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 何清涟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何清涟
漓江出版社
我们仍然在仰里星空
追求心灵的自由（代序）——谈我的学术价值观
这几年不少人问我广你为什么要从事这种风险极大的学术研究?”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我而言，这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也曾从小时候的经历中去寻找”为什么”，只发现一点，没有特殊事件让我产生一定要选择学术研究为志业（非职业）的冲动，只有日积月累的一种心灵沉积，使我自然面然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追求心灵的自由。内心深处，我认为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因此而对这一提问，我总是半开玩笑地用各种大家也知道当不得真的话搪塞过去——在目前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盖，本身就是时代之悲。而人们认识不到这种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告别人类羞耻心的可悲，则更是悲中之悲。
《今日名流》杂志非常认真地要求我就此问题作答，并告诉我这不仅仅是编辑部的要求，而是一些读者的愿望。于是我想，写篇短文谈谈也无不可，算是了却自己与他人的一桩心愿也罢。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路上。那终极目标指向何方，其实与一个人自己决定一生到底要什么密切相关。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恺撒之悲——恺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文革”时期那种对人心灵的残酷桎梏，在我看来，其实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最残忍恶毒的亵渎。如果要对我追求心灵自由的起源作一探讨的话，我只能告诉大家一些往年的生活片断。
“文革”中的武斗场面是血淋淋的，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还在于人们要将这种可耻神圣化。1968年我曾目睹家乡的资江河每天顺河漂流而下的无辜者的尸体——据说那只是被残杀者中的小部分而已——与此同时我还看了不少将这种屠杀与屠杀者神圣化的传单，那时我虽小，但却再也不想上街去看这种类乎于疯人院里发生的事情，于是在家读书，读一切当时能找到的书。记得当时读的书中有一本《太阳城》（后来稍大一点才知道这是空想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书中有一段让我看了竟然心生恐惧的文字。作者描述道，在那个城市里，人们一个星期的食谱是统一发放的，每天的早餐、中餐与晚餐吃什么，都由一个统一的管理机关制定好发给大家。每天到了上午10点，那个城市各工厂与别的机构中，千万个美妙的歌喉同时放开，唱着同一支歌曲中青年人谈恋爱时，必须有长者在场监护。人们的衣服都是统一的样式。当时正是全国人民以穿样式统一的军衣为荣，每天手拿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几支革命歌曲，社会视男女青年谈恋爱为”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请调”的时候。我那时就想，书中的”理想生活廿不就是咱们的现实吗？这种现实又体现了一种什么美？值得我们十几亿人发了疯似的追求与赞美吗？我还看到其他一些书中描写纳粹德国占领其他国家，以及苏联占领捷克与波兰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屠杀这些国家与民族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书中有解释，说是为了让这些民族失去复兴的精神资源。于是我不自禁地拿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与之对比，觉得我们无须别人动手，正在努力地屠杀自己的优秀者。但一直到了二十岁左右，我才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国度里，残杀知识分子尤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文革”前期，我还只是一个少年。但就在这种怀疑与审视中，我完成了自己的价值颠覆，这种价值颠覆使得我从此以后不再为社会设定的”政治人”标准以及他人的眼色而活，我只服从自己的心灵与良知，因此也就成了一个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这种性格使得我在几十年中备尝艰苦，但也成就了我今天这种学术研究。直到今天为止，我还在为这种追求付出代价。
然而“在路上”的感悟，使我也明白了一点；追求心灵的自由，这种人生不能放在世俗标准中审视衡量，这种人生的意义也不能寄托于物化世界。当有一些好学青年表示愿意走我这条学术道路时，我告诉他们：走我这条路，必须舍弃很多；你们还年轻，还不能确定自己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
湖南卫视《新青年》节目去年12月曾邀请我做嘉宾，主持人王燕亲眼看到我顽固地坚持说真话时面临的“困境”，年前给我寄来了一张贺卡，那上面写的是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少有真话的年代里，也许你会寂寞，但寂寞让你分外美丽！”
在众多贺卡中，这一张图案并不特别漂亮的贺卡被我特意收藏起来，就因为上面有了这句话。
2000年1月下旬
这是第一篇第一部分 心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