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苏两大党由盟友变成仇敌

1957年是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赫鲁晓夫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庆典的机会，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高级会议，确立自己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他需要得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支持。

这年6月18日至22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等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以7：4的多数，通过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由莫洛托夫担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表示，根据党章，主席团无权撤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他得到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朱可夫调动军用飞机几小时就把外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在22日至29日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到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形势直转急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成了反党集团，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化险为夷，专门派米高扬来到中国的杭州拜会毛泽东，通报苏共党内发生的变化，得到了毛泽东支持赫鲁晓夫的保证。为了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同意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和新型歼击机的研制。米高扬走后，聂荣臻副总理与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会谈。7月27日，苏联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苏联进一步商谈。毛泽东和周恩来派聂荣臻、陈庚、宋任穷到莫斯科，同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正式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签定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接到了赫鲁晓夫的邀请信，希望他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并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欣然接受了邀请。

11月1日，苏联政府派来迎接毛泽东的专机，当时苏联为豪华气派的“图-104”客机。二日上午八点。毛泽东率代表团启程。代表团团员有：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郭沫若、乌兰夫、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飞机升空后，毛泽东对尤金说：“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知道毛泽东又要讨论哲学问题，微笑着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泽东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大使被问住了，说“哎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直视舷窗外的漂浮的白云，一副令人莫测的哲人形象，停了几十秒才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请你鉴定对不对？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太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否定之否定。”同机的代表团成员都笑了。尤金博士连声说：“妙！妙！完全可以这样说明。”

这段插曲过去，翻译李越然给毛泽东递上一份文件，这是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准备的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稿。毛泽东翻阅了一下，把杨尚昆叫到跟前问：“尚昆同志，在机场必须讲话吗？”

杨尚昆说：“做个准备吧。如果赫鲁晓夫同志致欢迎词，主席总得讲几句，礼仪上才对等。”

“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

“那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遵主席指示，已把您要求简化礼仪的意见告诉了对方，也许主客双方都不讲话。”

“好，做个准备。”说罢毛泽东把讲话稿装进了衣袋里。

飞机在伊尔库茨克短暂停留，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前来欢迎。

莫斯科时间下午三点多钟，“图-104”专机在伏努科夫机场平稳降落。赫鲁晓夫率领几乎所有的苏联党政军显要人物来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先期到达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也来了。

毛泽东沉稳地戴上礼帽出现在机舱门口，面对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然后，从容地走下舷梯

赫鲁晓夫热情地迎上前去，稍后跟着胡志明。当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热情拥抱之后，第一句话说：“感谢你能够前来参加莫斯科会议。”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能亲自前来捧场，是对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盟主地位的一种承认，一种支持，内心十分满意。

“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毛泽东的回答不是普通的应酬，是话里有话的。那时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即是要‘重新肯定’暴力革命的道路，这既是对十月革命的颂扬，又是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但不能反驳，作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东道主，能说十月革命没有普遍意义吗！只好随声附和一句：“你说得很对。”

胡志明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拥抱、胡志明会说中国话，两人交谈用不着翻译。然后，在赫鲁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以下的苏方领导人一一握手见面。

在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导引下，毛泽东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同志们好！”毛泽东用湖南高腔向肃立的仪仗队答礼。

“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虎虎生威，用俄国话向毛泽东三呼万岁。

行礼如仪，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上了第一辆“吉斯牌”轿车。这种车的底座同卡车一样大，很宽敞，在前排和后排之间设有一排活动椅，翻译李越然和卫士长李银桥坐在这里。坐在后排的两位领导人交谈时，李越然要侧过身来帮助他们沟通思想。司机旁边坐着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是中国领袖的苏方卫士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宋庆龄还是副团长，他们两位不是共产党，但长期与我们党合作，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希望安排他们参加一切会议，在接待工作中，尤其要给他们应有的礼仪和尊重。”

毛泽东带了两个非共产党员，出席世界共产党的高峰会议，这件事是很出格的。如果斯大林活着，毛泽东是不敢也不会这样做的。如今他这样做，就是要显示中国党和毛泽东本人地位和身份的特殊。赫鲁晓夫认为，由他召集、主持的世界共产党人会议，毛泽东能屈尊而来就是对他的支持，就是他政治上的一个胜利，绝不愿意在出席会议人员资格问题上和毛泽东闹别扭。所以迎合着毛泽东的意思说：“宋庆龄是孙逸仙的夫人，我们知道她在中国有很高的声望，我们安排她住在克里姆林宫，还为她专门配备了卫士长，设了她的专门餐厅。我知道她喜欢吃甜饼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汽车驶入莫斯科市区。毛泽东见高楼林立，市民熙来攘往，以赞许的口吻说：“从人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人们穿着不错。看得出这几年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的进步，成就不小。”赫鲁晓夫听了很高兴。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停下来。苏方把好的房子：当年沙皇的寝宫留给毛泽东住。为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搬掉了俄国皇帝的龙床，换上了木板床，卫生间临时改装了蹲式便池。

11月6日，苏联高苏维埃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应邀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在一般地赞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光荣历史之后，他有分寸地说了一段话，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斯大林、击败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撤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等重大问题，表示赞同与支持。他是这样说的：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的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泽东的演说数次被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所打断。

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的正日子。毛泽东作为主宾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登上红场的检阅台。与各个国家、各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起，检阅阵容强大的苏联武装部队。晚上，出席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1月14至16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在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越南劳动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举行。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并在14日和16日两次发表讲话。

论赫鲁晓夫的资历、功绩和威望，是不具备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条件的；但他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正所谓“萝卜不大，长在背（辈）上了。”这就需要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党出来讲话，需要毛泽东这样在共产主义世界有崇高威望的大党领袖出来讲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请求，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目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斯大林在世时以“老子党”自命，随意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撤换兄弟党领导人，东欧各党深受其害。斯大林去世后，苏共继承“老子党”的传统，继续对兄弟党颐指气使。又加深了裂痕。哥穆尔卡是波兰党的老资格领导人。1942年1月在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斗争中，重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任总书记。后因于1947年4月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被苏共和斯大林视为异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党中央举行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其逮捕监禁。斯大林逝世后，1954年12月哥穆尔卡出狱。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波党召开四中全会，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党籍。10月17日波党政治局根据广大党员和波兰人民的要求，决定第一书记奥哈布让位，拥戴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10月19日，波党十届八中全会决定撤罗科索夫斯基波军总司令和波党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罗科索夫斯基是波兰人，入了苏联国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被斯大林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罗氏被安排在波兰位居要津，露骨地表明了苏共控制波兰的意图。赫鲁晓夫怀疑哥穆尔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于波党八中全会的当天，率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刚诺维奇和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乘飞机抵华沙。在空中盘旋两个小时，机场才开放准予降落。与此同时，科涅夫调动驻波的苏军坦克部队向华沙开动，下令苏海军舰队驶入波兰领海，向波党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进行了干预。毛泽东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丰泽园，他穿着睡袍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尤金大使紧张地出汗，连说“是，是。”回到大使馆就给苏联外交部发了电报，赫鲁晓夫只好让步，与哥穆尔卡进行了会谈。赫鲁晓夫强调：“波党政治局如果没有罗科索夫斯基，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取消苏波友谊。”哥穆尔卡说：“我们声明，对国内形势作出评价的只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感觉到人民的情绪。”赫鲁晓夫碰了钉子，悄悄地撤回部队，于10月20日回国。波党中央选举时，一致推选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在十三个兄弟党会议上，哥穆尔卡坚决反对“以苏联为首”，而对毛泽东有特殊友好的感情。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做客。二人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后被说服了，他说：“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帮了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大忙，把“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定了下来，并写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文字上是这样表达的：“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签字。南共领袖铁托没来参加会议，派第二号人物卡德尔前来考察动态。所以发表宣言时签字的是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他不出来争帅旗，主要是中国力量太弱，他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像他劝哥穆尔卡时所说：“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但他认为就个人的才能和禀赋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军事、政治经验，赫鲁晓夫是无法和他相比的。有一次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用餐，席间闲谈时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受一次次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夹菜吃饭，咽下一口食物，抬起眼皮对赫鲁晓夫说；“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赫鲁晓夫竟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来，接茬说：“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

细心的读者会看出来，毛泽东在14日会议上提出“以苏联为首”。对这个“首”，他是下了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原来，为首等同于“召集人”，不是任何政治上、军事上或思想上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心里的算盘是：会议由苏共召集，其人格化的表现即赫鲁晓夫召集；主意由中共拿，其人格化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拿。社会主义阵营一旦有事，你召集会议，我来拿主意。在中国国力没有赶上和超过苏联以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争取的就是这样一个名义上的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地位。所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所让步，有所坚持。“为首”问题他主动让一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毛泽东局限于自己暴力革命的经验，无视西欧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在和平改良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列宁教训第二国际的咄咄逼人的姿态，挑起了争端。

在起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宣言时，苏共提出的草案沿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只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解释为“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毛泽东认为和平过渡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毛泽东孤陋寡闻，他不知道和平过渡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观点，瑞典模式是和平过渡的样板，瑞典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即通过选举参加联合政府，1920年开始单独执政，并连续44年保持了执政的的地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果争论，做了两处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指出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争取议会多数的同时，还要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对势力的反抗。这一场斗争，毛泽东在幕后领导，是由邓小平出面和苏斯洛夫折冲交锋的。苏方妥协做了修改，毛泽东寸步不让，又指示写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是批判了苏联的观点，作为备忘录，交苏共中央存案。

11月16日至19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18日会议上发言。因为各党代表团全体出席，格奥尔基大厅有几百人，发言者都是登上舞台站立着面向群众讲话。毛泽东却坚持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即席讲话。赫鲁晓夫认为这又是一件不尊重会议主席、不尊重与会者的很出格的事情，但他无可奈何。开头毛泽东解释了几句，说他前几年患过一次脑贫血症，近两年好一些，但站立讲话有些不方便。这完全是一种托词。就在这年夏天，他还在中南海游泳，怎么会不能登台发言呢？他要在这些小地方，显示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主持会议的赫鲁晓夫自然不敢勉强毛泽东，任他坐而论道。于是，毛泽东口似悬河，开始了他的哲学漫谈，毛泽东讲话不愿意念稿子，尤其不愿意念秘书班子写的稿子，他愿意周密地思考之后，讲自己想讲的话。他是个思想深刻、语言锋利的政治家，他的漫谈有征服人的魅力。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说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琢磨毛泽东谈话的含义。这不是说我赫鲁晓夫犯了错误或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需要他毛泽东帮助呢？再往下听，还有更厉害的，只听毛说：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的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要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赫鲁晓夫越听越嘀咕。你毛泽东把在这个大厅开会的共产党人，分成了各种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你毛泽东是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赫鲁晓夫是什么成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是90%还是80%，还是成色更低些呢？如果是测量金子纯度的话，那么，是拿着试金石的金匠呢？看来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金匠，他要对各国共产党领袖，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杂质，作出评定。你毛泽东提议“以苏联为首”，一个成色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当“首”呢？。。。。。。赫鲁晓夫自愧弗如。比如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毛泽东说：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时谈到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号称强大的反对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在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是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候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可不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毛泽东这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说战略和战斗、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使那些理论修养不足的领导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外国人不会讲“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际上是这么一种感受。许多第三世界的党的领导人，把毛泽东当作当代的列宁。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毛泽东作了一个夸张地、极端地估计：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要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说是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说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思想，毛泽东的话原是无懈可击的。已经感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盟主地位受到挑战的赫鲁晓夫，会后在与人交谈中多次攻击毛泽东“好战”，“要把世界上的人口消灭一半”，讥笑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由于语言、思维方式和文化素养的不同，也有些领导人没有完整地理解毛泽东讲话的意思，抓住几个片断，几个论点，觉得毛的东方式哲学不好理解。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毛的讲话，反对的、摇头的都有，但多数人是尊崇的。

毛泽东后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2000-2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没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是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注：英共主席）高兰（注：英共总书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钢，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散会时，毛泽东起立，大家才起立。但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站在那里不动，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看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敬重，身不由己地后撤一步，坚持让毛泽东先走。毛泽东以个人传奇般的经历，以泱泱大国的领袖地位，以渊博的学识，以无与伦比的领袖风度，成了这次共产会盟的中心。赫鲁晓夫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宣言上“以苏联为首”，会场上以毛泽东为中心，共产主义阵营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毛泽东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回到了北京。这次共产主义世界群英会他独领风骚，使赫鲁晓夫相形见绌。他感到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非毛润之莫属。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亚非拉美的共产党，有他的崇拜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比马恩列斯那些宏篇巨著更适用，更解决问题。这使毛泽东很兴奋；但他又想到，光有理论指导。没点武器物资的援助行吗？看来按照常规走路发展经济是不行了，得想个办法。于是他想出了发展经济的新路子，这就是“大跃进”。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审定《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于1957年11月13日发表。在这篇社论中不指名批评周恩来“害了右倾保守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提出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后来的中苏论战，不是苏联欺负了中国，不是赫鲁晓夫欺负了毛泽东，是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地位蓄意挑起来的。赫鲁晓夫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反斯大林在世时那种居高临下、颐气指使的姿态，谨慎、谦和，甚至有些低首下心。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等等，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在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方面派遣专家提供技术。两党两国关系中出现任何问题，通常都采取了个人协商的态度，扑扑风尘，来中国会晤毛泽东，沟通解决。共产会盟八个月以后，中苏蜜月就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竟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在自己的私人游泳池与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被接来时，只见毛泽东穿着游泳裤，披一件毛巾浴衣，悠闲地吸着烟，像罗马国王召见从属国使臣一样。这与去年冬天共产会盟时，赫鲁晓夫给予泽东的破格礼和尊重有天壤之别。这种故意激怒和挑衅的做法，就是要恶化中苏关系，并且逼着对方先翻脸。赫鲁晓夫于八月三日离开北京回莫斯科。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中国之行时，他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藉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此举极大地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苏破裂成了不可挽回的事情。

毛泽东要仿效列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山头，组织第三国际的做法，把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搞臭，使自己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他高扬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开始了与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争夺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后，苏联的外交和内政开始了重大调整，赫鲁晓夫在外交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避免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在内政上提出了建立“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淡化国家政权的专政色彩和党的阶级色彩。毛泽东把苏联的这一政策转变概括为“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

那时候，在中共党内，悄悄地、半公开地制造一种舆论：革命中心转移论。据说十九世纪世界革命中心在德国，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俄国，这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革命中心在从俄国向中国转移，“三和两全”的路线标志着苏联的变修，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扑扑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使这种转移得以完成。

1960年是列宁诞辰90周年。在毛泽东的导演下，中国比苏联更热烈地纪念起列宁来。1960年4月连发三篇重头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列宁主义万岁》。拉开了全面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序幕。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3日，毛泽东带病在丰泽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从此，两党争论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6月17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把中苏大论战推向了新的高潮。

尽管中国共产党反修高调义薄云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十分孤立，各兄弟党也不愿意为了给毛泽东捧场与苏联闹翻。只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因与苏联有过节发出几声微弱喝彩。为此，毛泽东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为了维持阿尔巴尼亚这盏明灯不灭，据前中联部部长耿飙透露：1964年-1970年中国给了阿尔巴尼亚无偿援助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等于给阿国二百万人口发了一个4000元的红包。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中说，1062年他来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先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李强说中国有困难；后来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才解决了问题。怎么解决的呢？中国向加拿大购买了一批小麦，几艘装满小麦的中国货轮正在太平洋驶往中国的途中。北京一道命令，货轮改变航向，掉头驶向地中海，绰绰有余地满足了霍查的要求。毛泽东常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为了听霍查的一声鸡叫，几百万吨粮食就这样撒出去了。而这时的中国，大跃进成了大跃退，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与苏联叫板，在亚洲竟没有一个支持者，这使毛泽东感到难堪。他想到了越南，想到了胡志明，1950年至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6千多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讯器材和工兵器材等，1956年，中国刚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尚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五万支。1969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组建6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机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讯、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为了在越南南方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又援助越南9万支（挺）步、机枪。这份战斗情谊胡志明不应该忘记。为了叫越共和胡志明响应他那封回答苏共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派邓小平带着文稿和向越南提供200亿元人民币的承诺去了河内。这200亿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当年财政收入的60%。胡志明还是不愿意得罪老大哥，他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这次没有买动越共，毛泽东认为中苏斗争是长期的，继续在胡志明身上下功夫。毛泽东亲口告诉胡志明“我们是一家子，要让给人，要物给物，要多少给多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越南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时，毛泽东批示：“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政府立刻照办，给越南送去200万毫升血浆。这可不像小麦可以进口转送，这是从大饥荒之后的幸存者身上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的。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待了胡志明。一见面，胡志明掏出一张在越南北方修建公路的草图，要求中国帮助修筑。毛泽东一口答应下来。越南北方十二条主要公路，中国援建的七条。八万工兵带着机械油料干了三年，吃中国的饭，给越南干活，那真是无私援助。为了在北部湾海上对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还轻率点头把隶属海南岛的白龙尾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该岛居住着2000名中国人。周围海域有一大片资源丰富的油气田。至今年深日久，白龙岛的主权归属产生了歧义。（见香港《开放》杂志1996年11月号）就是这样，“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也没有维持住，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立即倒向了苏联。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想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不死，反而认为这是转移人民视线、摆脱个人困境的出路。1961年后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13亿7千万元，连同前三年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千万元，援助非洲国家部分为5亿元。他所期望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一个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并没有形成，他连个世界革命领袖的虚名都没买到。这些受惠国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坐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高一座名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20公里处，自南向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期，朝鲜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祥地，希望中国人党能理解朝鲜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毛泽东大手一挥就把天池切了一半（一说53%）给朝鲜，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捎带送了出去。朝鲜立即将白头峰改名“将军峰”。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红卫兵在中朝边界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毛泽东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时，金日成下令砸了志愿军烈士陵园，也在边境上架起高音喇叭，高呼“金日成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为了当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干了多少蠢事啊！

正当毛泽东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找不到忠诚的拥戴者和追随者而满腹惆怅的时候，1967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西部杀得兰县点燃了农民暴动的星星之火。波尔布特于1952、1957年两次秘密前往中国南方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游击战的训练，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1970年3月18日，金边亲美的郎诺集团，趁西哈努克国王访问苏联时刻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除国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按预定日程，西哈努克下一站是访问北京。19日上午，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当亲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机舱时，举目望去，机场上彩旗飘扬，仪仗队肃立，少年儿童手举鲜花，周恩来在众多官员簇拥下已迎候在机场，依然是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西哈努克着实受了感动，与周恩来拥抱时眼里噙着泪花。

在机场贵宾室里，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慷慨激昂：“我准备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从此，西哈努克亲王成为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王牌，毛泽东开始导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原来碍于西哈努克的情面，不好意思公开支持波尔布特推翻王国政府，如今好了，美国背景的郎诺集团夺了权，红色革命可以放开手脚地干了。波尔布特作为柬共高领导人仍神秘地在幕后指挥，三月底由乔森潘发表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子北京发表的《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举起的抵抗旗帜之下，乔森潘等柬共领导人成为第一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红色革命。

1970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美军，实行“战争高棉化”的战略方针。

在中共和越共大力支持下的柬共武装力量与受到美国支持的郎诺政府军对垒，战争打了四年，柬共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节节胜利，郎诺政权则进入了风雨飘摇之秋。

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西哈努克亲王、王国首相宾努亲王和柬共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

毛泽东对柬共领导人说：“你们对两位亲王，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

乔森潘回答：“我们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哈努克隐含深意地插话：“主席阁下是指将来。”

英·萨利补充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除任何阶层，要把大家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要排除郎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他转而面向西哈努克和宾努：“你们两位亲王也不要打倒他们。”他风趣地一指乔森潘和英·萨利。“他们是共产党，亲王代表另一个党，两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郎诺反革命党。”

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真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他们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动乱，我们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幽默地插话：“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英·萨利以无比敬仰的神态说：“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历体会。”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倒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是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和你们站在一起，和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这次接见以后，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4月17日解放金边。毛泽东随后发去贺电，宣称：“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共同前进。”

柬埔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泽东幽默的谈笑间完成了。新的国名是“民主柬埔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波尔布特亲自前往北京朝觐毛泽东。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波尔布特，给他的建国真言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丹童：《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

柬共夺取政权后的一切举措，无不打上毛泽东的“左”的印记。中国银行帮助柬共设计印制了建国后流通的货币。波尔布特竟拒绝使用。当着毛泽东的面，他表示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

回国以后，波尔布特为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真正解决“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问题，柬埔寨政府立即宣布取消货币，关闭市场，全国实行供给制。更可怕的是他用消灭城市的方法消灭城乡差别，把三百万城里人包括西哈努克的子孙亲属、佛教僧侣、大学教授都赶到乡下务农，捣毁电视、冰箱、汽车和高档家具。数日内全国城市都成为死寂的空城。但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中南海的气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保证高级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法权”。他自己搬进了靠近独立纪念碑的一幢豪华别墅，油料高级轿车，以及前呼后拥的卫队和服务人员。农谢、英·萨利、乔森潘等也有了豪华的住宅。

下放到城里人在政治地位上比当地农民低，被称为“新生者”。按军事编制，分开男女，住进各自的营房，夫妻一周团聚一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按照柬共中央文件，在农村每30-40户办一个集体食堂，十人一桌，饭菜定量。农民饲养的家禽家畜，种植的瓜果蔬菜，全归集体所有。地处亚热带地区的柬埔寨，历来盛产瓜果，革命成果后，老百姓吃个水果成了很大的奢侈。1977年8月，波尔布特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四年计划”的报告，走集体化、合作化道路，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他描绘的宏伟远景是：“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粮食、钢铁生产指标都定的很高，根本完不成。于是虚报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集体食堂难以为继，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的悲剧在柬埔寨重现了。

波尔布特的倒行逆施，首先引起柬共与西哈努克的分裂。柬埔寨立国宪法是张春桥起草的，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保留西哈努克为国王，内阁掌实权。但经波尔布特的修改，宪法丝毫没有提到君主制和国家元首。1976年1月3日，西哈努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对新宪法表示“由衷的满意”，接着提出了辞呈。波尔布特在核心会议上说：“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波尔布特又制造舆论，说“党的机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尚不能确定。”他给出数字，全柬埔寨有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1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一场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在柬埔寨拉开帷幕。

许多原来与柬共合作的西哈努克的部属、柬共高级干部以“叛国”、“反党”罪名被捕入狱，关押在金边东北郊的图士伦，代号为S-21.在这里关押的2万人中，只有6个人生还，其余全部被处死。肃反扩大化，导致内部分崩离析。1977年6月9日，波尔布特下令，处死了第四号人物宋成，他的妻子云亚和九个孩子。柬共再也不能容忍这个暴君了。13日宋成的部下进攻波尔布特总部，18日波尔布特向反叛的部属投降。

1977年7月25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汶举行公判大会，以谋杀、虐待和腐败罪，判处波尔布特终生监禁。1998年4月16日，波尔布特因心脏病死去。

1979年1月7人晚上，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民主柬埔寨”灭亡。柬共掌权三年零八个月，600多万人口的小国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口近三分之一，达200万人。

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这场袖珍版的全景式革命，无论是成就还是错误，都带有深刻的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波尔布特打下了天下，他耳提面命告诉波尔布特如何走社会主义的要言妙道使波尔布特把天下坐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