一步且走且看，對位階較高的紅二代，習近平在他們退休之後安排閑職榮養，比如陳元從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之職退休後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劉源以軍中上將之銜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退休後被安排至全國人大財經委任副主任。這種懷柔手段，有利於穩定紅色家族，贏得他們的政治支持。
2、習近平步步為營的收權策略
從習近平的收權策略來看，政府的文官系統是最容易收拾之地，也最早完成省部級大換血，「刀把子」系統中的三把「刀子」之一──公安系統──的整頓，也相對容易一些，因為孟建柱原來就在政法系統，習近平任北京奧運會領導小組組長時，孟出任副組長，與習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習近平借助孟掌控了公安系統。軍隊與情報系統的換血則相對困難。到2017年，習近平的軍隊體制改革已經完成上層管理體制的改造（被稱為「脖子以上的軍改」），而集團軍以下的軍改正在實施（被稱為「脖子以下的軍改」），大約五年內完成。從高層軍隊管理體制來看，軍改的主要結果是，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那種軍隊系統自我管理、腐敗盛行的體制，被改造成「軍政」和「軍令」分立的架構，由習近平直接控制的新體制。[24]軍方的情報系統則以改變政出多門為核心，原來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一向都染指軍隊情報工作，經過軍隊總部改革，軍情工作現在全部歸到一個部門，並由軍委主席直接領導。新的軍情部門將官任命將比現有軍隊將官任命更為嚴格，團以上級別的官員調整都要報軍委主席批准，以利於軍委集中統一領導。[25]
情報系統一直掌握在江澤民時期的重臣曾慶紅手中，習近平有所忌憚，遲遲未動手。迫使習近平動手的原因是2017年在美國發生的「郭文貴爆料事件」。
這年三月，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的親信商人郭文貴打破了兩年多的沉默，宣稱自己掌握中共高層很多黑暗機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動通過海外明鏡網、美國之音「四．一九斷播事件」擴大其影響，確實讓世界看到習近平未能有效掌控情報系統。北京最初確有將近一個月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鎮定下來，6月27日，中國通過了首部《國家情報法》。
這部法案的要點有二：一是允許情報部門使用非常手段跨境執法，這被廣泛解讀為中共情報機構的一次歷史性擴權；二是對國家情報機構的職能定位和工作側重點，法案做了較為廣泛的規定。此前十餘天，北京正式宣布國安體系大改革，涉及四方面：1. 國安部改名為國家情報總局，對外專職反間諜及搜集情報，不介入內政；2. 防止地方政府干預和利用，淪為對內維穩與政治鬥爭的工具；3. 大幅裁撤國安系統人員，將其併入公安國保系統；4. 國安系統將成為對外的尖刀，人事垂直於中央。[26]
按北京的公開說法，對政法和情治系統的改革重組，是為了克服胡、溫時代的弊端。當時這些「刀把子」機構臃腫，政出多門，不僅低效，而且淪為周永康等人的私人工具，不是為國家利益奮鬥，而是為私人利益拼殺，公安、國安一些官員甚至參加到周永康的政變集團，威脅到執政黨的安危，加之「馬建和張越、郭文貴等人的利益鏈條及罪案即顯示，因國安力量的介入，使得這條國安、政府、政法、資本等因素組成的利益鏈，越發得以在諸多隱秘領域便宜行事」。[27]為了將「刀把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在「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習近平被迫提前將政法系和情治系徹底打散重組，從機構到人事都進行改組，中國情治系統歸國家安全委員會管理。這個由習近平親自控制的國安委超越部門利益，在決策、設計、諮詢、協調等功能外，整合改革也被廣泛認為是其主要職責。未來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中，國安委將位於「金字塔尖」，其下的各類安全部門有序、有效的各行其事。
經此一役，習近平將三大「刀把子」收歸己手，全由自己親自統率，如此一來，無人可以挑戰其權威。
從黨政軍情系統內部任職情況來看，紅二代們雖然由於年屆退休都已不在其位，但黨國對紅二代的蔭蔽猶在。習近平與紅二代們有一條共同底線，即保住共產黨政權，即他們所說的「紅色江山」。因為社會底層對紅色家族與貪官汙吏的仇恨切齒之聲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政治清算、經濟清算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他們的財富與身家性命全繫於「紅色江山」的安危。2017年5月23日，即「郭文貴爆料事件」發生之後不久，中央特科、中共隱蔽戰線（即中共情報界）元老的後裔即「諜二代」，特地舉辦了「紀念中共隱蔽戰線90週年」大會，這是中共建政以來「諜二代」首次大團聚，主題是紀念「秘密戰線」的國家英雄，但其實是表達對習近平的支持。[28]
在情報系統暗戰習近平的關鍵時刻，紅二代中的「諜二代」對習近平的支持，說明紅色權貴集團意識到自身與中共政權同休戚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