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与米小芹的悲剧

乡村女教师米小芹的悲惨遭遇让人心中郁愤难平，仅仅因为一个乡村恶霸的淫欲，一个女青年的家庭就这样陷人了极不名誉的境地，更横罹无穷无尽的灾难。

李贵这类恶霸匪类在目前的农村已不是个别或少数现象。他们的滋生实在是因为生养他们的土地太肥沃了。对强权的崇拜与对恶势力的屈从，就是我们的国民性，这国民性就是李贵这种匪类产生的土壤0在农村基层直选这一民主进程开始后，村委会主任如果还是这类恶霸当选，那就只能怪农民们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选票为自己选择的命运——这当然只是指农民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不包括那些在恶势力把持下的”选举工鲁迅的《阿正传》之所以有不减退的魅力，就在于阿的形象深刻地展示了这种国民性。

李贵父母是干什么的，文中没有提及，但从李贵担任村主任一职来看，这一家在当地是有点势力的0从李家父母纵子为恶的态度、李妻的麻木不仁来看，这家人是非不明，善恶不分，早已没有人类应有的良知。正是在他们的默许与纵容下，李贵才为所欲为，怙恶不俊。而李贵恶贯满盈被斩杀后，他家人不思反省，还继续压榨米小芹家那点可怜的经济价值，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一点：李贵虽死，他的儿子们在其愚昧的祖父母及母亲那种充横仇恨、丧失是

非感的教导下，只会步其父亲的后尘，成为毒害社会的匪类0

对于米小芹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从中国农村的文化状态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国民性还有一个特点：喜欢当看客，并以貌似公允的看客姿态表示意见。按照世俗习惯，一旦发生这类事博，：所谓”公众舆论”不是去指责害人的恶棍，而总是指责受害的弱女子，用暧昧的言词表示自己的意见，弄得受害者再受一次伤害。也正因为担心这类指责，米小芹才采用”忍”的办法0她用全家人的苦难警示女同胞：对待恶人，不能用忍让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女子，碰到恶提利用性别优势欺负自己，不要畏惧恶棍的淫威，也不要害怕看客们暧昧的点评。因为人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看客们的评价而生活。

只有中国的国民性得到改造，大家不再热衷于当看客，米小芹们的悲剧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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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法制报》1999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