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道势力渗入政治生活的危险

本报今年初曾报道过浙江瑞安市委领导班子被乡村流氓控制的“天方夜谭”，今天的报道又再次揭示了江西安义县县太爷动用黑社会势力，多次助其进行权力斗争的罪行，联想到去年报纸上轰传的广东阳江市委某领导买凶谋杀政敌的”故事”，不由得让人怀疑：基层政权组织与黑社会结盟是不是渐成蔓延之势？

政府官员与黑社会势力结盟，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就开始痛苦地思考：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令中国人感到痛心的是：百年历史消逝，中国至今还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

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其实不是描绘纸上蓝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亦即是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大较量的过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素质决定了社会基本面貌。考虑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必须考虑自清朝乾隆中叶就开始凸显的人口压力的负面影响：没有土地的游民太多，流氓无产者成了一个势力庞大、游走于各阶层之间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本来就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大家生活在”生命的斜坡”上，为了争夺短缺的生命资源，人与人之间养成了“抱团”的习惯，不是互相拉扯提携，就是互相推搡打击。这倒不是因为别人有什么错，而是“你在我身边就是你的错”。在日益严酷的生命资源争夺战中，流氓无产者成了各阶层都得依靠的政治力量。因此从人口高速增长的清朝中叶开始，中国民间帮会组织也大大兴盛。史家考证，湘军、淮军都有大量的帮会存在，后来孙中山借助同盟会起事，蒋介石上海滩发迹，无一不靠帮会以成事。《毛泽东选集》里，对红军队伍中流氓无产者带来的游击习气反复进行申饬，这种文章也有部分被选入。这说明一个半世纪现代化的历程中，各种政治集团就一直不得不与流氓无产者结盟，以便在政治博弈中用流氓手段取胜。

目前县级政府组织中，借助于黑社会手法翦除对手的事例反复出现，已严重危及了当前的政府组织生活，从而产生了使国家的现代化偏离民主化与法制化轨道的倾向。

（原裁《深圳法制报》2000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