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老年心理

当然，贾母毕竟上了年纪，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关怀与人生安排，也不可能完全免于人性所必有的若干缺点。

以老年人较常见的生活关怀与人生安排而言，贾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便是“爱热闹、喜玩笑”。毕竟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垂暮之年，生命终点遥遥在望，容易产生一种接近死亡的寂寞甚至恐惧，因而更加不喜欢孤独，比较喜爱人群围绕的热闹欢笑。小说中对这一点的描写是多处可见的，例如：第八回写宁府摆酒席演戏，“凤姐又趁势请贾母后日过去看戏。贾母虽年老，却极有兴头。至后日，又有尤氏来请，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过去看戏。”又第十一回写王熙凤对贾珍道：“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着呢，因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儿，老人家又嘴馋，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今日早晨略觉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爷，今日断不能来了，说有好吃的要几样，还要很烂的。”贾珍听了笑道：“我说老祖宗是爱热闹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原故，若是这么着就是了。”

另外，第二十二回也有所反映：

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贾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

后来阖家制灯谜玩乐时，贾政念了一个给贾母猜，谜题是：“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念完后悄悄将“砚台”之谜底告诉宝玉，让宝玉泄漏给贾母知道，以便一猜即中。当贺彩大盘小盘一齐送上来时，“贾母逐件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顽新巧之物，甚喜，遂命：‘给你老爷斟酒。’”

这种热闹，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一段达到了高峰，其中就描写了一次这样的盛况：当贾母听到王熙凤约宝钗、黛玉、宝玉等一起去清虚观打醮看戏时，不但自己要去，并鼓励大家都去：

向宝钗道：“你也去，连你母亲也去。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宝钗只得答应着。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去。王夫人……因打发人去到园里告诉：“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逛去。”这个话一传开了，别人都还可已，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子，听了这话，谁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懒怠去，他也百般撺掇了去，因此李宫裁等都说去。贾母越发心中喜欢。

于是贾母率领着众女眷浩浩荡荡地出发，可谓盛况空前，此处不再赘引。再者，第三十八回记载王熙凤耍宝逗笑，众人都笑软了，贾母笑道：“明儿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觉的开心，不许回家去。”还有第五十三至五十四回的年节庆典上，筵席中穿插了唱戏演出，“却说贾珍贾琏暗暗预备下大簸箩的钱，听见贾母说‘赏’，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

就此而言，贾母常常找来孙子女们一处玩笑，或者亲自到园中探视孙女，都是从中获得情感慰藉的一种方式，在晚辈承欢的当下，可以忘记年老，可以冲淡寂寞，暮年的悲凉就在青春洋溢的欢快中消翳不存。也因为如此，她喜欢“看着多多的人吃饭，最有趣的”（第七十五回），又最爱节庆团聚的欢乐，因为这些时候都是她品尝浓郁亲情的美好时刻。试看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一段中，贾母于元宵佳节的天伦团聚中即表示道：“我正想着虽然这些人取乐，竟没一对双全的，就忘了蓉儿。这可全了，蓉儿就合你媳妇坐在一处，倒也团圆了。”可见“团圆”心理之浓厚。

到了第七十五回阖家于中秋夜到大观园中赏月时，在凸碧山庄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首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首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壁，下面还有半壁余空。贾母笑道：“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还是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么。想当年过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今日就这样，太少了。”也为了人少的缺憾，贾母打起精神努力延长团圆的时间，以求得放大团圆的感受，第七十六回就写她任性取乐，连邢夫人、王夫人等都已经“因夜深体乏，且不能胜酒，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兴犹未阑，只得陪饮”，后来鸳鸯劝慰夜深应歇，贾母又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说笑话，直熬到四更，始下令散伙。

可见对暮年的老人家来说，一家团聚热闹相守，是最重要、也最美好的人生境地，因此必须说，贾母虽喜欢热闹，却绝不流于喧嚣，相较于贾珍于宁府“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流于宝玉所感到的“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第十九回），贾母所爱的亲人团聚的“热闹”绝非粗俗恶赖的盈耳喧哗，而是生气勃勃的清欢有味。因此，一方面我们在第二十二回可以看到，当宝钗为投贾母之所好而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时，此出戏乃是在热闹之中隐含了“排场又好，词藻更妙”“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的优点与深度，如此才足以真正达到迎合贾母的功能。而另一方面也如同宝玉般，出现贾母亦不堪热闹的情节，于第五十四回的元宵夜宴听戏时，贾母因为“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又第七十六回在凸碧山庄赏月闻笛时，指出：“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可见贾母所喜爱的热闹是苏轼所说的“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纱〔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因此温暖而有情韵。

从第二十二回所谓的“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可以看到贾母也爱甜烂之食，“甜”是一般人都喜欢的口味，“熟烂”则是老人家受限于咀嚼能力的退化所形成的偏好。不过贾母虽喜甜烂之食，却不爱油腻之物，第四十一回记载大家用点心时，“那盒内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因问什么馅儿，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这油腻腻的，谁吃这个！’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也不喜欢”。这或许是因为平日已经饮食富足，难免感到厌腻，有时得以清淡调剂，但如果相较于贾母在其他艺术品位上的表现，必须说贾母应该还是以精致清雅的口味为主，对油腻的大鱼大肉不感兴趣。

另则，除爱热闹、喜玩笑、爱吃甜烂食物之外，贾母的“好吉利、尚迷信”也是老年人更为常见的心理特征。小说中对此也多处着墨：首先是第二十九回贾母率族人到清虚观打醮祈福，于神前拈戏时，戏码依序是头一本《白蛇记》，第二本《满床笏》，听到这一出富贵鼎盛的吉祥戏，贾母笑道：“这倒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意思是神佛的旨意却之不恭，只得欣然接受，颇有一种欲迎还拒的谦逊意味；但当她又问第三本时，贾珍回答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既然神前所拈的戏都是神佛的旨意，那么紧接着的南柯一梦就是否定了前面的“满床笏”，等于是对眼下的富贵的终结，不祥的意味清晰可感，于是领略到其中暗示的贾母便不再言语，从前面的欣然接受一变而为黯然接受，无言以对。

再者，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来到荣国府，为了迎合贾家女眷而胡诌乡野故事，言及女孩儿雪地里抽柴草时，恰恰南院马棚里发生了小火灾——

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说：“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太。”贾母等听了，忙问怎么了，丫鬟回说：“南院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贾母最胆小的，听了这个话，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贾母唬的口内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又回说“已经下去了，老太太请进房去罢。”贾母足的看着火光息了，方领众人进来。

而宝玉对眼前的危险毫不在意，一心只记挂着那个抽柴的女孩，只管追问后续故事，且忙着问刘姥姥：“那女孩儿大雪地作什么抽柴草？倘或冻出病来呢？”这时贾母便说道：“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罢。”将“抽柴草”和“惹出火”之间建立出因果关系，正是一种常见的迷信式连结，贾母在此所呈现的，确然是一种出于对灾祸的恐惧而产生的非理性反应。

还有，第四十七回众女眷一起打牌时，贾母对薛姨妈说：“我不是小器爱赢钱，原是个彩头儿。”也就是说，比起实质的赢钱，她更在乎的是好兆头。这一段情节最直接地表现出贾母对祸福吉凶的心念系之，因此处处留意生活中的各种偶然现象，把它们都当作一种上天有意安排的征兆。再参照第四十九回写邢夫人之兄嫂、凤姐之兄王仁、李纨之寡婶、薛蟠之从弟薛蝌共四路人马，各带着年轻少女进京，路上凑巧相遇一处来到贾府，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贾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

从而，在“过年”这个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时节里，阖家团圆迎接新的一年，除了避免负面的事务之外，还可以透过人为的刻意安排创造吉利的好兆头。第五十三至五十四回描写元宵当夜唱戏贺岁，唱《西楼·楼会》这出将终之时，贾母说了声“赏”——

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簸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向桌上的散钱堆内，每人便撮了一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着，向台上便一撒，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贾珍贾琏暗暗预备下大簸箩的钱，听见贾母说“赏”，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

这种挥金撒钱的乐趣，除了满台清脆声响的热闹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家道丰饶、财富满溢的具体表现，因此身为晚辈的贾珍、贾琏特别锦上添花，加强盛大盈余的富裕感，使得贾母心中大悦。

如此说来，以上种种现象显示出贾母对祸福吉凶的征兆确实非常敏感，甚至带有一些迷信而诉诸非理性的因果连结，这也是贾母晚年的一个性格特征。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当我们高歌母神的伟大时，也不能忽略母神内涵中相反的另一面，也就是“恐怖女性”（Terrible Female）的阴暗内涵。

事实上，在原始神话中，从来就没有忽视过母性邪恶的一面。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指出，母亲原型作为在远古神话和梦境中常常出现的原型（archetypes）中的一种，具有两组性质截然相反的属性[1]，这种极端冲突的矛盾性不断地被后来的学者所发挥。如乔瑟夫·坎贝尔即指出，单一的原因可以在这个世界的框架中产生善与恶的双重效应，同样地，生命之母等于死亡之母，存在于人类记忆的隐密空间中的不只是仁慈的“好”母亲，也有“坏”母亲的意象，并同时汇集于如月神黛安娜之伟大女神的根基中。[2]艾瑟·哈婷（Mary Esther Harding, 1888—1971）在追溯神话故事时，也提出了月母神（the Moon Mother）兼具两种正负特性的说法[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月母神负面、邪恶的一面，往往是针对男性而言，对女性却是同性相纳，手下留情，摆出善良的姿态，因此，作为月母神的儿子，在享受其养育恩泽之余，亦往往为其邪恶所颠覆伤害，成为牺牲品。[4]这种矛盾性，不仅见诸神话中的妇女形象，更是妇女心理学的恒常论题。[5]

在母性中，如此之扮演阻碍、禁止和处罚角色的“坏”母亲意象，便呈现出埃利希·诺伊曼在研究大母神时所指出的“恐怖女性”的负面基本特征：“恐怖女性（Terrible Female）是无意识的一种象征。……代表原型女性的黑白宇宙之卵，其黑暗的一半产生了种种恐怖的形象，这些形象表现了生命和人类心理黑暗的、深不可测的方面。正如世界、生命、自然和灵魂被经验为有生殖力的、赋予营养、防护和温暖的女性一样，它们的对立面也在女性意象中被感知；死亡和毁灭，危险与困难，饥饿和无防备，在黑暗恐怖母神面前表现为无助。这样，大地子宫变成了地下致命的、吞噬的大口，等同于受孕的子宫、防护的地洞与山涧、地狱的深渊、深藏的暗穴、坟墓和死亡吞噬的子宫，没有光明，一片空虚。”[6]

以这样的说法来衡量《红楼梦》中的母亲们，可以见出一定程度的契合之处。譬如贾母厌恶长子贾赦而多冷眼相待，也往往为了女孙辈的安乐自在而撵走次子贾政，以致贾政甚至向母亲委屈陪笑道：“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第二十二回）似乎贾母对儿子并不像对孙辈那么的慈爱宽容。而薛姨妈则提供了另一种类型，她因薛蟠年幼丧父，“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第四回），这种溺爱造成了对儿子正向成长的阻碍，本质上也具有破坏性的成分。但表现出恐怖女性和母神阴暗面最为最典型的，应该是赵姨娘，赵姨娘因为过度阴微自私的心性，将贾环的人格发展导向扭曲劣化，如同凤姐对贾环的斥责所言：“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第二十回）以致沦为“实在令人难疼”的“燎毛的小冻猫子”（第五十五回），自私的母爱反倒教出了一个从本质腐烂的坏胚子，岂不令人怵目惊心？

赵姨娘确实完全符合恐怖母亲的定义，作为一个只有“阴微鄙贱的见识”（第二十七回）的奴妾，所作所为往往是“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体统”“气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伏……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计算”（第六十回），一味的自私自利、挟怨嫉妒，她的爱本质上属于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所说的“二人份的自私”[7]，于是把贾环变成一个没有是非的小人，扭曲到人格堕落的程度。因此当贾环和宝玉两兄弟同时站在一起，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荒疏”（第二十三回），立刻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也可见由内而外的气质具体表现出人格品质，无所遁形。有趣的是，当研究大母神的负面基本特征时，埃利希·诺伊曼指出：“与恐怖母神有关的一个相应的形象，是壳上长着戈耳工的头的螃蟹；它也是深海中吞噬的巨怪。……螃蟹、蜗牛和乌龟都是隐藏在夜幕中缓慢运行的月亮常见的象征，黑夜常与负面象征有关。”[8]而与“恐怖母神”有关的螃蟹意象，恰恰出现在赵姨娘与贾环这一对母子关系上，贾环的“人物委琐，举止荒疏”就直接和螃蟹意象相连结。

第七十回写众人放风筝，宝玉道：“也罢。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罢。”丫头去了，伙同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并籰子来，说道：“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既然给了贾环，螃蟹风筝就属于贾环，共同形成一种具有相关性的联想，“螃蟹”也就属于贾环人格的形象化比喻，而此一形象的象征意义，也符合宝钗《螃蟹咏》中所讽刺的“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第三十八回），恰恰是恐怖母亲赵姨娘对儿子所塑造出来的形象。可见母亲对孩子的深刻影响力，为人母者诚然必须反求诸己，不可不慎。

再者，这种破坏性的母爱，或许也出现在贾母、连带地包括王夫人对宝玉的爱上，亦即所谓的爱之适足以害之。李木兰（LouiseEdwards）在分析《红楼梦》性别关系中的紧张时，特别将焦点放在母爱所具有的破坏潜能上，她把《红楼梦》形容成一部编年史，记录慈母取代严父的过程，慈母的关爱培育转变成恐怖的宠溺，因而毁了儿子的一生。[9]这样的观察虽未必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值得参考，整部小说中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不但薛姨妈宠坏了薛蟠，其实宝玉也是如此，书中多次写宝玉因“祖母又极溺爱，无人敢管”（第三回），“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第十九回），可见贾母的母权导致贾宝玉从此豁免了父权的钳制以及宗法的束缚，最后便丧失了复兴家业的能力。就这一点，评点家周春也说：

政老爷毒打宝玉，老太太说：“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吁！宝玉若非老太太护短，不至于此。[10]

便认为宝玉的失职，贾母是要负起主要责任的，而这也恰恰触及了母性内涵正反兼具的双重性。

不过平心而论，即使如此，贾母的溺爱其实还算是一般的人情之常，不但在贵族家庭里普遍有这种情况，如第二回贾雨村就提到：

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也因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

这位甄宝玉完全是贾宝玉的孪生反映，以镜像的方式折射并加强了贾宝玉的教养状态；甚至其他王府家也是如此，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就对贾政说道：

令郎如是资质，想老太夫人、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但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

可见更尊贵一级的王府之家也不能免于这种溺爱之弊，稍一不慎，便会抵消诗书传家的教育成果，而损害了心性，成为“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第二回）的败家子弟。扩大来看，除上层社会的贵宦家庭之外，当时的中上乃至一般人家就已经有很多是惯坏孩子的类型，如脂砚斋所批评的：

· 余最恨无调教之家，任其子侄肆行哺啜，观此则知大家风范。（第八回眉批）

· 想近时之家，纵其儿女哭笑索饮，长者反以为乐，其礼不法何如是耶。（第二十二回批语）

可见顺任小孩似乎也成为一般的社会风气，所以讲究世家礼法的脂砚斋才会以贾府为标准而给予鄙视。并且比起来，现代的父母家长们更是多属于顺任小孩的心态，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较来说，贾母的宠爱宝玉仍然在人情的范围内，因此第五十六回就提到，“这里贾母却喜的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却一般行景。众人都为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爱孙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么罕事，故皆不介意”。

最重要的是，贾母的宠爱并非毫无底线，绝无平民或暴发户之类的“纵其儿女哭笑索饮”，因此前引第五十六回仍然划下最低标准：“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并且，贾母并不只是只看礼数这种表面功夫，对于孩子的人品习性仍然密切观察留意，有很深刻的了解掌握，第七十八回中贾母就说：

我深知宝玉将来也是个不听妻妾劝的。我也解不过来，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别的淘气都是应该的，只他这种和丫头们好却是难懂。我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只和丫头们闹，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既细细查试，究竟不是为此，岂不奇怪。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从贾母“为此也耽心，每每的冷眼查看他”“细细查试”，可见她对宝玉虽然极为溺爱却并没有放任不管，让宝玉走上淫邪之路，只是不解他喜欢和丫头亲近的特殊天性，因此才用“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来加以解释。

再则，贾母实际上还是喜欢宝玉用功读书的，第七十回的一段情节最值得注意，当时贾政寄回的家信中提到即将返家，因此宝玉赶忙理书，预备父亲回家后的查考功课：

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临帖。贾母因不见他，只当病了，忙使人来问。宝玉方去请安，便说写字之故，先将早起清晨的工夫尽了出来，再作别的，因此出来迟了。贾母听了，便十分欢喜，吩咐他：“以后只管写字念书，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说，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说明。王夫人便说：“临阵磨枪，也不中用。有这会子着急，天天写写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这一赶，又赶出病来才罢。”宝玉回说不妨事。这里贾母也说怕急出病来。探春宝钗等都笑说：“老太太不用急。书虽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们每人每日临一篇给他，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一则老爷到家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贾母听说，喜之不尽。

从贾母所吩咐的“以后只管写字念书，不用出来也使得”，明明白白将写字念书凌驾于大家族最注重的晨昏定省的孝道之上，可见“读书”仍然是对子弟的最高期望，甚至高过“百善为先”之孝；而贾母也并非一味放纵的昏庸祖母，只不过是怕功课压力太大以致“急出病来”，才会一再放松督课的要求，助长宝玉的“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第十九回）。因此二知道人便说：

贾媪素明大义，洞悉人情，溺爱宝玉，亦大母之常事。贾政若以箕裘为念，善诱其子，媪断无不期其孙之成立也。顾平居安肆日偷，养蒙无术，时而趋庭有训，无非一暴十寒，是直纵之浮荡耳。及其淫泆无度，习成自然，而后施以大杖，几置之死地，竟归咎于其母之溺爱也。平心而论，宝玉之不肖，果贾媪之咎哉？[11]

其中对贾母“素明大义，洞悉人情”的性格，以及“断无不期其孙之成立”的用心，可以说是持平而深刻的公道之见。

但终究必须说，虽则贾母溺爱宝玉是在人情之常的范围内，只是问题在于，对这种大家族而言，子孙的管教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家风的维持和家族的延续，是故必须达到“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要求。尤其当贾家到了末世，必须在爵位制度“降等承袭”的情况下，通过科举考试来复兴家业，如林如海的家族就是如此，第二回交代林黛玉的家世背景时，说道：

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

清楚说明了世袭仅仅数代即告终绝，必须转由科举之路才能延续家业，而宝玉又是宁荣二公所说的“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第五回），也就是全部的子孙都已经无法担任继承家业的任务，只剩下宝玉是略可望成的唯一寄托，肩负了贾府失去爵位之后起死回生的复兴责任，那么，宝玉的培训更是至关紧要。因此，当贾政对宝玉督课甚严的时候，贾母却加以拦阻，放任宝玉“不能从师长之规谏”，也就“不能守祖父之根基”，造成了家族前途的重大隐忧。

这不能不说是贾母唯一没有看清楚的地方。

[1]Carl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 Volume 9. Part I, p. 82. 亦可参〔德〕埃利希·诺伊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页148—212。

[2] 参〔美〕乔瑟夫·坎贝尔著，朱侃如译：《千面英雄》，页113—117、331。

[3] 见M. 艾瑟·哈婷著，蒙子、龙天、芝子译：《月亮神话——女性的神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3章，页38—39。

[4]M. Esther Harding, Woman’s Mysteries: Ancient and Moder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p. 106-206. 中文译介可参李仕芬：《女性观照下的男性》（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0），页45。

[5]Janet Shibley Hyde, and B. G. Rosenberg, Half the Human Experience: ThePsychology of Women (Lexington: Health, 1980), pp. 21-22.

[6] 〔德〕埃利希·诺伊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页149。

[7] 〔美〕弗洛姆著，孟祥森译：《爱的艺术》（台北：志文出版社，1984），页69。

[8] 〔德〕埃利希·诺伊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原型分析》，页183。

[9]Louise Edwards, 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Leiden: E. J. Brill, 1994), pp. 113-129. 〔澳〕李木兰著，聂友军译：《清代中国的男性与女性：《红楼梦》中的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141—156。唯其中对人物的许多观点属于常见的负面解读方式，与本书不同。本段概述出自〔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依序见页241、215。

[10] （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72。

[11]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