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近期是否會出現危機共振？

需要討論的是：中國的經濟危機是否會導致政治危機並出現危機共振？筆者的判斷是，在最近若干年內（至少十年內）不會發生導致共產黨垮臺的危機共振。這一判斷基於以下事實：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幾大危機疊加所導致：統治集團的內部危機、經濟危機（最後集中表現為財政危機）、社會底層的大規模反抗、外敵入侵。如果這幾大危機先後出現並同時共存，這個王朝必亡無疑。以下逐項分析中國現存的危機因素。

1、統治集團高層已經形成一元化領導格局

2012年習近平接班前後，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確實發生過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太子黨重要成員薄熙來試圖進入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挑戰，支持薄的人有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與部分軍中紅二代。習近平通過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敵並重整權力結構，將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寡頭獨裁變成黨政軍權集於其一身的個人專斷。

從集權與穩固權力這個角度看，習近平做得相當穩妥與成功。他用步步為營、各個擊破的方式，在五年時間內，先後將其政敵薄熙來、周永康、兩位軍委副主席上將郭伯雄及徐才厚（受審期間病死）、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等都送進監獄。根據中紀委的數據，從2013—2016年6月底，中國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官員人數達91.3萬人。受到司法懲處的112名省部級以上黨政官員中，包括本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十名、13名中央候補委員。[25]從2015年開始的軍隊改革，幾乎摧毀了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形成的軍隊權力格局。目前所有的跡象表明，在下一個五年任期內，幾乎不可能出現對習近平權力形成挑戰的高層成員。可以預測，如果沒發生人力不可控制之事，習近平並未打算遵循江澤民交班給胡錦濤這一黨內規則，而是準備繼續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

中共已經從輿論方面為習近平連任做準備。2016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鄭秉文的文章，其中提到，只要政治上不出現民主化這種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三種情況，就能達到「中國即將進入高收入社會的美好前景」。[26]所謂不犯「顛覆性錯誤」，原話出自習近平之口。2013年10月習以中國國家主席身分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時說過這話。《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隨後專門就此做過解釋，即無論是以「顏色革命」標榜的第三波民主化道路，還是以「阿拉伯之春」形式出現的民主化道路，中國決不步其後塵。「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這句話所指的「制度」，不是指「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指中共最高領導人掌權的方式，以及保證其有效行使權力的各種制度。習近平執政以來，在權力結構與權力行使方式上早就改寫了政治規矩，由江澤民時期的集體領導變成了個人專斷。鄭秉文強調，「不出現制度斷層式波動」，意指不要再改變習近平重新釐定的政治規矩，以免發生十八大權力交接前後因「制度斷層」而引起軍界、政界人事大變動，導致恐慌情緒蔓延、人心不穩。要想不出現「制度斷層」，只能有一個選擇，就是No.1不換人。這一想法在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得到確認，並通過會議公報宣告：「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

目前離習近平任職兩屆還有5年整，如果他想改變自江澤民以後定下的總書記只做兩屆十年的規矩，時間上很從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總書記的任期，從兩屆延長為三屆、四屆，還是乾脆無限制，或是變總書記制為黨主席制，這些都是技術細節問題，遇到的黨內抵抗絕對沒有外界估計的那麼強烈。事實上，中共利益集團不希望共產黨倒臺的願望，顯然遠遠強於轉向民主化的意願，那些沒有足夠財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級官吏與中產階層，甚至希望習近平能夠撐住這潰敗江山，以免發生滅頂之災。

2、經濟危機（核心是財政危機）是否可能出現？

對於習近平來說，他最擔心的其實不是所謂統治集團內部的反對潛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現顛覆性錯誤」，而是經濟上出現「毀滅性打擊」，無論是習近平還是李克強，對這一點幾乎都沒有把握。儘管中共已經勉強接受「中國經濟進入L型」這一說法，但卻很難忍受經濟蕭條。如今中國經濟各領域都缺少利好消息，企業大量破產、工人失業增加、外商投資減少，最後的防線已經只剩下金融系統這道防波堤。金融系統是一國經濟的神經中樞和血液循環系統，無論如何不能失守，這就是從2016年8月開始中國政府將精力集中於「貨幣維穩」，即人民幣貶值不能過快，而「貨幣維穩」的關鍵戰場則是外匯儲備保衛戰，即要守住三萬億美元這一所謂「心理關口」。

所有這些危機初兆，離政府的財政危機還有一段距離。中國政府與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於，這個專制政權調集資源的能力遠比民主政府強。只要執政者意識到危機在何處，防範意識和防範能力遠遠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軟弱無力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國GDP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全國稅收高達11.59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4.8％。[27]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不景氣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工商稅收難以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已經為地方政府未雨綢繆，基本上完成了開徵房產稅的準備工作；而房產稅一旦開徵，地方財政便可從依賴經濟增長變為依靠對有產者徵財產稅來維持，中國城鄉住戶的自有住房擁有率高達87％，[28]這個新稅源的基底十分寬廣。

房（地）產稅這一稅種，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徵收，而中國卻遲遲未能開徵。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精英，即商人、黨政機關幹部、中層以上白領，基本上都擁有兩套以上住房，其中少數人甚至擁有十餘套，幾乎所有的城市精英對徵收房產稅都抱抵制態度。本書第四章介紹過，中國城市的平均房價大約相當於人均年收入的25倍。從購房角度去看，這個比例表明，供房不易。而從房產主的角度去看，就又是一副景象了。房產稅以房價計稅，高房價意味著房主的稅負很重；收入相對於房價偏低，則意味著，房主用不高的收入，既要供房、又要納房產稅、還要養家，對於大多數房主來說，實在是不堪承受之重。2016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2530，[29]如果在自住房產之外還擁有一套一百平米的住宅，時價按每平米五萬人民幣估計，房產計稅價值是五百萬人民幣，哪怕房產稅率只有0.5％，每年也需繳納25000元人民幣，相當於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成；這樣，許多房產主要想維持大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實際上只能挖銀行存款來繳納房產稅，其荷包將年復一年地快速縮水。

顯然，如此對有錢人和中產階層竭澤而漁的稅收政策，不到計窮無策之時，中國政府其實也不想大範圍地激發民怨，這就是中國的房產稅遲遲不開徵的原因。然而，2017年2月國務院《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出臺實施，其中明確提到「支持各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意即各地在財政困難情況下，允許地方政府開徵房產稅。[30]表面上看，這是中央政府將徵稅權和社會福利開支管理權下放，其實質含義則是，中央政府在下放收稅權的同時，也將財政困難的壓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去面對地方財政壓力和開徵房產稅引發不滿這個兩難課題。2017年7月27日，陝西省因財政入不敷出，率先在全省範圍內開徵房產稅。[31]其他省份在開徵房產稅上，只是時間遲早問題。

以上分析說明，對政府來說，經濟不景氣，企業稅收難以增加，但用房產稅還可以補救，因此，財政雖有困難，卻未必走投無路，財政危機還不至於立刻爆發。只要中國政府在財政上可以支撐住國家的暴力機器，中共政權就不至於崩潰。

危機來臨之時，必是中共財政崩盤之日。

3、國內反對力量弱小且分散

中國政府是個高度組織化且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其鎮壓力量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王朝，面對這個世界上第三軍事強國，民眾連購買刀具都要受限制，這種情況決定了官府的鎮壓力量與民間的反抗力量彼此之懸殊前所未有。本書第五章已經概述了各種社會反抗的起因及其組織方式。事實上，當中共在2015年「709抓捕行動」中將維權人士一網打盡之後，國內已經沒有任何哪怕是鬆散型組織的反對力量了。除了軍事政變，幾乎不可能結束中共統治。

國內政治反對者多年來引為奧援的所謂「海外民運圈」，其實只是對近30年來因各種原因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的泛指，這個虛化的「圈」並非一支有組織的力量。由於中國政府長期在異議圈「摻沙子」（即派遣「第五縱隊」），再加上民運人士本身的缺陷，海內外各個圈子的異議人士互相排斥鬥爭的興致，遠遠高於他們反對中共政權的熱情，幾乎沒有集結的可能。觀諸歷史，任何國家（包括中國歷代王朝）就算出現政治危機，也必須具有組織能力與感召力的反對力量乘時而起、加以利用，才會導致原有政權垮臺。中國現階段顯然缺乏一支這樣的有組織力量。

反抗力量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態，既是政治反對者們的悲哀，更是中國的悲哀。當中共政權基於自身的奪權經驗而努力消滅社會的反對力量，並破壞民間的自組織能力之時，也就消滅了這個社會的重生機能。

由此來看，今後10—15年之內中國不會出現導致中共政權垮臺的危機共振；但也不要指望中共政府像一個正常政府那樣治理中國，並將這個危機四伏的社會導入正途。中共政權除了高壓維穩與開動宣傳機器堵塞言路，其他的正常管治能力已經喪失。這種潰而不崩之局延續得越長，中華民族喪失的社會重建資源將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