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声虽已远　犹有传薪人（需校对）

读贺承军文章《一见刘小枫》（见《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第86期）以后，感慨良多。说起来，我和刘小枫同出于80年代”文化热”风云际会之时，只是他在潮头高涨之时出道，文名鼎盛。承军从字里行间隘出的深深失望之情，我非常理解，因为那是他对这一代学人的深深失望。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承军对我们那一代人可能是期望过高，也不太了解刘小枫历来的治学路数，才有如此之深的失望。

据我所知，刘小枫治学一向不太涉及具体“国情”，80年代谈“人的主体性”之类时，有人将他归于“文化启蒙阵营”，但如果以为那个“阵营”依然存在，只能说是承军对现实的一个美丽的误会。刘小枫终日浸淫的哲学，与上帝和人间的距离本就飘忽不定，说远就远，说近就近，向浩渺苍穹发出“天问”，又向苍茫大地发出“地问”，历来就是哲学家的“专业任务”，他们完全不必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样“亲近”现实社会。更何况与另一些当年在哲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相比，刘小枫只是飘然出世，对彼岸世界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而已，并没有曲阿附世之嫌。如果硬要将他“归类”，我觉得可将他与人称”绝代才华绝代姿，半生风流半生诗”的李叔同即弘一大师的境遇相况，只是弘一大师连形式上都遁入空门，长依青灯古佛，研究着中国传统的佛学；而小枫却身着西装，用现代化的方式研究着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而已。至于他何以走上通往神殿之路，何以对人的兴趣渐渐演化成对神的兴趣，将“求真”的勇气化作“求善”的一缕心香，这中间究竟蕴含着什么和时代有关的思想裂变，留给后世去研究，恐怕更竟味深长。至于那“意味”还是不是刘小枫走向“神殿”的本来意味，我们这一代人大概绝少有人有兴趣多加理会，因为我们大都忙得连梳理自己思想的时间都不够。

作为和刘小枫同时代的人，我觉得真正令人感到悲哀和耻辱的，其实不应是飘然出世且将其治学之道一以贯之的刘小枫，而应是另一些极端媚俗者。这类人为数不少，他们做学问无道可循，惟利是图，就像流行歌手举行流行歌曲大联唱，社会上流行什么他们就炮制出什么货色，没有原则，没有良心，没有操守。个别人之无骨，甚至已到令其要讨好的对象都感到耻辱，不想要他太靠近自己，以至其最终竟丧失了出卖灵魂的资格。

诚如承军文中所言，80年代冒出来的那一批文化寻思者，确实有不少“离我们远去了，消失了”，不仅只是贺承军这些对“文化精英”期望过高的外围人士感到失望，就是我们自己也常感到满目凄凉。用朱学勤引用威廉·沃尔弗（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献给他的）在成立第二国际时所说的话，就是”老同志越来越少了”。这里既有商品大潮的淘洗和时代的原因，也与当初启蒙阵营鱼龙混杂有关。有些人当初走这条路，为的是认为它是通向某种现实利益之路，而现实表明，走这条路并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福祉，反还使自己与现实利益的距离越来越遥远，那又何必再沿着这条不结果实的小路无望地走下去，让自己消失在世俗目光所不及的莽莽思想荒原？

人各有志，除去这些不断消失的人之外，其实也还是有一些人”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地沿着那条遍地荆棘的小路走下去。经过大浪淘洗的人才是大写的人，那在高加索上空啄过普罗米修斯胸膛的雄鹰，还是在继续光顾着我们的一些思想家。

倘不是如此，那真是连悲哀的余地都没有了。

（原载《深圳商报》199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