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在共產黨極權國家，上一代領袖死去或屆滿，繼任者不由民選，而是由高層經過密室策劃指定任命。因此，在共產黨國家有「接班人」這個詞彙，而接班人的遴選過程往往成為高層權力鬥爭的矛盾觸發點。2012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任期屆滿，新領導人習近平接任。圍繞權力交接曾發生的激烈鬥爭綿延至今，矛盾觸發點是「薄熙來謀位」，結局則是勝利者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之後的政治清洗。如今，距離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已時過五年，這場清洗的餘波至今還波瀾不斷。
1、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黨內程序
習、薄二人的權力鬥爭，其實只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接班危機」中的一例。歷史上，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著腥風血雨，斯大林、毛澤東死後，蘇聯、中國都經歷了這一過程。
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一個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一個是黨的宣傳機器指揮下的全民洗腦機制（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
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屬如果與新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比如毛澤東去世後，其親信汪東興就與葉劍英、華國鋒聯手抓捕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侄兒毛遠新等一幫親信，並以「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之名將他們投入牢獄。因此，新領導人上任以後，必須奪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新領導人如果不願意當卸任領導人的傀儡，或者已經感覺到高層有人有不軌企圖，就必須盡快清除前任領導人留下的掌控軍隊、警察、情報部門的高層官員。
這一共產黨國家「接班危機」的制度根源，構成了習近平上任前後高層權力鬥爭的基本背景。最後，習近平從挖掘軍隊、警察、特務這三個系統負責人的腐敗罪行入手，剝奪了他們的職務，奪得政治監控機器的控制權，鞏固了自己的權位。
薄熙來之所以認為自己有資格與習近平一爭，緣於他與習近平擁有共同的「身分代碼」，即紅二代。習近平當上「接班人」，是場政治長跑，起跑時間始於30多年前。當時中共元老陳雲（鄧小平時代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要從「太子黨」當中培養未來的接班人，因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這種接班模式是蘇共模式和北韓模式的結合：既通過黨內高層協商推選出繼任者，又在選拔接班人時考慮血緣原則，以「太子黨」人物為優先。在鄧小平時代，由於紅二代還比較年輕，資歷尚淺，所以不得不選擇富有經驗的中年官員，如胡耀邦、趙紫陽、胡錦濤；同時，也通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安排當時只有30來歲的若干「太子黨」成員到基層黨政機關「鍛鍊」，積攢資歷以備提拔。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鄧小平時代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之子）和劉源（毛澤東時代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之子）以及薄熙來（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之子）開始了以最高領導層為目標的政治馬拉松長跑。
中共元老要在太子黨中培養未來接班人的圖謀，史無明文記載，至今廣為流傳的是陳雲那句「自己的孩子可靠」。可能有人因這句話未載入官史，而以為這是外界對中共高層權力承傳觀的虛構，其實不然，這是有文字可考的歷史。
何維凌1978—1989年曾是活躍於京城政治圈的重要人物，是鄧小平長公子鄧樸方的好友，因有這種特殊身分，他在中國政界高層與以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為核心的青壯年改革派之間，起過溝通的橋梁作用。1989年以後，他在鄧樸方的保護之下被迫避禍美國，1991年在去墨西哥的途中因車禍去世，其遺稿經友人整理後在香港出版。作為中國改革初期京城政治的親歷者，他在手稿中留下不少珍貴史料。關於太子黨接班，何維凌如此描述：
在鄧小平拍板，中共中央定下培養「第三梯隊的重要決策之後，太子黨的理論家呼籲，太子黨要爭取主動，力求主動接班，其法有三：一曰油滴擴散性，二曰攀龍附鳳法，三曰借雞下蛋法」。
「油滴擴散法，是各自分散到地方或部門，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謀求一官半職。一般由一人先打前陣，其他人尾隨跟上，逐步向四方擴散；當四散的油滴越漫越大，逐漸連成一片，遂形成強大政治勢力。」這一辦法的實踐者有習近平與劉源。
「攀龍附鳳法，是某太子黨重要人物，以自己的背景，兌現為權力，位居要津，主管一方，借此延攬各方人才，或各方人才趨之若鶩，攀附驥尾──遂形成太子黨系的一支現實的政治力量。」何維凌舉的例子是：使用這一方法獲得最大成功的是陳雲的兒子陳元，他於1982年前後出任北京西城區區委書記，周圍曾聚集了不少人才，一時之間很是熱鬧了一番。鄧樸方、胡德平也採取類似方法，各有地盤。陳元仕途後來遇阻，是在1988年北京市委委員換屆的差額選舉中落選，從此轉任金融系統官員。
「借雞下蛋法，是投奔到某高官門下供職，或借某高官為背景，或借某高官衙門為基地，以推行其政治主張，並漸獲官階與權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書為上策。」何維凌指出，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中央一級的負責人的秘書來自太子黨。[20]
參加「第三梯隊」到地方任職這一馬拉松政治長跑的太子黨「選手」並不多，因為「參賽選手」要過好幾關。高幹子弟要從政，首先就得拿到大學文憑，否則，因不符合「知識化」這一標準，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學學歷這一關上。
1977年中國恢復「文革」時期取消的大學入學考試後，最初幾年的入學考試貨真價實，並沒有20世紀90年代後期那麼多腐敗，大學也沒開始賣文憑，結果許多高幹子弟因為未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而不得不放棄升官的夢想。其次，鄧小平還規定了升遷時必須通過基層考評（即任職部門對其政績的評價考核）。紅二代們大多以其高貴身分自傲，很難對基層官員保持謙和恭敬的態度。這一點決定了從基層逐級升遷的仕途既辛苦又有風險，大多數紅二代寧可另選他途，或在國務院各部或在軍隊各總部工作，或利用父輩權勢經商，從而避免在鄉土味十足的基層官員面前放下「高貴的身段」。紅二代們都知道，假如在「長跑」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遇到障礙，仕途便可能中斷。因此，當時願意通過到基層「鍛鍊」熬資格的紅二代人數非常少，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便是劉源、薄熙來、習近平這三位。
劉源的仕途是高開低走。劉從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之後，1982年從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副主任開始起跑，短短六年之間歷任新鄉縣副縣長、縣長、鄭州市副市長，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長，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但1992年劉源的仕途像河流急拐了一道彎，轉任武警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後的升遷就在武警與軍界內部穿梭，再也未回地方。一個沒有軍事經歷的人從地方官改變成到警界、軍隊任職，等於是為其仕途設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謎。
2、習近平和薄熙來的接班案例
劉源淡出政壇之後，在政治馬拉松長跑的跑道上只剩下兩個選手，習近平和薄熙來。習近平行事低調，薄熙來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熙來1982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國際新聞專業獲得碩士學位後，在中央書記處工作兩年，於1984年從遼寧省金縣縣委副書記起步，到1993年成為遼寧省大連市市長，並以城市建設為政績亮點，成為中國當時最炫目的政治明星。但從2001年當上遼寧省委副書記、省長以後，其仕途那種鼓滿風帆前進的勢頭停滯，有傳聞認為，薄與遼寧省地方勢力、尤其是老省委書記聞世震矛盾甚多。薄於2004年改任商務部長，直至2007年調至重慶任市委書記，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與同年進入中央並任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相比，已經輸了關鍵一步。
習近平在清華大學畢業。1982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一職轉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從1985年開始，此後的任職經歷主要在福建。按何維凌的說法，習先在中央軍委耿飆那裡任秘書，是「借雞下蛋」，因「第三梯隊」之說，及時改走「油滴擴散」之路。他與前兩位不同的是，習近平從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伊始，就兼任寧德軍分區第一書記；此後隨其行政職務的升遷，兼任的軍隊職務也一直節節升高。從2003年開始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兼任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書記，同年轉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及中央黨校校長。
從上述三位「太子」的從政經歷可看到：父輩餘蔭起了極大作用。按中共黨內幹部選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薦、組織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都必須熬資格，一級級臺階往上攀爬。倘若沒有父輩餘蔭，這三位的升遷不會如此之快。如果他們在基層「鍛鍊」時，被黨內幹部的「民主推薦」這一關卡住了，仕途也不會順暢。所以，元老們一般都會挑選有自己親信任職的地方，讓「太子」下凡，盡快熬夠級別。「太子」如果「親民」，早早熬夠資格，那是皆大歡喜，下邊的親信官員也算是對老上級有了交代。
習、薄二人在基層熬級別時，由於為人不同，風評也有很大差別。薄熙來從任大連市長開始，就喜歡在媒體露面，渲染政績，還時有醜聞纏身。香港《文匯報》駐大連記者站負責人姜維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體上揭露其醜聞而被誣入獄服刑五年。習近平則絕少在媒體露面，低調實幹，在非常複雜、大案迭出的福建省竟然能夠保全自己，其風評與薄相較有不小差別。到2007年，薄至重慶任職，只當了政治局委員，習至上海任職，進入政治局常委，這兩個「太子黨」政治明星的仕途前景至此已優劣盡顯。熟悉中國政治的人士都清楚：從職位安排上看，習近平是作為第五代領導核心加以「培養」的，儲君大位隱然在望，薄熙來卻望塵莫及。
不甘爭位失敗的薄熙來在習近平獲得最高權力之前，曾經掙扎了一番，試圖獲得國家主席之類的位置，且當時的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的負責人都站在薄熙來一邊，最後這幾個對習近平的最高權力構成威脅的高層官員，如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國家安全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全部遭到清洗。由於陳雲的兒子陳元和劉少奇之子劉源曾經支持過薄熙來，習近平上臺之後，時任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的陳元最先被安排退休，2015年底習近平又讓劉源從軍界退休；[21]捲入周永康案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胡錦濤的親信）被逮捕，其弟令完成攜帶機密文件潛逃美國，[22]為美國情報界送上一大厚禮。
回望當年，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是中共執政以來對本黨、國家與人民最負責任的一段時期。選拔幹部的這兩套規則，在當時還確實使不少不合資格的高幹子女無法進入各層級的關鍵崗位，一批起自底層的平民幹部得到升遷。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就是這樣進入仕途，逐級上升。江澤民退休之後，鄧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錦濤等順利接班，獲得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一片讚美聲，稱讚中國的政治制度有進步，已經成功地解決了權力交接問題。但2010年以來，中共發生的高層權力鬥爭讓世界再一次看到，中共這種「血緣＋黨內程序」的方式仍然無法擺脫共產黨獨裁政治的「接班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