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何說「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預演？
2017年4—7月先後發生的兩件大事：「郭氏推特革命」、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至死，正好成為觀測中國未來可能發生何種革命的窗口。
1、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2017年7月13日，61歲的劉曉波先生去世。對中國來說，不僅是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命終結，還意味著非暴力抗爭這一政治理念在中國將進入塵封狀態。
劉曉波的異議生涯始於1989年「六四」運動，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作為2008年《零八憲章》的起草者之一及主要發起者，在推動《憲章》聯署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零八憲章》繼承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精神，提倡在中共暴政壓迫之下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和平轉型，與諾貝爾和平獎評選委員會的遴選標準契合，因此，劉曉波作為《零八憲章》的代表人物，獲得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授獎辭中闡明授獎原因：「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早在那時（1989年）非暴力就成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個核心因素。」[1]2017年7月劉曉波在被囚禁中病逝，該委員會再次強調：「通過向劉曉波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希望強調，發展民主與創造和確保和平之間存在著根本聯繫。此外，委員會發現，劉曉波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壓迫行為，為增進不同民族間的友愛作出了貢獻。」[2]
非暴力抗爭的理念在中國人中引發的爭論，幾乎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劉曉波個人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狀態相映照，卻顯得非常奇詭：作為主張非暴力抗爭的代表人物，他在1989年之後曾幾次入獄，這一經歷將他從激進的文學青年熬煉成主張非暴力抗爭的溫和反對者，這一角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加持；與此同時，他代表的非暴力抗爭主張，卻在政府的政治暴力與網絡革命黨日趨嚴重的暴力傾向這雙重煎熬下，進入奄奄一息之境。劉曉波及其愛妻劉霞的悲劇人生，更成了主張暴力革命者用來反證非暴力抗爭路線失敗的例證。
但是，正如《零八憲章》的共同發起人之一、學者徐友漁2017年7月15日在紐約各界舉辦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所言：《零八憲章》倡導通過非暴力抗爭，促進中國走上憲政民主之路的思想，並非劉曉波個人獨創，而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現實做了深刻反思後形成的共識。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蘇曉康在〈劉曉波把激進煎熬成溫和〉一文中，細述了劉曉波獲獎之後，他本人及《零八憲章》代表的非暴力抗爭路線遭遇的尷尬：海內外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質疑聲中，當然「包含了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的疑問」。非暴力抗爭路線在當下中國的處境，意味著劉曉波戴上這頂桂冠的同時，就背負了道義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劉曉波在知悉自己獲獎後稱，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蘇曉康對此做了總結：「在一定意義上，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著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3]
只有經歷過「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這句話蘊含的沉重。1989年之後流亡海外的前輩學人李澤厚與劉再復深刻反思後曾出版一本對話集《告別革命》，對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影響甚巨。在主張非暴力抗爭的知識分子當中，以胡平的看法最為系統。胡平長期從事民主運動理論研究，他認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當性，但面對高度現代化熱兵器的專制政權，斬木不能為兵，一般民眾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們沒有槍，如果不甘屈服，唯有從事非暴力抗爭。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一場偉大的非暴力抗爭，但「六四」屠殺使很多民眾失去了非暴力抗爭的信心。胡平進而闡述：「有人以為，一旦民眾認識到非暴力鬥爭此路不通，他們就會轉而投入暴力抗爭，這個推斷不符合實際；若人們失去了對非暴力鬥爭的信念，從而放棄非暴力抗爭，實際上就是放棄了現實可行的鬥爭手段，到頭來也就是放棄了抗爭本身。又由於他們不參加實際的非暴力抗爭，因此使得實際發生的非暴力抗爭總是形不成聲勢和規模，形不成足夠的力量，既不足以對一黨專制構成有力的挑戰，同時又比較容易被當局所壓制。這反過來又使得民眾進一步失去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由此陷入惡性循環。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首先就要讓人們重新恢復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捨此之外，別無捷徑。」[4]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選擇以暴易暴這個終極目標，還包含現實的策略考慮。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古往今來數千年，不斷出現張角、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義和團這種暴力革命，就連中共政權也篤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並將這一理論發展成今天的「維穩論」。由於政府通過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統，長期對國人實行意識形態洗腦，統治者與反對者共享一套以「剝奪剝奪者」為核心理念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的「摸論」（摸著石頭過河）、「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代表的機會主義價值觀，因此，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從來就不缺信奉者。
在這樣一個崇拜權力與暴力的國度，究竟會發生何種類型的革命？這是筆者多年來都在觀察、思考的問題。在劉曉波去世之前，推特（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觀察窗口。
2、「郭氏推特革命」是一次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
自2017年3月開始，以美國為基地的Twitter中文圈發生了一場極為奇特的「郭氏推特革命」 ──其實參與者的行為更像毛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與「紅衛兵」，但文革並沒有明確的財產訴求，而此次郭氏推特革命，卻是文革與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二者的混合，因此稱之為「郭氏推特革命」更合適──從參加者對發動者郭文貴的有意誤解，以及各種不斷被加進來的訴求，極其生動地展示了未來中國的革命形態，我在〈「郭氏推特革命」對中國革命的隱喻〉已經說過，這是中國未來底層革命的預演。[5]
事情的簡單經過如下：在中共圍繞十八大高層接班問題的權力鬥爭中，薄熙來、周永康等為首的中共派系失敗，2015年1月中國國安部常務副部長馬建入獄，他「選中的商人」（即為國安部效力）郭文貴因受牽連而逃亡海外。馬建被調查一案與《財新》那篇揭底報導〈權力獵手郭文貴〉，成了郭海外爆料的導火線。2017年伊始，郭相繼接受明鏡網和美國之音的採訪，並從4月開始在視頻網站YouTube開始他的直播，其推特帳號的粉絲按每天10000的速度暴漲，很快就突破了30萬（據推友揭露，其中有不少是購買來的殭屍粉）。他的爆料內容多涉及中國在任官員，主要目標是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貪腐、「盜國」及其親屬與企業家的內幕交易。郭提供了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及其親屬的美國身分及十餘套住房信息，並表示，這些信息均可通過美國相關公開信息網站查證。上述信息經過美國中文網媒阿波羅網調查，發現所有房產資料顯示的登記人，均與王岐山夫人姚明珊家族沒有關係。[6]到8月中旬，推號為「福瑞德牧 @furuidemu101」，真名為耿紹寬的人站出來，用親身經歷披露他幫助郭文貴造假的全過程，[7]以及王岐山的房產如何編制，[8]王岐山與其「私生子」貫軍及劉呈傑的關係如何炮製，[9]等等。在此之前，也有類似的真相披露。但特別弔詭的現象是：真相影響不了鐵桿郭粉，在真相浮出水面的過程中，少數郭粉醒悟後成了郭黑，更多的表示沉默，但還有不少郭粉仍然堅持相信，即使不相信，也要堅持肯定郭炮製的謊言對中共起到沉重的打擊作用。正如我在推特上所言：於郭粉而言，對郭的態度，無關事實，成為一種「信仰」。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國內異議人士及海外民運人士對郭文貴的堅定支持，國內除了沈良慶、章立凡，海外除了李偉東、何清漣等堅決反對，以及胡平等少數幾人不表示支持之外，絕大多數民運大佬，例如楊建利等人無視郭文貴聲稱自己的爆料是「以黑反腐」，「為上百萬貪官報仇」，堅持認為郭文貴的爆料活動是打垮中共、促使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良機，紛紛公開表態支持。德高望重的趙紫陽前秘書鮑彤先生還稱郭文貴為「老師」，為郭背書。[10]支持者們對郭文貴的信仰是如此堅定，以至於完全忽視郭文貴在其視頻中對他們毫不留情的多次譏諷。例如，郭文貴在6月7日的視頻中說：「我現在看到網外這派，那幫的，那教的，一說，一張嘴，改變全中國，一張嘴，改變全人類，一張嘴就是把這個共產黨推翻。你能做啥啊？連飯都吃不上，是不是。你飯都吃不著，有些人，天天，幾十年如一日，在咱們這個紐約東邊一個中國區混著。你那不害人嘛，你讓那些孩子們跟著你所謂搞革命，你那不害人呢嘛。」一位叫做李方的人實在看不下去了，寫了一篇〈民運人，圍獵郭文貴該歇歇了〉，希望眾多民運人士放棄對郭文貴不切實際的幻想。[11]但表態支持的民運人士前仆後繼，散居美國、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民運人士悉數加入郭的支持者行列。有些支持者確實是出於錢的因素，但我認為，更多的支持者是因為郭的爆料讓他們充滿了權力幻覺。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郭氏爆料事件發酵過程的研究價值，幾乎與清中期乾隆時期（1768年）江南地區的「叫魂事件」 相侔。通過這一事件可以發現，中國「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一旦它們在特定的時機中匯合起來，大規模的歇斯底里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12]
郭文貴作為個例，有許多獨特因素，比如出身底層、善於攀附、毫無底線的追求金錢與權勢、倚仗中國權力中最黑的國安勢力橫行商界並經常以錄音、錄相資料敲詐他人，等等。從研究者的角度看，前幾大要素許多中國人都有，但只要與國安勢力結緣這點不可複製，就不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從整個過程看，郭氏推特革命有如一臺巨大的攪拌機，將中國這口泥塘中積淤多年的爛泥全部攪到水面，讓人從中看到了與中國未來革命相關的種種因素，因而極具研究價值。
這場「郭氏推特革命」的參與者具有明顯的特徵：
⑴ 不同目標的群體暫時合流
在反對習近平、王岐山聯盟這一點上，官員、反專制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底層這三種利益與目標完全不同的群體暫時合流：官員因2013年以來習、王聯盟的強力反腐，落入郭文貴說的「家破人亡」之境（其實判死刑者極少），迫切希望王岐山被整肅，從而斬斷習的得力臂膀；部分反專制的知識分子期待郭的爆料會引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動搖中共的統治。更為戲劇性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等「老領導」竟然成了「郭氏推特革命」不少支持者希望所寄，他們冀盼「老領導」幕後發力，郭文貴前臺領導他們公開活動，讓十九大成為習近平的噩夢。一些民運人士盼望在中共倒臺之後自己取而代之；國內的底層失業青年則希望藉郭之力「翻身」。這些人在郭的爆料中看到了「希望」。
一位借國安勢力發家、在反腐中逃往他國、本身也劣跡斑斑的商人，竟然成為幾大利益訴求完全不同甚至衝突的群體共奉的「領袖」，這一詭異現象表明：由於習近平對江澤民時期開始形成的利益格局改變過於峻急，用政治高壓手段對付所有「不穩定因素」，包括對言論空間的嚴重打壓，所有階層都對習近平的「苛政」（包括反腐敗）嚴重不滿。在極端壓抑之下，任何一點空間，都可能成為各種反對者的集結之地。
⑵ 選擇性解讀爆料
「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求變心切，不少參與者各懷目的，甚至不計較郭文貴的動機其實與他們的動機完全不合。郭文貴多次聲明，他爆料的初始動機是「保錢、保命、報仇」，這一點被支持者刻意忽略；郭講話中經常會出現讚美中共及現任領導人的說法，比如「中共養活了14億人」、「習近平是千年一遇的明君」等等，「郭七條」也明確了反貪官不反皇帝、不反體制，所有這些，都被支持者有意當成「策略」曲解；代表中共失勢一方的郭文貴及其「老領導」，包括放縱子弟掠奪公共財產的江澤民、曾慶紅，一概被看作是「正義的力量」，反貪甚力的王岐山則被子虛烏有的「爆料」抹黑成「盜國賊」；自2017年6月1日以後，這種態度更明顯。6月4日那天郭文貴（推特號@KwokMiles）的推文是：「過去的3週，讓我覺得最興奮最幸福的就是讓我認識了中國政府新的年輕領導。他們有國際化的思維，他們也有著非常冷靜的政治智慧。而且他們的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僅僅是抓抓抓，而是嘗試溝通和把問題變成更加的積極有希望。這也是郭七條的未來和文貴內心所要追求的。中國政府官員中有一股年輕的巨大的正能量！」 ──這種現象被網友諷刺為：「中國的革命群眾一直在尋找革命領袖，現在郭文貴出現了，大有成為革命領袖的架勢；而郭文貴卻反覆說，希望習近平做這次革命的領袖。」 郭文貴爆料目標的高度波動性，更是被選擇性地解讀，比如他7月29日發出推文，號召「全民直播支持郭文貴，人民必勝正義必勝，打倒共產黨」，引來一些民運人士歡呼支持，結果兩天之後，他又發推聲稱：「我還沒有說過打倒共產黨，目前這一條還不在郭七條範圍之內！我不希望誤導尊敬的推友們！」即使是這種明顯的出爾反爾，也會得到癡迷的「郭粉」一致點讚叫好。
⑶ 三大群體各懷心機、分合無常
上述三大群體在這次「推特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合流，注定是暫時的，不僅僅因為郭本人的真實目標、所爆之料難以證實[13]以及策略失當──郭及其支持者四處樹敵，凡反對郭的人都被他們說成是特務，曾經的支持者一言不合也是特務，還因為這三類支持者求亂的程度以及對亂後秩序恢復的目標完全不同，甚至彼此對立。
中共官員當然希望王岐山失勢，讓習陷入反腐無力的狀態，從而得以恢復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那種「貓鼠一家親」的「美好時光」；知識階層希望輿論環境寬鬆一點，由於對習近平近五年來的嚴厲言論管制嚴重不滿，便開始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的相對「自由」 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寬鬆」，但他們未必真希望「腐敗再度橫行」，也不見得期盼新「造反派」坐進龍庭；社會底層人士對中共政權、官僚階層、富人充滿了仇恨，少數人甚至將仇恨對象擴展至所有體制內人士，指向低階公務員、教師及研究人員、醫護人員等一切相對成功的人士，這類「郭氏推特革命」的支持者們與海外民運人士的目標接近，即希望中共垮臺，由他們取而代之，但這樣的目標與官員群體反習近平、王岐山的目標顯然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郭氏推特革命」的這三大支持者群體本沒有真正的共同利益訴求，更沒有群體之間的互動協商，只是通過各自的情緒宣洩，在互聯網虛擬空間裡合流成為一股「網上革命熱潮」；又由於大家都穿著「馬甲」，並非以真面目示人，也不在意彼此在現實中是否能夠合流，於是各自目標和利益的對立也就模糊化了。但一言不合，以社會底層為代表的郭粉就以辱罵對之，分分合合成為常事。
⑷ 財富分配的訴求動機
這次「推特革命」的另一個特徵是平權訴求為表，財產訴求為裡。不少「郭粉」的主訴求是沒收貪官財產。比如，郭文貴指控的貪官傅正華的財產已經被幾位「推油」預先分配了一番。這一點與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流訴求不同。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訴求是政治權利，而「郭氏推特革命」的許多支持者的訴求則包含底層知識青年所要求的「經濟權利」，但他們所要求的並非中東、北非四國失業青年提出的就業權利，而是共產革命的財產訴求，即「剝奪剝奪者」。在通過共產革命建立政權的中國，長期的洗腦教育把覬覦他人財富這種底層社會的傳統文化蓋上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革命圖章。
但必須指出，並非所有的「郭粉」都認為應該以分配財富為革命主訴求。小悲@Zodiac4698就明確表示：「共產主義運動通過第一次財富分配實現謊言，激發人性邪惡面；然後再通過二次財富分配，實現公有制，完成極權，即對多數人的奴役。『財富分配』是幌子是招牌，奪取權力才是目的；而民主革命的誠實就在於，它一開始爭的就是民權。」「如果有人告訴你，我們革命的目的是重新分配財富，就是把別人的錢搶過來，再把這人殺死，這就叫『革命』，那你千萬別信！那一定是跟民主無關的革命，民主革命最大的歷史經驗就是，把權力分配作為革命的目標，是民權的革命！激發的是私產者的公理心！」但在「郭粉」群中，小悲這樣相對清醒的人為數不多。有網友認為，在中國不超過一萬人。鑑於「推特革命黨」的主流傾向是「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因此，分析這些以底層知識青年為主的「網絡革命黨」的思想和行為，對了解中國未來的變動內容及方向很有必要。
⑸ 推特革命與文革相仿的暴力
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傾向相當嚴重，與文革的語言暴力幾乎相等。這種暴力化傾向從兩方面體現：
第一、相當多的支持者抱持簡單化的敵我觀念，即毛澤東所說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是主導。「郭粉」當中一些推號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傾向，對於一切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缺乏寬容，與毛澤東極權體制不容忍異見一樣，動輒圍攻，痞話髒話鋪天蓋地，而且毫無是非感，表現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強烈傾向。他們對知識分子群體的仇恨、蔑視更是溢於言表，其推文與當年的「文革」大字報相近。除了各種將郭吹捧成空前絕後的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領袖，比如「中國民主第一人」、「耶穌再世」等諛詞頌語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貴的，必須予以打擊；凡反對郭文貴的，必是中共特務五毛。」
瘋狂是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法國學者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中，對這種現象曾做過深刻評析：「群眾從未渴求過真理，他們對不合口味的證據視而不見。假如謬誤對他們有誘惑力，他們更願意崇拜謬誤。誰向他們提供幻覺，誰就可以輕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誰摧毀他們的幻覺，誰就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瘋狂的粉絲把一個劣跡斑斑、依靠國安系統敲詐、勒索發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貴，捧成為中國網絡革命黨的主人，這種簡化的敵我觀念也是一種暴力。
第二、公開鼓吹血淋淋的暴力。一位自我介紹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的國際法碩士、在北京從事律師職業近20年，現居加拿大的L於8月9日發的一條推文，更是將這種暴力推到了極致：「我有權各（個）別地或與他人聯合起來集體地反抗專制官員，我擁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當性並不因為這種聯合而失去或減損，當很多人一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可以咒罵、欺騙、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一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14]意思是說，他認為自己的目標是正確的，為達目標不擇手段，可以視他人生命為草芥隨意剝奪。另一位現居加拿大的維權律師G在8月21日發表的推文中說：「如何制約流氓暴君下屠殺令撲滅憲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後下令開槍及下令執行暴力鎮壓令的任何人，一律連同他們的家屬子女（未成年兒童可除外）處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隨時就地正法，凡是執行其死刑者皆予重獎。」[15]
這兩位前中國律師的言論充滿了血腥，毫無文明底線，與中共革命初期言論及恐怖組織ISIS沒有任何區別。
針對「郭粉」們的思維和言說特點，蕭山@mozhess做了很到位的總結：「逢共必反，為反對而反對，其邏輯必然是，土共反對殺人放火，我們就應該支持殺人放火；土共要清理垃圾人，我們就要支持垃圾人；土共反腐敗，我們就要支持腐敗；土共救災，我們就要破壞它救災。此邏輯導致一個荒謬：若一個強盜把你搶了，土共去抓他，而你應該要反對土共抓他，支持他逃跑。」這種推特話語很快便顯示出這場政治「波普」的荒謬：中國公眾說起官員腐敗、官商勾結來，往往恨得咬牙切齒，這也是部分反對者主張要推翻中共政權的主要理由之一；但在這次「推特革命」中，幾百萬被反腐所打擊的貪官就成了一部分政治反對者眼中的「受害者」。
「郭氏推特革命」的上述特點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儘管「郭氏推特革命」並非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只是三大群體對現行體制和社會現狀的一次不滿情緒的集體宣洩，但中共當局卻能從中體驗到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曾描述過的一種困境，即「塔西佗困境」（Tacitus Trap，又稱「塔西佗陷阱」）：當政府失去公信力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不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從胡錦濤時代後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逐漸失去了公信力，這次「推特革命」 集中展現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對當局的真實態度。習近平、王岐山反腐無疑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力度最大、打擊面最廣、懲辦官員級別最高的一輪政治行動，但如此強硬的反腐行動，不但無法挽回中共政府的公信力，反而導致官員、知識分子、社會底層成員這三個群體共恨王岐山的局面。在「塔西佗陷阱」中，王岐山成了當局的代罪者。
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下，反抗當局的「革命」多半只能存在於海外的網絡虛擬空間裡。但「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確實具有隱喻意義：一旦政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
「郭氏推特革命」於2017年出現，是中國社會矛盾長期鬱結激化的必然結果。郭文貴「爆料」只是提供了一個契機。對中國社會來說，這場荒誕的網絡革命是場及時的警示。郭文貴本人在8月26日公開發布《全面徹底解決盤古及郭文貴事件申請報告》，以極謙卑的姿態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只要能夠讓他保命保財，「一定以身相報，以國家利益為重，維護習主席的核心理念，為習主席奉獻自己的一切！」「站在國家利益習主席國際大策略的基礎上給文貴一個明確的目標任務。戴錯立功，用結果表達擁習愛國。」[16]比較有趣的是，這封求饒的降書，硬被郭的鐵桿追隨者說成是「戰書」。這一奇詭無比的現象表明，郭文貴本人無論是什麼態度與結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網絡革命黨的存在與毫不掩飾的暴力傾向，他們需要一位革命領袖，郭文貴的出現被他們看作最好的「革命時機」。了解他們緣何形成，在中國未來的局勢變化中將起何種作用，對判斷中國未來革命的範式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