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与米小芹的悲剧
乡村女教师米小芹的悲惨遭遇让人心中郁愤难平,仅仅因为一个乡村恶霸的淫欲,一个女青年的家庭就这样陷人了极不名誉的境地,更横罹无穷无尽的灾难。
李贵这类恶霸匪类在目前的农村已不是个别或少数现象。他们的滋生实在是因为生养他们的土地太肥沃了。对强权的崇拜与对恶势力的屈从,就是我们的国民性,这国民性就是李贵这种匪类产生的土壤0在农村基层直选这一民主进程开始后,村委会主任如果还是这类恶霸当选,那就只能怪农民们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选票为自己选择的命运——这当然只是指农民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不包括那些在恶势力把持下的”选举工鲁迅的《阿正传》之所以有不减退的魅力,就在于阿的形象深刻地展示了这种国民性。
李贵父母是干什么的,文中没有提及,但从李贵担任村主任一职来看,这一家在当地是有点势力的0从李家父母纵子为恶的态度、李妻的麻木不仁来看,这家人是非不明,善恶不分,早已没有人类应有的良知。正是在他们的默许与纵容下,李贵才为所欲为,怙恶不俊。而李贵恶贯满盈被斩杀后,他家人不思反省,还继续压榨米小芹家那点可怜的经济价值,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一点:李贵虽死,他的儿子们在其愚昧的祖父母及母亲那种充横仇恨、丧失是
非感的教导下,只会步其父亲的后尘,成为毒害社会的匪类0
对于米小芹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从中国农村的文化状态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国民性还有一个特点:喜欢当看客,并以貌似公允的看客姿态表示意见。按照世俗习惯,一旦发生这类事博,:所谓”公众舆论”不是去指责害人的恶棍,而总是指责受害的弱女子,用暧昧的言词表示自己的意见,弄得受害者再受一次伤害。也正因为担心这类指责,米小芹才采用”忍”的办法0她用全家人的苦难警示女同胞:对待恶人,不能用忍让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女子,碰到恶提利用性别优势欺负自己,不要畏惧恶棍的淫威,也不要害怕看客们暧昧的点评。因为人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看客们的评价而生活。
只有中国的国民性得到改造,大家不再热衷于当看客,米小芹们的悲剧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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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法制报》199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