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信用體系的全面腐蝕

一個國家的基本秩序必須從兩個層面建構，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與法律制度），二是倫理道德體系，其中包含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念、政府官員的政治倫理、各職業群體的職業倫理。法律約束是強制性的他律，在日常生活中，對人們行為起自我約束作用的主要是倫理道德規範，其中最基礎的就是信用。關於中國道德倫理的崩壞，我在《中國的陷阱》一書的第六章〈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中分析過90年代的狀況，現在的情況當然更惡化，幾乎是國家信用體系的全面崩壞。

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四個層次構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用、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的制度信用、國與國之間的國家信用。

1、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條斷裂

我在第三章〈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破滅〉中，簡略分析過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質量低劣』」的原因。但中國廠家並未因為世界工廠衰落導致自身生存艱難而反思質量問題，產品質量問題依然如故。個體生產者銷售的各種農產品與加工食品的質量與安全成問題，在中國幾乎人盡皆知，本處只談資質較高的企業產品。2016年4月25日歐盟委員會消費者保護機構公布了2015年度歐盟「危險商品快速預警系統」（Rapex）的統計報告。報告顯示，2015年歐盟市場上共有2000多件商品被拉響了警報，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玩具（27％）、服裝、紡織品和裝飾用品（17％）。從危險的類型來看，有害化學成分（25％）和可能導致受傷的危險（22％）排在最前列。最常見的包括含有鎳、鉛等有害重金屬成分的時尚飾品，以及含有磷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塑化劑的玩具等。這種塑化劑能對男性的生殖系統造成影響，尤其對幼兒危害更大。中國是危險商品的最大來源國。2015年歐盟產品安全預警系統記錄在案的危險商品中，62％來自中國。歐盟進口的商品中，中國產品的比例也是最大的。在產品安全方面，歐盟委員會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跨境電子商務（簡稱「電商」）。據統計，從2006—2015年在網上購物的歐盟消費者數量上升了27％；2015年有65％歐盟居民在網上購物。隨著跨境電商的增加，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在網上購買的商品直接來自歐盟以外，在出產地可能未經安全檢測，或檢測標準偏低。迄今為止，中國方面已對11540件產品進行了立案追蹤，並對其中3748件產品採取了善後處理。不過在許多情況下已無法找到出口或生產廠家。[39]

一般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品的安全性能高於供國內消費的商品，廠商對內銷商品基本上不考慮質量問題。20世紀90年代，製假造劣的廠商以地下工廠、個體工商戶、鄉鎮企業為主；到了21世紀，製假造劣的廠商囊括了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業，甚至一些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出口為主的食品加工企業也加入進來。導致食品劣質化的原因很複雜：一是企業本身的責任，如河北三鹿公司在生產奶粉的過程中加入三聚氰胺等；二是食品原料受到汙染。食品原料汙染又分為三類情況，第一類是因土地受到嚴重汙染，導致該地出產的農產品含有各種致癌物質。目前中國受鎘、砷、鉻、鉛等重金屬汙染的耕地面積近三億畝，約占耕地總面積的五分之一，[40]被重金屬汙染的糧食每年也多達1200萬噸；[41]第二類汙染源於農產品生長過程中過度噴灑農藥；[42]第三類是食品加工過程中的人為汙染，比如蔬菜種植、木耳加工成乾貨時使用硫酸銅，養殖業大量使用各種抗生素和激素等。[43]

隨著各種所有制的大企業成為製假造劣的生產主體，以及食品汙染源多樣化，中國當局對食品管理的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對不同企業的製劣造假採取分而治之的態度。對於外資企業的質量醜聞，當局態度比較認真，比如，美國惠氏公司的學兒樂奶粉亞硝酸鹽超標準，雀巢公司的轉基因（基因改造）奶粉與碘超標奶粉，均被禁售。但對本國「民族工業」態度則比較「仁慈」，比如，三鹿公司2004年曾與阜陽假奶粉事件有關，但仍被國家質檢局列為向國民推薦的八種免檢優質奶產品之一，中央各部委還將各種榮譽不斷加之於三鹿公司之身，[44]直至釀成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2、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制度信任已經破產

政府取信於國民，主要依靠制度即法律保證，稱之為制度信任。從現實來看，中國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制度信任已經完全破產。

中國《憲法》賦予國民的政治權利，在現實中一條都未落實。中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45]但事實上，中國人從未享受過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中國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方面墊底多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關押記者、博客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持續滯留於世界新聞自由的黑暗區；無國界記者（總部設於巴黎的NGO）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新聞自由度上居世界倒數第五名。[46]網絡自由與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密切相關，從無國界記者在2007年發布「互聯網之敵」名單以來，中國政府年年榜上有名。[47]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理解越來越趨近毛澤東時代的水平，即「要麼與黨保持一致，要麼就去監獄」。

經濟方面制度信任正在崩塌的例證，莫過於影子銀行系統經營的理財產品大量破產。中國自2008年之後，資金開始「避實就虛」，天量的貨幣發行使得社會上形成了大量融資機會，而非銀行金融中介趁機大舉介入，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口號的導向下，出現了琳琅滿目的以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的財富管理平臺，「影子銀行」氾濫成災。據「券商中國」記者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至少成立了25家金控平臺。[48]這類金控平臺依託銀行「逐鹿天下」，其運作手法是，國有銀行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各種金融公司，不斷吸納各種中小儲戶投資。所謂的P2P是指個人通過第三方平臺在收取一定費用的前提下向其他個人提供小額借貸的金融模式，「個人」、「第三方平臺」、「小額借貸」是其中幾個關鍵詞。2015年10月中國的P2P網貸平臺已達到2520家，比上年同期增長71％。[49]

關於「影子銀行」的這些金融活動，作者在第四章中已有分析，本章只談一點，因為「影子銀行」是混業經營，行業監管空隙便成為金融欺詐活動蓬勃生發的領域，許多P2P業務模式變成了金字塔騙局，金融業界有行家指出，經營P2P業務的網貸平臺絕大多數會陷入破產，只有約二十分之一可能倖存下來。[20]2016年民生銀行爆出30億元假理財產品案以及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動輒涉及逾百億資金，[51]便是近年來較大的理財產品詐騙案。

在理財產品不斷破產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影子銀行」系統往往是銀行系統培養出來並授信的。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是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背書，這些銀行為了集資，利用「影子銀行」推出理財產品，騙取中小投資者的資金；一旦「影子銀行」倒閉，國有銀行卻無須負任何責任。據「傳播大數據」發布的《2015年度我國群體性事件研究報告》與「非新聞」所做的2015年群體性事件統計，2015年經濟問題高發的領域，就是群體性事件的高發領域，比如民間金融方面的群體性事件暴增，緣於大量「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破產。[52]

以上事實證明，這個政權早已不能取信於民，嚴重喪失了制度信用。它之所以存在下去，唯一的原因就是用槍桿子說話。

3、中國政府缺乏國家信用

中國政府對外的國家信用不佳，可從兩方面說明：一是加入WTO之後與多國經常因產品質量、知識產權問題發生各種摩擦，直到2016年底美國、歐盟仍然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地位」。[53]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缺乏信任。

西方國家自90年代末期開始直至2009年為止，主流態度是很願意相信中國，許多國家包括法國在內甚至希望中國強大，以牽制美國。間中會有一些觀察人士表示對中國的懷疑，2001年8月《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則題為「騙子共和國」的報導，講述「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ʼ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淪落為「騙子共和國」（Peopleʼ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對中國的誠信表示質疑。

最能表明中國的國家誠信受到深度懷疑的事例，是對中國經濟數據的懷疑。儘管這一懷疑過去也常有冒泡，但並未形成共識。2010年《維基解密》（WikiLeaks）曝光了一份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密電，披露2007年3月12日，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曾到美國大使官邸與大使共進晚餐，當時李說：中國的GDP數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說，在評估遼寧的經濟時他側重於三個數字：1. 電力消耗；2. 鐵路貨運量；3. 銀行發放的貸款金額。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經濟分析師還是有意忽視這條消息。後來這種懷疑才慢慢擴散。2012年6月22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稱，地方政府要求中國的發電廠管理人員在發電量數據上造假，不讓中央如實了解經濟減緩的程度。[54]2012年7月25日又有一篇〈不再相信中國領導人的四個原因〉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提到：「一涉及到經濟運行問題，我們認為，不能再相信中國領導人。」[55]而《華爾街日報》則直接去信中南海，該報在信中表示，「從堅信中國陷入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國的投資銀行分析師，每個人都懷疑經濟增長率是否低於官方統計數據」，因此，他們要求了解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56]

似乎上述所有懷疑還不足以表達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懷疑，2012年8月15日，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經濟系教授彼得．拉法羅（Peter Navarro）完成的《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紀錄片在洛杉磯首映。該片長80分鐘，結合訪談和調查報告，揭露中國當局漠視人權，縱容黑心食品和山寨商品橫行，以及美中貿易逆差惡化，為中國百姓和整個世界帶來致命危機。[57]

2017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調查中國政府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以及中國人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問題。[58]中國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由來已久，讓美國人十分惱火。2017年2月下旬，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發表一份報告，稱仿冒、盜版以及盜竊商業機密等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問題，每年給美國經濟造成的損失在2250—6000億美元之間。其中，僅盜竊商業機密一項就令美國經濟損失1800—5400億美元。這一估算數字與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數據接近。該機構曾於2015年公開宣布，電腦黑客（駭客）進行的經濟間諜活動每年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高達4000億美元。美國認為，中國是製造這些問題的主要「元凶」，稱美國沒收的假冒商品87％來自中國，並指責中國政府鼓勵知識產權盜竊。[59]

因為盜竊知識產權，中國成為美國「337調查」的頭號目標，中國媒體也承認，中國已連續15年成為世界上遭遇美國「337調查」最多的國家，針對中國的調查占美國發起的全部「337」調查的比重由2015年的29.4％，到2016年的40.6％，再到2017上半年的48.1％。[60]這說明，美國的「337」調查正在加大對中國商品的調查力度。同時，在對中國企業的「337」調查中，顯現出領域相對集中的特點，其中技術含量最高、知識產權最密集的機電和輕工領域在「337調查」中占比約80％。[61]

奧運金牌一直是中國裝點盛世的主要標籤，但中國運動員卻因多人服用興奮劑而備受批評。2017年1月國際奧委會宣布，因查出使用興奮劑，取消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三名女子舉重運動員的金牌資格，中國舉重隊面臨禁賽一年的處罰；另有五名參加2008年和2012年奧運會的運動員亦被查出服用禁藥。[62]

在履行世界領導責任這方面，中國很善於利用自身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讓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聯合國資深人權活動家菲麗絲．蓋爾（Felice Gaer）數年前在一篇專訪中說：中國政府很擅長威脅非政府組織及小國政府，讓它們保持緘默；如果某位代表對中國有所批評，中國通常會施之以恐嚇威脅的報復手段作為回應，包括毀掉某個外交官的事業。丹麥曾於上世紀90年代在人權委員會提出了一項針對中國的決議。此後中國一方面孤立丹麥，另一方面對該國施以貿易制裁和其他威脅手段，結果丹麥被迫在第二年表示退讓。出席人權會議的民間組織代表往往遭到中國用警告、敵意攝像和公開斥責等手段加以威脅。大多數國家或者組織都會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妥協退讓，只有美國仍然堅持坦率地提出一些問題，比如會在人權理事會的定期審議過程中提到具體人名和人權案例。[63]

除了在聯合國人權機構那些飽受非議的所作所為之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經常發揮壞作用。中國曾非常驕傲地在國內媒體上宣稱，自己在聯合國有八次說「不」的「光榮」經歷，其中包括2012年2月4日與俄羅斯聯手在聯合國安理會就敘利亞問題決議草案表決中投否決票。[64]這次否決票的後果非常惡劣，導致國際社會無法對敘利亞進行干預，讓ISIS在混亂中誕生，成為世界禍源。

凡中國取得領導權的國際組織，總有部分功能無法正常運作。比如，2016年4月中國接任G20主席國，就暫停了一個國際反腐敗工作組B20的工作，導致全球打擊避稅天堂的努力受到挫折。[65]也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中國想在亞太地區謀取區域領導權的夢想，一直遭到亞太國家的抵制。在中國崛起之後，中國的亞洲鄰國曾一度腳踩兩隻船，希望「經濟發展靠中國，政治安全靠美國」；但在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之下，這些國家最後只好籲請美國重返太平洋，與中國之間終於演化成今天南海海域的緊張態勢。

正因為中國的國家信用不佳，北京為了營造美好的國際形象，聘請偉達（Hill+Knowlton）、凱旋（Ketchum）、奧美（Ogilvy Public Relations）、福萊（Fleishman Hillard）、愛德曼（Edelman）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國更好的與西方溝通，傳播中國好聲音」。[66]此舉說明，北京想投注大本錢，為「敗絮其中」的中國在國際社會謀個「金玉其外」。但是，一個國家的「好國際形象」，靠的不是好聲音，而是這個國家的「好行為」，一個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是無法得到尊重的。

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早就形成了以鄰為壑的特點。農村地區多種犯罪活動就發生在鄰居、親戚之間，大行其道的傳銷活動均以熟人、朋友、親屬、配偶為詐騙對象，所謂的「殺熟」更是最好的例證。[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