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母权的施展

贵族世家所培养的才德，使贾母对贾琏的作为无比震怒，而这一场震怒也显示出贾母具备了传统所谓“严君”的地位。

虽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认为：“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所遭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但实际上人类文化的运作并非如此简单，在贾府内部这个以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亲族世界中，位居于金字塔尖而握有无上权力的贾母，依然是母权制的实行者。而这和儒家注重孝道，因此母权高张是直接相关的。

首先是《易经》中“家人”卦的彖辞：“家人有严君焉，妇女之谓也。”母与父并称严君，其身份地位可以想见。张玉法曾简要地点出：中国历史上的女权虽低，但母权却不低[2]，正因为子宫家庭或子宫制的存在，而导致了母权的形成与坐大。刘维开即从“子宫制”与“宗法制”的比较，解释中国母权势力的坐大和由来：“子宫制是以母系为中心所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结构，所以母亲在这个结构中具有着权威性的地位。礼教是死的，人的运用是活的。前节提及母权的获得是由父权而来，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父权是唯一最高的权力；但当父亲的母亲仍然存在时，这个家庭的母权就占了优势……母亲在子宫系统家庭中的权威性，显现出来了。”[3]

此外，李楯更从实际的法律去说明古代母亲的权力道：“被古代中国法律所确认的这种对子女的绝对的管教惩戒权，既为父掌握，也为母掌握——特别是为寡母掌握，虽然多数的母并不借助官府行使这一权力，但它确实是母的地位的一种法律保障。”[4]如此一来，母亲在家庭的重要性也影响了许多寡妇在政治上的地位，例如，武则天和慈禧太后都是在成了“寡妇”（那就是“太后”）之后才开始得到政治权力的。[5]

这都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独尊儒家思想，而儒家又特别注重孝道的缘故，使得母权也为之高张。虽然当母亲的丈夫还在世时，她的权力因“夫为妻纲”的指导原则而必须臣服于夫权之下，因此还深深受到节制与压抑；但是一旦丈夫过世，这位母亲成为寡母后，便从夫权的挟制中解脱出来，并独占了所有的亲权。对许多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当一个男性的父亲死去之后，母亲就成了他的“父亲”，她就会成为这个家庭的最高权威，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就神话学的隐喻而言，这是她从附属的配偶神又恢复了孤雌纯坤的大母神地位，成为整个家族金字塔尖的权力领袖。

这就说明了，何以到了父系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时代，女性依然可以获得权力。

《红楼梦》对这一点也有很精彩的呈现。在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节中，贾政依宗法制以父亲的身份伸张教育权，动用父权重打宝玉，却惊动了溺爱宝玉的贾母，就在贾母介入后，更以“父亲的母亲”此一至高无上的母权凌驾并挫顿父权，而且过程十分传神写照：

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接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的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

单单“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这两三句话就意谓着对儿子不孝的致命指控，可以说是为人子的莫大罪行，只不过几句言词而已，却重如千钧，令人子承受不起，简直无立足之地，以致贾政完全从教育的前线上撤退，承诺“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宝玉从此豁免了父权的钳制以及宗法的束缚，更在贾母随后颁布的圣旨保障之下，“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第三十六回），在在展现出儒家所崇奉之孝道对母权的提升作用。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母亲对儿子而言，不只是权力的代表，因此不得不在畏惧之下唯命是从；实际上母子之间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关系，如曼素恩（Susan Mann, 1943—— ）所说的：“因为中国家族的结构……男人将自己最强烈的情感注入与母亲的终生连结中。”[6]这是因为儿子自出生后便与母亲日夜生活在一起，若是父亲早逝，孤儿寡母只有彼此相濡以沫，母子间的心灵连结就会越加紧密。从这一点而言，更能帮助我们了解贾政如此之卑屈，一再“躬身陪笑”“忙跪下含泪说道”“忙叩头哭道”“苦苦叩求认罪”等等，都和他“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的反应是一致的，尽皆出于由衷赤诚的深切情感；而这种深切的情感应该与父亲贾代善早逝，连贾政也记不清楚长相，以至自幼与母亲更亲密的成长背景有关。尤其是贾政以一堂堂男子，妻妾子孙成群，却仅仅对母亲有如此强烈的情感表露，而完全不曾出现在贾政与其他女性的互动中，诚为一种极其特殊的现象，可见儒家伦理之下母子关系的独特性。

所以必须说，贾母一生确实“养个好儿子”，才会因为被母亲隐隐指责不是好儿子的时候就如此自责。至于养出好儿子贾政的贾母，也体现了严君的“母范”与“母道”，而这就是贵族家风的核心之一。

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位与父亲并称严君的女性，更与子孙的教育、家风的形成密切相关。清朝人对这一点也有清楚的表述，如蓝鼎元（1680—1733）于《女学·自序》中说：

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7]

而“齐家”的妇人，包含了妻子与母亲，尤其是母亲，她的齐家之道就形成了“母范”，因此汪辉祖（1730—1807）的《双节堂庸训·自序》更说：

家世相承，兼资母范。[8]

可见一家之女主攸关家族的延续与成员的良窳，她用以齐家的“母范”决定了家世传承的力量。对这一点，学者进一步说明道：“封建家族有大宗（主支）、小宗（旁支）之分，按照不同场合，大宗分别统摄不同程度的小宗。……家庭中女性成员辈分最高、身份最贵者即是家庭之母，而依不同的礼仪场合，这位家庭之母也成为大小不同程度的家族之母。男性成员之至尊是父，女性成员之至尊是母。为母亲者到底也统摄了家族的另外一半人口，单靠温柔美德恐怕不足以维系数百年的家风于不坠。这是母亲称为‘严君’的原因。”至于远远超过“温柔”的“母范”或“母道”，则包括“教子”“政理”“智慧”“知礼”四端，而两千五百年前的季敬姜皆足以称道，她知识丰富，见闻广博，更可贵的是有眼光，有识见，能以理性导正私情，因此不但是孔子称赞过最多次的人，也是今本《列女传》所记一百零四人中，唯一被颂扬为“慈母”者。[9]

比较起来，贾母也是不遑多让。贾母受封诰命的当时正是贾府最为健全的年代，贾母本身也体现了由朝廷到贵族世家所最注重的女性美德，并且透过她的风范影响了子子孙孙，形成一种既严谨又宽厚的家风。其中的核心就包括一种“贵族道德责任感”（sense ofnoblesse oblige），如贾政所认知的“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袭人的哥哥花自芳也认可“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第十九回）。如此一来，必须说，贾母在崇高的母权之外更有满怀的母性，将宽柔待下的家风维系下去，而直接嘉惠众多家族成员。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2卷，页215。

[2] 张玉法：《中国历史上的男女关系》，子宛玉编：《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台北：谷风出版社，1988），页139。

[3] 刘维开：《传统社会下我国妇女的地位》，《社会建设》第36、37期合刊（1979年6月），页85。

[4] 李楯：《性与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64。

[5]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pp. 17-18.

[6] 〔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页60。

[7] （清）蓝鼎元编：《女学》，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页1。

[8] （清）汪辉祖著，王宗志等注释：《双节堂庸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页244。

[9] 参杜正胜：《古典的慈母——鲁季敬姜》，《历史月刊》第4期（1988年5月），页116—117、121。

二、世家才德四、少女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