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底層青年為何成為「網絡革命黨」主體

「郭氏推特革命」的主體，其實就是近十年來出沒在中國境內外社交媒體上的「網絡革命黨」，如水無定形。其中大多數成員都以「馬甲」（分身ID）出現。最初形成於《零八憲章》簽署時期，歷經艾未未「行為藝術維權」，在2011年「中國茉莉花革命」後備受打擊，陷入凋零狀態。

這裡得說明一下，「中國茉莉花革命」並不是實際發生的革命，而是網絡上的一場虛擬革命，因中國當局防衛過度而產生。「中國茉莉花革命」發端的2011年，正是中共歷經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營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報》與新華社都如此概括），GDP總量已達世界第二。這年春天由突尼斯發端的「茉莉花革命」將中東、北非的好幾位獨裁者的王座掀翻，苦於專制獨裁已久的中國人難免人心思動。從海外的推特中文圈裡，一位叫做「秘密樹洞」的推友於2月17日發出一條關於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終被北京當局發展成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在30多個大城市裡清剿「茉莉花集會」的準軍事行動，政治局高層緊張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擔心一朵「茉莉花」現身，就導致烏紗墜地。政府傳達指令時，因傳達層級不同而口徑大小不一，導致小道消息滿天飛，全國各地不少城市紛紛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對象的人無一漏網，知識界談茉莉花色變，傳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調「好一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詞──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一朵網上開放的「茉莉花」折騰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這次事件的發生，反映了中國當局已失去了政治安全感。

2010年以來，隨著每年一半以上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網絡革命黨的人數越來越龐大。既然大都是失業、半失業青年（于建嶸稱之為「底層知識青年」），他們的政治訴求重心當然包含著「經濟權利」；但並非突尼斯、埃及龐大失業青年群體那樣的就業要求，而是沒收貪官財產、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讓他們產生強烈社會仇恨的溫床，當然是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2015年6月，筆者曾在〈革命的一只鞋已經落地〉[17]一文裡指出，這些網絡革命黨從未消失，正處在尋找領袖的階段。

中國底層知識青年在「郭氏推特革命」中的表現，本書作者一點都不意外，因為過去數年中，作者曾經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這一切緣於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以及對未來喪失希望。

1、第一重社會不公：源自教育資源不均的機會不平等

中國現階段嚴重的社會不公，不僅體現在資源的占有、財富的分配方面，還體現在機會極不平等。對於出身於農村的中國青年來說，首先面臨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即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如在農村地區實行了十多年的「撤點併校」，導致農村孩子上學極為困難，農村青年上大學的人、尤其是能夠上重點大學的人明顯少於城市。

據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郭書君在〈我國農村高等教育發展狀況的實證分析〉一文中指出：1999—2003年農村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1.4％增長到2.7％，城市適齡人口高等教育入學率從7.7％增長到26.5％。雖然都在增長，但城鄉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開大學自2001年以來的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農村新生的比例為30％，2007年這一數據為25％，2008年為24％，下降趨勢明顯。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近幾年的統計則顯示，農村新生比例最高時也不超過三分之一。[18]

這種不平等源於相關制度設計的不公平。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點中學，相比於普通高中，這些學校擁有更多的教育資源，比如較多的教育投資，因而能擁有更好的教師、更加豪華的教育設施。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聰明優秀的學生，但一些學生借助家長的權勢與金錢力量，利用高中可以推薦優秀生而免考直接進入名校。中國的精英大學常常與中學名校達成協議，大量錄取它們的優秀畢業生。2010年，具備這一協議資格的近90所大學機構通過這一途徑錄取的學生占招生名額的30％以上；上海復旦大學這一比例則近60％。不能否認，這些學校錄取的不少學生確實優秀，但其中不乏有學生家長通過賄賂學校的方式，從而使孩子獲得錄取資格。[19]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原招生就業處處長蔡榮生承認，在2005—2013年間，自己通過兜售大學錄取名額，共受賄2330萬元人民幣（按匯價折合，約為327萬美元）。[20]

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裡，為了國家發展經濟或者特定階層的利益，通過行政權力人為地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貴族學校」。這種優勢一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譏諷為「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21]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注定了農村青年（包括城市普通平民子弟）輸在人生起跑線上。2015年中國政府減少了重點高中以優秀生名義推薦直接上大學的比例，規定通過非高考途徑獲得大學錄取資格的比例不得高於5％，其餘的學生只能依高考成績錄取。但在中國社會階層固化、財富占有格局早成定局的狀態下，這種矯正無異於杯水車薪。

2、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

自上世紀末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種奇特的狀態，即GDP增速每年保持9％甚至兩位數的增長，但是，從2000—2009年每萬元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就業人數從0.88人下降到0.16人，[22]十年內下降了82％，其主要原因是國家的投資轉向無法長期拉動就業的土木工程項目。在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困窘中，大學畢業生求職的競爭變成了家世與背景的競爭，而不是能力的競爭。底層出身、尤其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往往陷入一職難求的困境。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在全國範圍招生的高校畢業生為調查對象，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該調查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親為農民者比父親為行政管理人員、經理人員的畢業生平均月收入分別少四百元和三百元。[23]這一調查揭示了中國階層正在趨於固化這一殘酷現實。

幾年之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一項同樣的調查，接受調查的學生來自19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重點高校十所，非重點高校九所）。調查採用問卷方式，內容涵蓋了學生的個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以及高考成績、大學生活、畢業去向等。在接受調查的這6000多名畢業生中，有14％符合「父母中至少一人為政府官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這一劃分標準，即所謂的「官二代」。研究成果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的積極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於「非官二代」。此外，從高考成績這一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官二代」的工資溢價不是其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結果；「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高出13％（約280元／月），這個工資溢價相當於兩年教育投資的回報。[24]

這種「資源的世代轉移」現象，由於制度不公而加深，在21世紀以來短短十餘年間就造成中國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階層固化的現象。

3、第三重社會不公：社會懲罰機制的等級化

社會不公早就在司法過程中體現出來了，「我爸是李剛」這句話成了「官二代」耍特權的網絡流行語。典出2010年河北保定一位市公安分局副局長的兒子在交通肇事之後，情急之下冒出的一句話，意在要求警察看在他父親的面子上，不予懲罰。這位「衙內」說這句話並非無因，他從自身經歷中得出的經驗是：一般情況下，特權階層的子女在違法犯罪之後可以從輕處罰，甚至逃避法律制裁。

特別讓中國人不平的是，這種身分區別還反映在反腐敗方面。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反腐敗力度超過以往歷屆總書記，王岐山也是歷屆中紀委書記當中最得力之人，反腐成果超過中共前60年總和：省部級幹部以上逾120人，軍隊中少將以上軍銜者近60人被拿下。但奇怪的是，中國人雖然痛恨腐敗，但對這張搶眼的反腐成績單卻鮮有叫好聲，原因是，這輪反腐的兩條規則讓人覺得不公平：一是反腐敗為權力鬥爭服務，有選擇性地反腐敗，即以腐敗為理由清除政治對手；二是反腐不觸及紅色家族，不少紅二代與政治局常委家屬積累了巨額財富，但這場反腐對他們基本不觸動，落馬高官基本上是平民子弟。不少貪官的故事披露後，前半截都是「苦孩子」奮鬥向上的勵志故事。

2015年6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機構發布《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No.6（2015）》（簡稱《新媒體藍皮書》），與2013年度《新媒體藍皮書》的結論一致，即「三低人群」依然是微博用戶主力軍。所謂「三低人群」即低學歷、低年齡、低收入人群。從年齡來看，青少年（10—29歲、30—39歲）占比高達78.69％，其中20—29歲微博用戶最多，為8869.7萬人；從學歷來看，高中及以下學歷微博用戶占七成；從收入來看，微博用戶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較低，月收入五千元以上的微博用戶僅占9.93％，而無收入群體達到8898.7萬人，構成了網絡革命黨的主體。

人們對這種服務於權力鬥爭的反腐敗的不滿，終於在2017年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放映之時，以荒誕形式爆發：社會同情度最高的劇中人物竟然是反角祁同偉。這位祁同偉是劇中漢東省公安廳廳長，為往上爬不擇手段：出身底層的祁同偉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十歲的省政法委書記的千金為妻；岳父死後為尋找新的靠山，為省委書記的父親送葬時不顧體面、聲淚俱下地哭墳；官商勾結牟利；利用職權為親屬撈人賺錢開綠燈、為保安全不惜雇傭殺手殺人……，各種惡行昭彰，但因為祁同偉的標籤是「家裡窮得吃不飽飯」的「苦孩子」，屬於中國那80％的下層（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中國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再加上下層群體中與中產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25]），便得到了大批網民的同情，從世紀之交開始，出身下層與準下層家庭的中國青年要晉身中產階級，已經很困難，遑論向上爬升。祁同偉那要「勝天半子」、不擇手段向上攀爬的精神，以及自殺時那句詛咒命運的「去你媽的老天爺」，就是引發中國中低階層共鳴的主要原因。大多數中國人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中國80％的人都是早年的祁同偉」。

一個上升管道嚴重梗阻的社會不僅讓人絕望，還會孕育強烈的社會仇恨與社會對立。這種社會對立源於社會結構性緊張，簡稱為社會緊張。該詞源於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又稱文化失範理論（Anomie Theory），由美國社會學家、犯罪學家羅伯特．金．莫頓（Robert K. Merton）於1938年提出，與差別接觸理論（中文又稱異質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並列為20世紀美國犯罪學三大理論。這一理論的大意是指，一個人的成功可以用金錢數量和擁有的物質財富來衡量，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以此為目標激勵自己時，這種觀念就成為一種強有力的價值觀。但由於社會條件和經濟現實，並非每個人、每個群體都可以擁有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手段。特別是下層社會的成員，由於缺乏在社會中獲得經濟報償的能力和機會，因而會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轉為犯罪活動，即把犯罪活動作為獲得經濟報償的一種手段，因此就會產生失範和犯罪。簡言之，莫頓認為，美國價值觀的主題就是強調金錢成功，但是這種主題卻使在社會結構當中處於不同位置的個人產生了緊張。

以上這些，就是中國「網絡革命黨」產生的社會背景。推本溯源，這些革命黨的產生，是中共通過持之以恆的意識形態教育與宣傳，為自身培養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