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中國歷史上，西周、唐、宋、明等幾個王朝都是在衰落之際遇到異族入侵而滅亡的，中共本身也是在蘇聯全力扶持下戰勝國民黨而奪取政權的。因為汲取了這些歷史經驗，尤其是自身奪取政權的經驗，中共政府一直都將外部力量對中國施加的影響稱之為「和平演變」，自2005年起改稱「顏色革命」，加以嚴厲防範。

所謂的「和平演變」是否存在？從事實觀之，「和平演變」的舉措當然有，但從其實際效果來看，中共實屬體制性過度防範。從2015年開始，西方知識界已經有人意識到，西方文明已經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關頭。2017年7月，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撰文指出，從各國GDP總量、儲蓄、人口變遷、技術發展、生產率、全球化（機會停滯）和收入停滯引起的民粹主義抬頭等七方面，都揭示出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下降。[32]

進入衰落期的西方文明，日漸失去了對外干預的能力與願望。

1、美國對華「顏色革命」的八字方針

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重中之重其實是中美關係。從1972年尼克森對華訪問的「破冰之旅」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是關鍵人物，他的外交理念幾乎成為美國外交界處理美中關係的經典教科書。經過幾十年磨礪，這一理念被濃縮為務實的「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八字方針，收縮性極大。比爾．克林頓總統當政以來，將這一原則定為兩條主線：經濟往來為主，人權為輔。此後，這一原則從未改變，只是克林頓時期重在「接觸、合作」，試圖「影響」，將「改變」作為努力方向；喬治．W．布什（布希）任總統時，需要與中國在反恐方面合作，因此重在「合作」並假裝「影響」。例如，正式開啟了克林頓時期確定的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於2004年興起的中國維權律師群體就是這一項目的果實）；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內是謀求合作，第二任期內因中國黑客、斯諾登事件、南海問題等與中國摩擦不斷，但仍然未曾偏離這一主軸，只是基本放棄了「改變」。直到今天，在美國的外交戰略思維中，俄羅斯是敵，中國仍是夥伴關係；只是隨著雙方關係的變化，在「夥伴」前冠上的修飾語有所不同，關係好的時候名之為「戰略性夥伴」，差的時候則叫「重要的貿易夥伴」，有時則寬泛地定義為「合作夥伴」。

而中國當局只想要「接觸、合作」，不希望受到「影響」，同時堅決拒絕「改變」。以2005年中國宣布「和平崛起」為界，在中國未曾崛起之前，江澤民定下了「與國際接軌」的方針，所謂「影響」只能暗地拒絕；胡錦濤任總書記之後，於2005年明確制訂反對「顏色革命」的方略，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影響、改變」，自然就被看作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要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到習近平接任前後，中國事實上已經放棄在政治上與國際接軌的方略，國際社會對此也已默認。

2、非政府組織（NGO）：影響、改變中國的主力軍

在中國政府眼中，美國試圖「影響、改變」，即在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實施工具，主要是派往中國的各種NGO。

美國在克林頓時期，與江澤民治下的中國，出現過一段短暫的「蜜月」。自克林頓時期開始，美國確定人權外交方略，「合作、影響」主要是通過NGO進行，以美國為主的各種各樣的NGO先後進入中國。

在中國躍升為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之前，世界不少發達國家，包括聯合國，都向中國提供過許多援助，國際NGO隨著這些資金大量湧入中國。比較活躍的有美國福特基金會（FF）、香港樂施會（Oxfam Hong Kong）、國際計劃（Plan International）、國際行動援助（Action Aid）、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英國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無國界衛生組織（Health Unlimited）、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它們在中國的援助和活動領域主要集中在環境保護、反貧困、性別平等、基礎教育等方面。

聯合國報告顯示，過去20多年中，以日、歐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包括低息、無息貸款和無償贈與，其中無息和低息貸款占總援助額的絕大多數，資金主要投向教育、交通、供水、環境、衛生保健設施和能源與採礦以及農村等領域，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各國的NGO紛紛在中國設立辦公室，與國內的官方和民間機構合作，活躍在各個領域。由於相關統計不健全，中國到底有多少國際NGO，一直是個謎。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報告曾估計總數在一萬家左右，其中最多的是美國NGO，約占總數的40％。[33]

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西方國家政府紛紛意識到，本國經濟在規模上遠不如受援的中國那麼龐大，還得指望中國擔任「拯救世界經濟的諾亞方舟」，於是對中國重新定位，對華援助慢慢減少或終止。此情此境之下，中國政府認為，沒必要再繼續容忍那些外國資助的草根NGO，加上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終於開始對在華的境外NGO下手。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發表為國家安全重新定位的講話之後，國安委部署摸底調查在華境外NGO，制訂新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軟硬兼施，最終讓七千多個由外國資助的NGO在中國無法生存。[34]

由於美國希望通過大量NGO進入中國，開展「接觸、合作」，從而達到「影響、改變」之目的，因此它選擇的中方合作機構主要是官方控制的各種機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安子傑（Anthony J. Spires）的研究報告揭示了這一事實。安子傑根據美國基金會中心資料庫（www.foundationcenter.org）的統計歸類分析，得出如下結論：2002—2009年間美國各基金會對華援助約有4.3億美元（不含港澳臺），其中捐助給學術機構（中國的學術機構基本上均為官辦）、政府部門、官方NGO的資金分別占44.01％、25.38％、16.62％，這三部分援助占到了總額的86.1％，而國內的草根NGO所獲捐助只占5.61％（即資助維權律師與倡導公民權利的小型民間組織）。[35]估計歐盟及西方其他國家對草根組織的援助比例與之相似，國內草根NGO所得比例不會比美國的援助高多少。

3、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這種通過境外NGO實施的援助，數額巨大，廣泛涉及人權、環保、健康衛生、扶貧等各種項目，其績效卻是本良心帳，並沒有任何客觀的業績評估；由於受到「政治正確」的約束，也幾乎無人敢就此提出質疑。美國的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詹姆斯．羅伯茨（James Roberts）對以往這類項目的看法是：「美國、經合組織國家等西方國家提供的援助，太多的援助最後只是幫助腐敗政府繼續掌權。」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對外援助當中有不少這類項目。2017年美國有了一位不太在意「政治正確」的川普總統之後，這種狀況才被打破。鑑於奧巴馬總統留下20萬億美元巨額債務，川普的新政府將削減開支，國務院的預算據說將縮減三分之一，所有援外項目都受到新總統和國務卿的仔細審查，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法治與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打擊腐敗的國家。[36]中國正好屬於「知識產權侵權嚴重、法治不倡、高度腐敗」的專制國家，對中國的各種援助極可能被停止。中國當局對此的反應是發表了一篇〈川普終止美國顏色革命〉，火爆網絡。

西方左派（主張社會民主主義者）大力反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及英國退歐，主要是認定，這二者都違背他們弘揚的普世價值理念，但左派陣營卻用集體行動滑稽地證明，他們自己放棄普世價值的舉動其實比川普更徹底。由於美國川普政府希望退出全球化的領軍地位，中國被西方政界與媒體精英共同「推舉」為全球化新旗手。這類文章很多。《紐約時報》乾脆登載了一篇〈川普時代將為中國帶來機遇〉，這篇文章的主旨是：1. 中國當世界領導者是時代的選擇；2. 中國已經具備承擔世界領導者的能力。結論是：中國領導人已經開始填補川普上臺後形成的國際領導真空，中國還準備在環保政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37]

上述事實說明：美歐在全盛時期，對中國的最強干預無非就是美國的「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如今全球化形勢逆轉，西方國家不僅不再「影響、改變」，就連奉中國為「全球化新旗手」的心都有了。儘管西方的左翼文化精英曾經為中國政府送上各種「帽子」，比如，「自由民主之敵」、「互聯網之敵」、「新聞自由之敵」，如今這些精英的舉動卻彰顯出「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一國際關係金句的實用主義立場。回顧以往，展望未來，可以說，中國政府對「顏色革命」的防範打擊，無非是「體制性過度防範」；而指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干預，以「解放中國人民」，當然也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4、西方主流文明進入自我反叛期

值得關注的還有兩大現象，這兩大現象牽涉到西方政治學界一對著名師生撰寫的兩本觀點與結論均相反的名著：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

兩大現象之一是，共產主義幽靈又在歐美等民主國家遊蕩。2016年出現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當選這兩大「黑天鵝」事件之後，歐洲急劇左轉，崇拜共產主義的各種言論登堂入室。2017年6月，在英國，首相梅所在的保守黨在議會選舉中失利，主張福利主義的左派政黨工黨捲土重來；在法國，歡迎移民與難民並許諾增進福利的資深毛粉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大選中獲勝。[38]所有這些事件證明，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一書的預言破產了。20世紀90年代初福山認為，蘇聯的崩潰代表著共產主義的失敗、資本主義的勝利；以民主選舉和自由市場為基礎的現代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最高發展階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區都必然會進入這個階段；人類歷史會停止進化而永遠停留在這個階段，這就是所謂「歷史的終結」。

另一大現象是，全球文化衝突隨著穆斯林人口大規模遷移更形尖銳。福山在哈佛大學的導師亨廷頓堪稱大師級學者，在《文明的衝突》這本名著中，亨廷頓認為，真正左右世界格局的不是表面上氣勢如虹的西方文明，而是各個地區所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亨廷頓把人類文明分成三大系：歐美基督教文明、中東伊斯蘭文明、東亞儒家文明；他認為，這三種文明之間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全球的未來取決於這三大文明之間的衝突，以及人們如何應對文明的衝突；此類衝突的根源在於，被西方文明擴展所遮蔽的多元文明重新興起，西方的過度擴張帶來了非西方文明的覺醒。

《文明的衝突》一書極富洞見，卻因書中的觀點而備受爭議，並被西方政界有意忽視。但不幸的是，他的預言已經成為歐洲的現實，ISIS的興起與歐洲各國頻發的恐怖襲擊，正在見證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亨廷頓沒有預料到的有兩點：一是面對伊斯蘭主義與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亨廷頓稱之為儒家文明），西方文明會主動撤退，採取守勢；二是在西方本土，西方文明進入自我反叛期，曾經被西方主流文明戰勝的共產主義思想這一幽靈開始在歐洲等地遊蕩。

自從難民潮（其實是移民潮）衝擊歐洲以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歐四國（維謝格拉德集團）就紛紛表態，拒收難民，對設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採取「寧願被罰款、也決不接收難民」的不合作政策。這種不合作態度一直備受歐盟與德、法兩國的指責，歐盟的主流國家認為，這四國的原社會主義國家背景導致其缺乏人道關懷。

極為弔詭的是，歐洲精英們一面譴責四國的社會主義歷史，一面卻將歐洲的未來寄託在社會主義的更高境界──共產主義理想之上。2017年法國的馬克龍當選總統，作者對此並不感到意外。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幾年前出了一本馬克思《資本論》的效顰之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為了贏得大選，馬克龍在競選中提出的政策有統合左右之美，本身卻充滿了矛盾而不自知：他既傾向於市場化，又強調增加社會保障；既要逐步削減財政支出以平衡財政赤字，又希望公共投資計劃和減稅等政策降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福利和效率是永恆的博弈，在法國這個偏愛享樂主義、能將社會福利折騰出四百多種的國度，效率永遠是失敗退讓的一方。馬克龍當總統之後，其理想主義的號召可能比其經濟政策的實踐更受歡迎。

在誕生了自由資本主義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英國，也出了一位公開表示認同馬克思的實行財富重新分配觀點的央行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馬克思認為，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衰退的方法就是革命，通過暴力革命進行財富再分配。卡尼則宣稱，他部分同意馬克思的觀點。[39]馬克．卡尼敢於公開認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因為他並非孤立之人，英國有支持他的強大社會基礎。2017年6月英國議會選舉中，工黨的勝利就是憑借一系列福利主義的承諾。在工黨以「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For the Many, Not the Few）為主旨的大選宣言中，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張和承諾包括：上調公司稅至26％、引入金融交易稅、強化國民保健制度（NHS）、增加假期，以及一系列有利於工人的福利、工資政策。這些政策主張還包括，對郵政、鐵路重新國有化、為學生提供免費午餐、為國民提供免費育兒服務等等。[40]這份宣言堪稱工黨自1983年以來最左傾的政治宣言，卻幫助工黨贏得了更多選民的支持。

美國的第一左派大報《紐約時報》受到歐洲左翼政治「新曙光」的鼓勵，發表了《雅各賓雜誌》（Jacobin Magazine）的編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組織副主席巴斯卡．桑卡拉（Bhaskar Sunkara）的文章：〈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他提出，「我們或許可以不再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當成瘋狂的惡魔，而是選擇把他們當成用意良好的人，試圖在危機中打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我們必須弄清如何避免他們的失敗。」[41]在冷戰爆發前夕和冷戰期間，西方政治學者普遍反對不惜犧牲無數生命，將人類社會當作試驗品的共產主義實踐；而柏林牆倒塌後不到30年，桑卡拉的這種想法居然在《紐約時報》這樣的領軍媒體上公然宣示，顯然是個值得關注的信號。

很明顯，這種局面有利於緩解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面臨的意識形態壓力。如本書前言分析的那樣，通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發展出了「共產黨資本主義」這一獨特模式。在全球化形勢逆轉之時，這一模式奇特地與西方發生了雙重契合：經濟上，共產黨資本主義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各種投資貿易關係，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關係；政治上，中共政權又與世界各國左派產生了奇異的媾合。拉美不少國家本就是左的集合體，與奉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共天然一家親；歐美左派當中，許多人本來是1968年巴黎紅五月的傳人，許多人對毛澤東的崇拜至今猶存，對毛澤東思想更是高度認同；即使在共產主義思潮遠不如歐洲強烈的美國，其中國研究圈中的不少人在上世紀60年代因崇拜毛澤東而學習中文，最後走上了中國研究這條職業道路。

在美國對華外交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其會員數量龐大，有不少重量級人物就是「毛粉」，比如基辛格等人。平時外界可能感受不到其力量所在，但關鍵時刻一露崢嶸，能扭轉美中關係的方向。

該委員會最近一次嶄露崢嶸，就是在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未正式入主白宮之前。因川普與臺灣總統蔡英文的一通電話，讓美國的「一中政策」遇到了疑似挑戰。「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為此在紐約補辦了成立50週年的慶典活動；說是「補辦」，是因為該委員會成立於1966年6月，週年紀念活動本應在6月舉辦，遲至12月15日補辦慶生活動，其意在展示政治力量。中國的各種媒體大書特書這次活動，繪聲繪色地描繪了會場景象：「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史蒂芬．歐倫斯（Stephen Orlins）在會議開始致辭時，用中文字正腔圓地念了一段毛澤東語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嘉賓們的掌聲顯示了他們都理解了會長的潛臺詞；中國的媒體還突出報導了基辛格的下述觀點：如果中美兩國不能合作，緊張會加劇，世界將分裂為擁中和擁美兩派，並早晚會失控，「我們現在正處於歷史的重大關頭」[42]。

在西方文明再度進入自我反叛期之後，中國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反而獲得了生存機會，這事聽起來荒誕，但卻是不得不承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