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社會變遷理論指出，一個國家的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社會轉型又分為兩個層面，一是階層結構轉型；二是價值觀轉型。中國的近鄰日本經歷過明治維新與二戰後民主化兩次轉型，才算完成了上述三個方面的轉型。
2009年日本公共媒體放送協會（NHK）根據歷史人物拍攝的電視連續劇《阪上之雲》，通過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兩兄弟，正岡子規等明治維新時期代表人物的一生，展現了日本由一個小國成長為一個大國的過程。在國家蓬勃向上發展的過程中，秋山兄弟等幾位低級武士家庭出身的青少年通過求學、為國家服務，從社會底層成功地向上升，躋身於政治（軍人）精英與文化精英的行列，成為日本社會階層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受益者。
階層結構轉型是社會變遷當中最關鍵的部分。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之後，消費結構將帶動生產結構的重大變化；如果沒有政治結構的阻礙，則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都將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之所以不成功，就在於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1、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全球化讓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富裕階層與中產階層，例如在中國，社會本應從以底層為主體，轉化為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中國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最大的純受益國，卻未能完成這種轉型，源於政治失敗。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承諾全民奔小康。從那時直到2010年，中國政府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設定的目標是：形成以中產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為此資助了不少國家級研究課題。其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發布的結論最為權威：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其規模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擴大。[7]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根據這一結論，並參考其他資料推算：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在1.15萬和4.3萬美元之間）人數從1990年代的接近於零，增長到2010年的2.25億。[8]
但這一情況在2011年之後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外資不斷撤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在迅速減少。從2012年年底開始，直到2017年初，美資雅芳（Avon）、摩托羅拉（Motorola）、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匯豐人壽（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td.）、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HP）、西門子（Siemens）等行業巨頭都以成百上千的規模削減員工數量。[9]惠普為節省成本裁掉了萬餘名員工；億貝（eBay）、美滿電子科技（Marvell）、松下（Panasonic）、日本大金（Daikin）、夏普（Sharp）、TDK等大型外資公司均計劃推進製造基地回遷本土；國際包裝、造紙行業巨頭芬蘭斯道拉．恩索集團（Stora Enso）旗下的企業蘇州紫興紙業倒閉；[10]2017年1月美國硬盤巨頭希捷（Seagate）突然宣布解散中國蘇州工廠；[11]美資軟件公司甲骨文（Oracle）所屬的「中國北京研發」大範圍裁員。[12]撤資的外企給中國留下了廢墟般的工廠與大量失業人員，失去的外企工作機會被稱為「敲碎的金飯碗」，而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國曾經的外企白領精英。
2015年9月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曾發表一份報告，援引中國國家統計局、高盛全球投資研究部、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國防部等機構的調查數據指出：中國的消費市場以一小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的中國人口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約為1.53億人）；除他們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報告指出，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萬美元，這些人構成了在巴黎、紐約、東京、倫敦的商場裡「火拼」購物的中國人主體；處於「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國3.87億農村就業人口即農民，幾乎占了中國勞動人口的近一半，他們的人均年收入為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間的是「都市白領」和「都市藍領」，他們的總數接近農村就業人口，「都市白領」的人均年收入接近12000美元，「都市藍領」的收入為大約5900美元。報告進一步分析：從消費模式來看，「食」與「衣」占中國消費者個人消費支出的一半左右；中國主流消費群體的購買力不高，他們的日均消費額為7美元。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人的日均消費額為97美元。中國消費者把近半的收入用於「衣」、「食」方面，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僅為15％左右。中國3.87億農民的消費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13]
隨著外資撤離中國，破產企業增多，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減少，窮人在增多。2016年中國共有7000萬人年純收入比2300元的貧困標準還低。按照世界銀行2015年界定的日消費1.9美元的貧困線，該機構估計，中國的貧困人口人數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三。在中國，屬於社會下層的人口約占80％（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是：中國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再加上下層群體中與中產階層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14]）。在產生數量龐大的貧困階層的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上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度。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多達568人，首超美國（535人），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188人的四分之一強；[15]2016年全球68個國家的2257名億萬富翁當中，中國的超級富豪是609人，美國超級富豪只有552人，中美之間的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16]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汙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生活在中國是一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投資拿到精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涌往國外。[17]
一個國家的興衰在於人才，中上層紛紛移民，對於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2、上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
伴隨著全球化形勢逆轉，中國已經錯過了改善社會結構的時間窗口。
如前所述，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是最早看出這一趨勢逆轉的專家。在指出全球化的發展帶動世界整體收入上升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18]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已被美歐的現實所證實。美歐人民因為收入持續下降、生活質量變差而對本國精英不滿，因此2016年成了「黑天鵝」頻現之年：英國退歐與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總統，幾乎成了全球化趨勢逆轉的兩大標誌性大事件。2017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彌漫著一種失敗情緒，《紐約時報》的漫畫師帕特里克．恰帕特（Patrick Chappatte）將此次會議主題諷刺為「如何在一個反精英的世界中繁榮」。
在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收入不平等狀況更加嚴重，這種狀況在中國尤其明顯。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經濟衰退，就業機會減少，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嚴重梗阻；要想得到一份好點的工作，必須要「拼爹」，即依靠父母家族的人脈資源。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不僅不可能繼續擴大，反而會漸漸萎縮。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後果是社會結構固化：一方面，精英選拔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便退居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遑論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這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在本書的第六章中，筆者已經分析過，被中國現代化列車拋棄的人群當中，有占中國一半人口以上的農民。被拋下的人不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會像慢性毒藥一樣吞噬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