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工廠」的衰落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長達十多年的「出口景氣」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從2003—2007年，中國的出口連續多年以高於25％的速度增長，一些年份的增長率甚至高達35％。[1]

一個國家的經濟對出口貿易的依賴，可以用對外貿易依存度這一指標來觀察。對外貿易依存度又稱為「對外貿易係數」，是指一國的進出口總額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1985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只有22.8％，2001年加入WTO時是38.5％，以後直線上升，2006年達到最高值67％。[2]而日本在平成景氣結束的1991年外貿依存度只有15.3％。在中國經濟繁榮頂峰階段的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號稱「出口大國」的日本在平成景氣末期的外貿依存度的四倍多，這充分表明，中國的經濟繁榮高度依賴出口貿易。這種經濟的弱點在於：一旦出口下降，中國經濟遭受的打擊會非常嚴重。

由於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不可靠、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原因，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衰退，出口的年增長率從這一年的8％減少到2014年的6％，2015年變成出口下降2.8％，[3]2016年出口進一步下降2％。[4]當中國告別出口景氣之後，其外貿依存度也隨著出口下降而大幅度降低，201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為32.7％，[5]回到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

1、「世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質量低劣

十餘年間，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經歷急劇上升和快速下降這一過程，與中國「世界工廠」由盛而衰的過程高度吻合。2001—2010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有「黃金十年」之稱。這段時期，中國的紡織、製衣、玩具、箱包、電子產品等行業，幾乎占有世界市場的40％—60％（玩具業在全球市場占有率最高，一度高達80％），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商品遍及世界五大洲，中國因此被稱為「世界工廠」。

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是利用比較成本優勢吸引了世界各國投資。所謂「比較成本優勢」，是指中國當時的土地、勞動力成本低廉，對外商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加之中國政府幾乎不考慮環保，企業不需要支付環保成本。因為有這些比較成本優勢，中國很快成為發展中國家當中第一引進外資大國。在2006年之前，廉價的「中國製造」幾乎在全世界形成傾銷之勢。

「中國製造」後來在世界各國受到抵制，是由於廠商對自身產品質量不負責任。在2006年末，中國加入WTO之後的五年「觀察期」未滿之前，中國對內對外銷售商品奉行兩種質量標準，對外商品質量檢測比較嚴格，所以「中國製造」質量雖差，但還未出現有毒有害等安全問題。待五年「觀察期」一過，中國政府開始放鬆質量監管。2006年美國發生了中國含鉛毒玩具事件，導致「中國製造」信譽受損。從2007年開始，一度在海外市場占有率非常高的「中國製造」因其有毒、有害而信譽掃地，成為「中國製造」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曾經在全球市場占有率高達80％的中國玩具製造業，這一年因其油漆含鉛量超標，在世界各地召回將近二千萬件。2007年8月，廣東佛山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因美國美泰兒（Mattel）公司宣布召回近百萬件該公司出產的含鉛量超標玩具，蒙受三千多萬美元巨額損失，該公司副董事長張樹鴻被迫自殺。[6]此後，美歐等國啟動技術壁壘，拒絕塗料含鉛量過高的玩具，中國玩具業走向衰亡。

中國食品同樣讓海外消費者望而生畏。2007年5月6日《紐約時報》報導，365名巴拿馬病人因為服用中國製造的假的止咳糖漿而死亡，其中100例確診為中毒死亡。《洛杉磯時報》報導，從2007年3月—5月4日，消費者已經舉報了高達8500起貓狗因食用受汙染寵物食品而死亡的案件，該寵物食品來源於中國。[7]2008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毒餃子事件更是導致中國食品在日本信譽掃地。

中國出口有毒油漆的玩具與各種劣質產品，引發不少訴訟。在WTO內部，批評中國政府操縱匯率，給國企大量資金補貼，人為操縱出口商品價格、侵犯知識產權、操縱重大工程招投標等行為的聲音從未消失。僅美國針對中國就提出涉及出口補貼、盜版、中國汽車關稅、汽車輪胎、有毒牆板等多項訴訟。[8]

2、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就在「中國製造」聲譽日漸敗壞之際，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也在逐漸喪失。

第一、勞動力成本上升：2007年中國的《新勞動合同法》草案頒布。中國各地出現加薪潮。外資集中地東莞、廣州、深圳均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上升幅度20％左右。

自2010年5月開始，以富士康事件、本田罷工為標誌，綿延不絕發生的罷工潮蔓延至中國十幾個省份，工人的利益主訴求是加薪與要求成立獨立工會。對這兩類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加薪要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繼本田及富士康加薪之後，中國27個省市紛紛宣布上調或計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不允許成立獨立工會。[9]

中國維繫「世界工廠」的地位，大部分依賴於低廉的人力成本。在約占中國貿易總量50％的加工貿易中，人力成本上的優勢更是舉足輕重。而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許多外資遷廠至越南，當時，越南工人每日最低工資是二美元，而深圳是四美元。

第二、土地價格上漲，推高外企成本：從2007年開始，中國出口加工的重心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價格飛漲。2006年以前，廣州開發區的工業用地最高價格不超過四百元／平方米，但2007年以後土地的最低價從六百元／平方米開始，沒有上限。深圳、東莞等地的土地價格亦相應上漲。[10]

3、中國取消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

與新《勞動合同法》同在2008年實施的還有新《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一是取消了對外資的優惠，讓外資與中國本國企業的稅率合一，因此外資企業的稅率由15％左右提高到25％—30％左右；二是將區域優惠改變為產業優惠，結果廣東港資企業投資集中的幾大產業，基本上都被排除在稅率優惠範圍之外；而此前絕大多數港資廠商的利潤來源於稅收優惠。試想：現在世界上還有幾個行業能夠獲得10％的利潤率？外資企業的稅率突然上升10到15個百分點，其稅後利潤就基本上消失了。

新稅法實施之前，中國政府對新稅法造勢宣傳，美國在華商會（The American Commerce Chamber in China）、歐盟在華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遊說北京未果。當時，對形勢敏感的部分外資已經率先撤資，最先作出反應的是在華韓資、日資及港資、臺資等製造企業。這些外資紛紛將企業轉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日本不少機械電子部件廠家及工業公司從2007年初也開始在越南設廠，並逐漸將部分中國業務轉移至越南。[11]

當中國仍有稅收優惠、土地、勞動力等比較成本優勢的時候，外商對中國有一項「比較成本劣勢」往往避而不談，那就是外商在華投資必須付出的制度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費用與損失）和社會成本（比如知識產權的保護、商業信用等）。制度成本過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所造成，外企為獲准一些業務，需要不斷遊說政府，這種遊說耗費大量金錢與人力，加大了商務成本。不少外商為了在中國落腳，被迫向負責外商投資審批的各部門官員行賄，如中國商務部官員郭京毅、鄧湛、杜寶忠及國家工商總局官員劉偉等十多人，均因向外商大肆索賄而聚斂大筆財富。至案發時為止，有些官員利用審批權力尋租的過程長達十餘年。[12]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來看，從2008年開始，中國不再是外商的投資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