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心的呼吁（需校对）

—-读秦晖的《天平集》

什么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与公平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平与效率在目前的中国还值不值得关心？这都是目前深深困扰国人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的提法，说中国现在的上层人士关心自由，而下层人士则关心社会公正。这话倒是在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上层人士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属于既得利益者，倡导公正（包含起点平等与规则公正）即反对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因为在以起点不公正与竞争规则不公正为先决条件前积累财富的竞赛中，那些大获全胜的上层人士们当然不会关心公正，而只关心他们是否能在这种无秩序的状态中享受多大的自由。

所有对上述问题关心的人士，不妨将秦晖的《天平集》找来一读。

凡对中国本世纪90年代思想史有兴趣的人，必然会注意到秦晖的思想。在思想界不少人士已放弃了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的今天，秦晖数年来一直坚持呼吁社会公正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天平集》汇集了秦晖数年来研究的思想结晶，其中有不少曾在思想界引起深深关注的名篇，如《公正论》、《起点平等如何可能》、《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公正为道德之基》，就是对公平与效率、公正与公平在学理上进行了深人厘清的名篇。

至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公正与公平两个词语时，不太去分清二者之间的歧义。秦文指出，justice（公平）与 fairness（公正）这两个概念在英文原义中是明显有别的。在西方，“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情感法庭与理性法庭、人文关怀与科学主义、道德标准与功利标准这类几乎是永恒的争论背景下的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但所有论者都并不把公正置于与效率构成的“鱼与熊掌”的关系中。换言之，如果公平（结果平等）与效率也许不能两全的话，那么公正与效率是必须两全的。近年来，西方的中、右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者尽管反对平等优先，却不会反对公正至上。概言之，这种公正至上一是体现为”起点的公正”（机会均等），二是“作为规则的公正”。

作为规则的公正（竞争的公正）不难理解，也没多少人对此提出歧义，但起点公正（即形式的公正）时下被部分中国思想界人士视为不可能，在《起点平等如何可能》一文中，秦晖阐明了起点平等的意义所在：起点平等既不是来自于”人们对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单纯自然状态的实际体验，更不是起源于“宙斯的裁决”，也不是基督教价值观的体现，而是作为规则平等的逻辑前提而取得其先验意义的。如果对规则平等的“规则”不做出某种限定的话，“规则”与“平等”就不可能关联。如奖勤罚懒是规则，优胜劣汰是规则，而“成者王败则寇”，“有枪就是草头王”也是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规则平等”孤立起来看，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不平等的规则是否意味着平等？——这是秦晖对时下国民平等观一个盲点的厘清。同时秦晖还进一步叩问：谁有权立下规则以及立规则者与“规则”约束下的众生间是什么关系？为了避免立规则者本身不受规则约束的难题，并排除“不平等的规则”，在逻辑上必须认定在规则之上另有原则存在，这一原则就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就没有规则平等，从而也就不会有公正。想参加赛跑就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参加球赛就得0比0开场。

秦晖提出起点的公正在时下的中国自有大意义在。因为我国改革20年来出现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分配上的不公正问题，已成了社会危机的潜伏点。我国收人分配中由于权力介入国家资源分配（即起点不公正）而引起的贫富悬殊，已是社会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如果仅仅将这种不公正对社会的影响视为伦理学意义上的，实在是太低估其负面影响。因为在国际社会里，收人分配过分悬殊对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有着不可低估的不利影响，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意味着收入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其必然结果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将会倾向于满足少数富人的需求，这将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满足富人的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刺激这些部门的畸形扩张，一般表现为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尖端产业过分膨胀。我国前些年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就是明显的教训，如当时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将眼光放在别墅及豪华住宅上，用一些业内人士的讽刺语来讲，就是将市场定位于“港商及大款养小老婆”之需上，结果导致大量建设资金沉淀，而房地产这一“龙头”产业一旦不成其为经济发展的“龙头”，就导致需求不畅，市场疲软，失业增加。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家族把持下，放纵特权攫取财富，卖官鬻爵，操纵舆论，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问题成堆，正如国际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印尼政权坐在火药桶上”，如今这火药桶爆炸，让各邻国担心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印尼的灾难余波会波及自己？其余如“巴西病”，“印度病”追根溯源，其由来莫不和其多年来一直忽视社会公正有关。

秦晖的专业虽非经济学，但他近些年来有关经济问题及社会公正的研究却为中国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一箱子工具”，正统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手持工具的工匠而已，他们无法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目标，难以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脊梁。西方不少大经济学家早就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应该只是单纯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只要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一旦将其视角由数量化的经济领域转向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公正领域，就会跨人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说，由贫困、收人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

（《书屋》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