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

世界上，除了中共實行的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之外，可供選擇的制度路徑很多。就算是鄧小平這種共產革命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者，也在70多歲之時開始了共產國家全無先例的經濟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為何今天的中共面對困局，反而在政治上越來越保守，甚至故步自封？

這種態度既源於中國現有的利益格局，更源於中共對形勢的認識。利益格局，我已經在前幾章中分析過，此處只分析中共對形勢的認識。

1、「阿拉伯之春」對中共的警示

世界歷史上，革命分為兩大類：權力更替的革命，以及訴諸權利的革命。

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如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包括中共領導的共產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古代及近代史上通過農民起義而成功建立政權的有朱明王朝，以及清朝道咸同年間曾建都天京（今南京）、盤據江南數省長達十餘年的太平天國（1851—1864年）。現代史上，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權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早已走到它當初革命初起之時革命目標的反面。這類革命的共同特點是，它們的成功只不過是用新的皇權或專制代替舊的政權，即一輪新的權力（Power）更替，這樣的革命並沒有賦予民眾政治權利。讓民眾享有政治權利（Rights，如選舉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權利），是近代以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訴求。

國際社會對革命的定義比中國要寬泛一些，其路徑分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種。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主動變革、內部軍事政變等，土耳其1920年代的「凱末爾革命」與卡扎菲（格達費）1960年代領導的「綠色革命」都屬於這一類。這種革命的結果如何，與領導人個人素質及其建立的政權性質有關。「凱末爾革命」是場世俗主義改革，目標是將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改造成一個世俗民族國家，改革帶來了政治、法律、文化、社會和經濟政策變化。凱末爾對土耳其貢獻巨大，他故去之後土耳其仍然奉行「凱末爾主義」。卡扎菲曾是利比亞「綠色革命」的精神領袖，他發動軍事政變、奪取政權之後，曾統治利比亞長達42年。這位獨裁者統治期間，利比亞一度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之一，而且該國的女性境遇與社會主義政策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俱為上佳。到卡扎菲統治後十餘年，他的獨裁及家族統治引發極深民怨，最後政權易主，家毀人亡。自下而上的革命很多，第三波民主化的東歐、中歐國家的民主化革命的參與者主要是知識分子與市民階層，只有波蘭以團結工會為主體，而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曾被短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革命初起之時也是自下而上，主體是失業青年。埃及在2013年「二次革命」之後，離權力最近的軍方與民意合謀，重新奪回政權，但民眾仍然兩手空空，境況比革命前更差。

從對社會損害程度來說，當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包括改革）帶來的社會震盪較小。但是，由於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1990年代初蘇聯及東、中歐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展現出和平理性的特點，被人譽為「天鵝絨革命」，世界因此產生幻想，認為從此革命不需要大規模流血。這一幻想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發生後才破滅。

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僅社會震盪大，而且重建相當困難。比如，中國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革命，死亡人數高達7500萬（另一說是超過一億），江南等膏腴之地戰後幾乎赤地千里。至於中共的革命，死人數量極多，至今尚無完整可信的統計，僅從國共三年內戰時期長春等地全成餓殍之城，可見戰爭之慘烈。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於中東、北非四國，狀態最好的是突尼斯，其次是埃及，但兩國的經濟社會狀態至今仍未回復到革命之前；利比亞動盪不安，其狀態令國民沮喪甚至絕望；而敘利亞則在革命過程中產生了為禍世界的ISIS。《紐約時報》的記者與專欄作家中，不少人曾是「Facebook革命」、「Twitter革命」的熱情鼓吹者，對從「阿拉伯之春」到「占領華爾街」，再到伊斯坦布爾（伊斯坦堡）、基輔和香港的廣場上發生的政治運動中社交媒體的推動作用，都大加讚賞。當「阿拉伯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其中一些專欄作者發現：一旦硝煙散盡，這些革命大多未能建立起任何可持續的政治新秩序。Google的埃及雇員瓦埃勒．古尼姆（Wael Ghonim）曾用匿名Facebook頁面，幫助發動了2011年初埃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革命，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但他最後發現，社交媒體破壞舊有秩序非常容易，但要用它來建立新的秩序，卻非常困難，因此他對社交媒體的作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29]

也因此，中國的上中層對自下而上的革命均很排斥，「不能變成敘利亞第二」，既是官方的想法，也是大中型城市大多數中產階層的共同想法。

2、中國政治高層對「托克維爾困境」的恐懼

從中國現階段的情況來看，自上而下的革命幾乎不可能發生。因為當政者早就意識到自身陷入了「托克維爾困境」，認為在此時進行改革，相當危險。

阿利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Charles Henri Clérel Viscount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於1856年出版，其時距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只有67年。托克維爾1805年出生於一個法國貴族家庭，在其55年的人生歷程中共經歷了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這段時期正好是法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年代，托克維爾曾熱衷於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在政府中任職，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之後，托克維爾開始對政治日益失望，並逐漸認識到，自己「擅長思想勝於行動」，開始安心寫作。在他的幾本著作當中，《論美國的民主》遠比《舊制度與大革命》聞名。

如果不是中國政治上層與中產階層近幾年普遍陷於對「暴力革命」的恐懼當中，《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可能還不會為人關注。這本書在十八大之前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且喜好讀書的王岐山向其友朋及下屬推薦，其中深意引發不少猜測。

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探討法國大革命的成因及後果時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盪卻並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在該書中托克維爾最早提出了一個觀點：在經濟發展和民主推進的過程中，經濟發展越是快速的社會，出現的社會矛盾反而越多──這個觀點後來被稱為「托克維爾命題」。通過比較研究，托克維爾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弔詭現象：「有件事看起來使人驚訝：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處消滅中世紀殘餘的制度，但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有人讀過《舊制度與大革命》後精當地總結出「托克維爾定律」：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

數年前王岐山力薦此書，有雙重用意。對知識界那些要求民主化的人士，其意在提醒：歷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垮臺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可能出現的局面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民主化，有可能只是斷頭臺政治重演；對統治集團則是警告：托克維爾定律告訴我們，別以為改革那麼好玩，「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所謂「改革」就是找死。至於那些什麼特赦貪官、贖買民主的說法，是哄三歲小孩的玩意，咱們決不上當。

王岐山是不是危言聳聽，拿法國大革命在嚇唬人呢？那倒也不是。中國的現狀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確有相似性。先說經濟狀況。法國大革命前夕人口持續增長，財富快速增加，國家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令人驚訝的是，法國那時就有「地產熱」。有一位法國評論家寫過這麼一段話：「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於，所有人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還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讀者如果對比中國經濟，就知道何其相似。

當時的法蘭西存在很多社會問題，但不影響國家的繁榮富裕。托克維爾認為，有兩種極簡單、極強大的動力推動著社會繁榮：一個是依舊強大有力但卻不再實行專制、卻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一個是許多人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與此同時，人們的精神卻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規章的仇恨在增長。國王表面上仍然以主子的身分講話，但實際上卻接受公眾輿論的啟發帶動，不斷地向輿論諮詢──這種現象，現階段中國都存在，互聯網給中國民間議論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與法國不同的是：中國政府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管制互聯網，試圖駕馭輿論這匹越來越不聽使喚的「烈馬」。

托克維爾發現，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裡，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形成這一特點的原因是，啟蒙思想滲透著「抽象的文學政治」。法國缺乏政治自由，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形成兩個明確分割的群體：作家們沒有參加社會實踐，卻擅長高談闊論，熱衷普遍性的理論，對於文人來說可能是美德，但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則很危險──這種狀況與中國也很類似。知識分子論政，無論是右還是左，談到未來的政治藍圖，都很少想到「路徑依賴」，即一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會制約未來的選擇。中國當下的民眾更是不同於18世紀後期的法國民眾，經過中共幾十年「革命」教育的薰陶，中國底層熟知「剝削有罪、造反有理」，將結果平等當作人的天然權利。

王岐山推薦此書，可謂用心良苦。但有件事情，以他的地位卻不便說，那就是，中國現階段其實已經沒有改革資源，甚至無法找到制度出口。他本人在2017年的「郭氏推特革命」中的遭遇，就很能說明問題：習近平當政五年來最大的成就是反腐，能夠取得如此大的反腐成果，則是依靠王岐山；但是，反腐，在一些反專制的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眼裡，儼然就是他迫害官員的「罪行」。

鄧小平當初的經濟改革主要是放權讓利與民，在保持政府對國有資源掌控的前提下，在維持公有制、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放開部分領域，允許私人經商、外資進入中國，最後形成了公有、私企與外資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國的經濟改革走到了今天，除了礦產、森林、大型國企、農村的土地所有權之外，當局基本上再沒有什麼可以讓渡給老百姓的了。看起來最值錢的農村土地所有權雖然在政府手裡，但使用權歸農民，除了少數貧困地區與中西部省份，在京滬廣深等地，轉讓所謂使用權時的補償，大致已接近擁有完整所有權的土地價格了。政府對土地所有權的占有，只不過是在買地與賣地之間占據著有利地位，從中賺取巨額土地差價。[30]而森林、礦產、山脈、河流、湖泊等，都是無法分配給個人的公共資源。

每一次改革，實際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社會按照新的利益格局重組。早在1994年，本書作者之一曾發表文章，指出了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經濟改革使貧富差距有擴大的危險；[31]直到2015年1月《人民日報》連續發文分析中國的貧富差距，當局終於承認，「貧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並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必須想辦法改變這種狀態，否則很危險，[32]但這一承認遲到太久，中國解決階層固化的時機已錯過，不傷筋動骨，已經無法調整既存的利益格局。當局既不可能將自己視為命脈的國有資源與國有企業資產拿出來分配給公眾，更不可能動員紅二代們將自己利用特權牟利積攢的巨額財富捐獻出來還給人民。「網絡革命黨」也很現實，知道只有貪官財產是可分配的財富，他們知道只有毛式革命才能重新洗牌，於是他們為自己的財產訴求、翻身要求包裝上民主外衣。

一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不可能獲得長治久安，中國的境況更是危險。數年以前，美國政府因財政預算案未獲國會批准而陷入停擺狀態時，中國人大驚：美國政府停擺，美國社會竟然還能維持安定，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更有人指出：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只要讓警察放假24小時，可能就會大亂。

劉曉波去世後，悼念者在激憤悲痛之時，用劉曉波說過的一句話來告慰英靈：「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筆者不善於幻想，只能據實道來：劉曉波的辭世，甚至更多的民主烈士出現，未必能改變中華民族的靈魂。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將在世界人權史上占有一席歷史地位。但是，他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卻會因將來中國轉型道路的不同而獲得不同的評價：如果中國能夠實現和平轉型，劉曉波將與「六四」亡靈一道，成為一座歷史豐碑；如果中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去實現政權更替，劉曉波就可能成為政治教科書上的一個經典案例，稱他證明了和平轉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如果中共政權在潰而不崩的狀態下繼續生存很長一段時間，他代表的和平轉型訴求，則會時時出現在中國人的政治話語中，成為非暴力抗爭者的旗幟以及主張暴力革命者批評的目標。其實，劉曉波辭世不久，批判他及其非暴力抗爭路線的聲音，並不比悼念的聲音分貝低，曹長青便是批判「非暴力抗爭」最激烈的人物，在〈別再胡扯「暴力、非暴力」的假議題〉一文中，他重申了以前的觀點，再次批評劉曉波與胡平。[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