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请邓小平当“军师”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因九大以后，陈毅只是中央委员，没进政治局，追悼会规格低，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因此之故，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想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也奈难同意。1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不睡午觉，烦躁不安。这天下午要开陈毅的追悼会。他想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那一场斗争，为了江青，他与陈毅等元老们几乎全部闹翻了，还说过要和林彪上山打游击等过头的话。如今林彪摔死了，历史已对忠奸作出了结论，要挽回人心，今天下午是个机会。转念至此，他下令：“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后，立即决定提升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参加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这年79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林彪事件给了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临时要出门，秘书张玉凤、护士长吴旭君帮助他换衣服。他下身穿一件薄毛裤，要给他套上制服裤子，他嫌罗嗦，说：“不要换了，我在睡袍外面套件衣服就行。”结果就在睡袍外面罩了件灰色中山服。张玉凤和吴旭君怎么看也觉得出不了门，这像个什么样子呢！就又给他穿了件大衣，才算把睡袍盖住了。然后，张玉凤搀扶他上了那辆吉斯牌防弹轿车。

毛泽东进入八宝山殡仪馆大休息室。周恩来、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迎上前来向他问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也不得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是唯一的外宾。不一会儿，陈毅夫人张茜率四个子女晋见毛泽东。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张茜泪如泉涌，努力控制感情，收住泪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的意外出现，当然给死者增加了极大的哀荣，所以张茜有此一说。毛泽东也凄然作哭灵状（据一位细心的目击者说，毛泽东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张茜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接过话茬说：“不能这么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个好同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向他通报了林彪去年9月13日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的简要情况。又对着大家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二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又说：“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是何等的机敏，密嘱张茜和孩子们，把“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传出去。”他知道，启用邓小平的时间不会很远了。

追悼会仍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改由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向陈毅遗像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送，毛泽东上车，张茜搀扶毛泽东走到车前。毛泽东下肢开始萎缩。迈了几下竟上不去车。张玉凤前去扶了一把才上了车。

这时候的周恩来真是中国的擎天一柱。内政外交，还有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千钧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的日益消瘦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送走尼克松回到北京，周恩来又把主要精力转到内政上来。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了300个亿，粮食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是个警号，不注意解决就会出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总要有几个助手啊！然而，副总理们、部长们，几乎都被打倒或半打倒，不能工作了。能砥柱中流，帮助他撑起这个局面呢？周恩来想起了邓小平。他根据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过的话，开始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邓小平是1969年10月20日被流放到江西的，作为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和江青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毛泽东不松口，连报纸上点名都不行，所以他们也动不了邓小平。周恩来对于哪些人不能保，哪些人能保，保到什么分寸，和毛泽东的配合非常默契。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电话，是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接的。周恩来要江西安排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锻炼”的地方，并要他们办好了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报上来的方案是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19日周恩来又在电话中明确指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好是独门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按照总理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让邓小平住上南昌市郊望城岗原南昌步校校长的房子，二层楼，独家独院。“锻炼”就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省革委会保卫部长陈昌奉（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亲自管理，严格保密。看管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都对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劳动活不重，只干半天，分配他当钳工。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这个话，所以很熟练。工人们称赞：“老邓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劳动之余，邓小平可以读读书，散散步，在院子里侍弄蔬菜。夫人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仍跟邓小平生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虽然子女们受牵连跟着吃了不少苦，长子邓朴方摔成残废，但邓小平的流放生活没有造反派的批判揪斗和肉体摧残，比起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来，就有霄壤之别了。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是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的传达。厂长罗明知道他耳背，叫他坐在前面，和县工业局长坐在一起。邓小平身板挺直，两手扶在大腿上，两眼平视，眼睛会神，给他斟了一杯茶也没顾上喝一口。回到将军楼住所，他对卓琳说了8个字：“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对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处理表示拥护。8月14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将《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2、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3、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时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也讲过几次，现在再说一遍。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就邓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纪、汪向周恩来提议，邓小平仍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各机关。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重登政治舞台。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举行。修改了九大的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40岁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念的。对林彪反党集团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一起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十大闭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尴尬场面。代表们起立鼓掌欢送伟大领袖退场，但毛泽东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叫两个卫士上来架着主席出场，又怕冷了大家的心，造成人心党心的不稳定。面对如潮的掌声，周恩来机警地解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

1973年12月12人，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和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是真正愿意打的，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军区司令员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有，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7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提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这次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邓第二次复出後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目前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军区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帐，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个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确实是把邓小平当做“秘密武器”，如今用上了，不仅他要代替林彪，而且他要代替周恩来。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任命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个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泽东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8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厢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处，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住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中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划了个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散会后江青等连夜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告状。18月18日，王洪文晋见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带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正期待着江青与邓小平联手将周恩来排除出局的局面，这个江青，又一次破坏了他的安排，听了王洪文话十分不悦，当下批评道：“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经过两天的考虑，毛泽东决定让步，叫陪外宾来长沙的王海容、康生回京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委员长一、二（注：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在筹组四届人大之初，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负责，出任组织工作小组长，没有明确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只是叫张玉凤直接通知王洪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告周恩来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毛不仅没有追究，反而亲切地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而且叫周名正言顺地过问人事安排，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退却。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有意压一压江青。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但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理论依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10个字被删去了。这句话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1956年在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话正式发表时也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

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野心家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年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吗的报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23、24、25和27日，汇报了四次，毛泽东有许多重要指示。26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这是周毛之间一次重要摊牌、周谈到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毛表示已经知道了。周恩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是不敢碰江青、张春桥的，特别是毛泽东已经表露要让江青做党的主席的时候。这个重大历史关节点，官方公布的唯一史料是《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88页：“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这次摊牌，达成了一种妥协：毛满足了周的要求，保证四届人大国务院领导权没有落入“四人帮”手中；周满足了毛的要求，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保持缄默。

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张春桥是叛徒还作此任命，说明他要捂盖子。如果江青、张春桥一倒，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几乎都是坏蛋，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1月8日至10日，毛泽东托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关于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李德生在一次介绍领导人时把江青放在了老帅的后面，被江青大骂一顿，受到免职处分。这是警告朝野，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对江青稍有不敬就得免职，若敢提她的历史问题小心脑袋！

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抱病作了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臣、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满朝文武中，毛泽东把邓摆在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除12位副总理外，还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明确了副总理的分工。然后，扩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宣布：“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月2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其中说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九年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是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复出以后。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毛泽东在观察他，周恩来也在观察他；“四人帮”和造反派在观察他，老干部和党内的民主派也在观察他。。以上这段话是邓小平的施政纲领。请读者注意，邓小平的大局不是“反修防修”，也不是“批林批孔”；既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不是“坚持法家路线”，他的大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他所根据的不是“高指示”，而是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自从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周恩来就是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如今周恩来病重不起了，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成为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在会上一讲，在座的领导干部听了耳顺心服，觉得国家有救了，不抓生产，成天研究儒家法家，全国人民非喝西北风不可！经过九年折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周恩来、邓小平所坚持、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所坚持、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所谓“反修防修”，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为后党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思想基础。当时的国民经济，百业待理，百废待兴。邓小平说：“毛主席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1975年3月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

周恩来、邓小平选任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所面对的铁路形势是严峻的。造反派拦截火车，中断运输，制造事故，哄抢物资，挑起武斗，停工停产，猖狂极了。1974年至1975年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750多起，比文革前增加了8.5倍。全国20个路局都不能完成运输计划。非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万里是不是“利器”，这次整顿铁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率领工作组先到了徐州。徐州造反派不是那么好惹的，用停工停产迎接他。刷出大标语：“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有邓小平撑腰，万里豁出去了。在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仍不奏效时，他下令抓了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召开10万人大会公审。结果，万里没有倒，徐州这个联结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被打通了，火车跑起来了。然后他又到太原、郑州、长沙等路局，反复宣传中央九号文件，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对坏头头坚决打击，逮捕法办。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改观，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路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

邓小平上台，第一板斧劈到铁路上，铁路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这个老邓，听说他有本事，以前没看出来，这下看出来了。整顿这个乱局，非他莫属。”这是笔者当时听到的街谈巷议。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是治世之能臣，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借批林彪影射现实，说“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的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了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东，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仗”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客，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何”。

1975年5月8日至2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十七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邓小平在李先念陪同下一进会场，与会者都站起来，在前排的负责人都准备和昔日的总书记握手，只见邓小平严肃地说：“不拉手了，等钢铁生产搞上去再拉手。”大家一看这架势，这回是真要抓生产了。万里在会上介绍了整顿铁路的经验。邓小平两次发表讲话。在29日的计划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泽东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当然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主张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执行毛的错误主张中的正确部分。在当时“四人帮”正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心目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后来毛泽东号召批邓，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恰恰说明邓和毛是两条路线，互不能容，调和是不行的，掩盖也是不行的。

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是臃肿、庞大要减人；“散”是不统一，派性，有山头主义；“骄”是骄傲；“奢”是奢侈；“惰”是懒惰，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邓小平抓工作像个高明的针灸大夫，每一针都点在了穴位上。会后把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闹派性的人调开。叶剑英还和各大单位的一、二把手谈话，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叶帅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四人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他还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毛去世后，军队不分裂，同仇敌忾对付“四人帮”，这次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经过邓小平大阔斧几个月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0月17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个月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邓小平治国安邦的魄力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