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务实的八大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召开的。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纠正斯大林错误，谴责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罪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这个报告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披露，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毛泽东对此事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在历史上斯大林曾支持王明反对他。毛泽东说起斯大林他有“三肚子火”，如今批判斯大林他是高兴的；惧的是这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性思潮不能不影响他在中共内的地位，起码要主动降点温才显得协调。毛泽东觊觎斯大林在国际共运在的领导地位，觉得斯大林去世以后这把交椅非他莫属，这样一来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只好推迟，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愿望。

要做世界革命领袖，要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他的基地还在中国，必须把中国的事办好，在短期内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他要否定苏联的某些经验，创立自己的路线、道路和方法，就像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样。从1955年2月到4月，他要薄一波给他组织，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在各部门汇报的基础上，他归纳提出十个问题，在4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演。这十大关系是：（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个问题是想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的道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的道路。这些思想中有闪光的东西，但毕竟是听下面汇报中形成的灵感，比他战争年代写的自己斗争经验的那些作品来显得苍白得多了。如他自己在1953年8月12日一次讲话中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后来他对自己在建设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并不珍惜，一句“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又把自己正确的东西全推翻了。

但这毕竟是毛泽东开国以来第一次系统表达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以《论十大关系》作为立论的根据和基础，刘少奇准备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准备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准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讲话点明了八大的主题：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以钢为例说：

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钢。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世界上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的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亿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亿吨钢、三亿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他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50多个兄弟党代表团前来祝贺。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在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和大会决议中，勾画出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应该遵循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以苏联五年计划的发展模式为样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大会根据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建议中指出：“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2）关于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国家市场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为了“防止由于统一过多过死而发生产品质量下降和品种减少的现象，现在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商业方面，将采取许多重要措施。例如，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批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级论价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

陈云在大会的发言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开放一部分自由市场，周恩来提出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一部分个体户存在。他在大会报告中说：“手工业合作组织一般地不宜过分集中，应该根据发展生产，适应社会的需要、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使大社、小社、小组同时存在；某些制造性的行业，特别是许多修理业、服务性行业，都应该让它们继续保持分散活动和原有的经营特点，以便于直接为居民服务，同时便于吸收家庭辅助劳动参加生产。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它们完全自产自，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从商业方面说，商业机构的分布应该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因此更不应该过分集中，而应当适当分散，并且采取多种的经营方式，为居民服务。我们的商业领导机关，过去往往多考虑自己管理的方便，而少考虑如何便利群居民，因而发生了集中过多的偏向，不适当地集中了和取消了一些小商店和小商贩。这种倾向应该迅速加以纠正。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甚至完全自产自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3）关于综合平衡和反对冒进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结果，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7年或者12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两年内做完。这种倾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

周恩来1956年上半年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将向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由于反右倾保守引起各种项目争相上马所造成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这是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的共同意见。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反冒进的精神，刘少奇指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起草社论进行宣传，统一全党思想。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是周恩来审定发表的。社论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在反保守主义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40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

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以上是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1956年反冒进的全过程。后来这成了毛泽东抓住不放的一大罪行。立此存照，容后再表。

（4）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包工包产问题。周恩来在大会报告中说：

“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采取许多具体办法。凡是农民有经营习惯而又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生产，应该继续经营并加以发展。凡是社会迫切需要、特别是有重大经济价值的产品，例如亚热带作物和热带作物、出口需要的各种农产品和副产品，除由国家或者地方统一经营之外，还应该鼓励合作社经营，由国家进行技术指导。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的农家副业，应该鼓励社员单独经营。”“我们要求所有的合作社贯彻执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能够完成农业的增产计划，就有可能使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增长25-30%。”

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逆境中继续忧国忧民，尽职尽责。1956年4月2日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在刘少奇的支持下他第一次提出了“包工包产”的主张。他说：“搞好生产，保证增产增收，改善社员生活，这是巩固社会的物质基础。不能增产那就是空话，要增产打下巩固社的物质基础，这个社才能巩固，新的生产关系才能正常化。这一条做不到一切都空了。”关于搞好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办法，他提出：“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在他领导下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5年11月9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章程》第56条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这是土地公有，包产到户的初设想。

（5）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八大前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越来越多地需要知识分子参加”。“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的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6）关于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的问题。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

1957年1月27日陈云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对大企业的管理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企业的管理权要下放，财务要下放，利润也要下放。地方上要求税收和企业利润按比例分成，三年不变。中国一个省等于外国一个国，如果像现在这样做，地方机动的余地很小，这种情况不应该是经常的，中央不可能包揽全国的事情，所以应该有适当的分权，重点不能过分集中。”

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在发展生产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职工生活，对于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为了改善职工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首先，应当保证职工的工资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并且继续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改进工作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二，应当切实加强对于生产的安全措施和劳动保护工作。第三，应当努力保证和改进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第四，应当逐步增加职工的福利设施，积极设法解决职工急需的住宅和其他的困难。第五，应当保证职工有时间料理家庭生活，得到应有的休息。”

（7）关于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们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这样的增长速度，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适应的。”

周恩来还谈到，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提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当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成“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对此，副总理薄一波在八大的发言中作了重要补充，提出了“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即积累率）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

（8）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应郭沫若的邀请，向科学界和文化界做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这一方针。他说：“我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实行专政。但在人民内部，我们主张一定要有民主自由。这是一条政治路线：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全面主张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而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说：由于第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态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三，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第四，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正是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八大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9）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国家工作中的紧迫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的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犯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证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

（10）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非凡的勇气谈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敏感的问题，尽管他尽量不触犯毛泽东，但其后果不能不对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家长制作风发生制约作用。邓小平说：“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在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在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人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群众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停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期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在八大的党纲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遵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1954年12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作了如下说明：“党章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的词语，并不是出于谦虚。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填补斯大林所遗留的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二战以后，斯大林在世界的名气比毛泽东大得多，但斯大林只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思想’。各国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能会成为毛泽东充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障碍，被认为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所谓‘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是指外国人的误解，这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的历史背景。

以上十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构成了中央领导集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一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在毛泽东过于性急和匆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企图稳定局面，建立秩序，立下章法，妥善解决三大改造的遗留问题，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建设国家。这十项大政策，有些是毛泽东提出别人加以发挥的，有些是别人提出毛泽东同意的。中共八大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主持制订的。按照中共这些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条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

八大选出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委73人。9月28日举行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选举中出现一个插曲是选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经查是毛泽东自己那一票未投自己，他投的是林彪，那别具一格的毛体字工作人员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小道消息在高层干部中流传。引起了许多猜想。林彪当然也听说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后，八届五中全会上增补林彪为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林彪牢牢记住这是毛泽东力排众议的结果。在政治局常委议事时林彪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历史大的遗憾是毛泽东背离了他应该分享光荣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在八大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渐地推翻了这十项大政策，用相反的十条取而代之，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关于第一条，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田家英对毛泽东说：“看来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是不对的。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现在不宜提，等以后相继提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做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三中全会统一到毛泽东的新提法上，改变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决议。从此，阶级斗争被提到了首位，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推到次要、从属地位了。

关于第二条，国家统一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要大社、小社、小组并存，允许个体户经营的问题。

1958年4月2日，根据毛泽东总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示说：“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市场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时期，许多地区又自发地出现了一些小型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其中从事私营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70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也有六七十万人。。。。。。他们的生产经营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其中一小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程度不同的违法行为，这就不仅妨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危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影响若干手工业、农业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的巩固，在不同程度上副司令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思想意识。”（引者按：个体户便利群众，发展生产，收入多，引起了公私合营和国营企业一些职工的羡慕，此之为“腐蚀”。）解决办法是：“高地应该抓紧目前全国整风这个有利时机，在这些残余的私营工业、个人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中间有领导地开展以法定资本主义道路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他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区别资本主义性质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整顿、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于需要转变的私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应作妥善地安排。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组织他们上山下乡，从事农业劳动。”对于“同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因而不能取缔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实行控制其收入的政策。“（1）个体手工业者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稍低于当地手工业合作社社员的平均收入。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个体户，应当从原料、加工、订货、税收等方面适当地加以控制。某些有特殊技艺的人员的收入，可以高于一般社员的平均收入。（2）是、小商小贩全年的收入水平，一般可以相当于或略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或供合作社营业员的平均水工资。对于某些收入过高的，应当在货源分配、税收、批零差价、代购代手续费和盈余分配等方面加以控制。”这个文件一贯彻，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小商小贩一扫光，市场失去了残余的一点生机。

关于第三条，周恩来所坚持的经济建设要反对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问题，受到的打击重，因为不批倒这一条，疯狂的大跃进就搞不起来。在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面针对周恩来，对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竟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都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说周恩来总理反冒进离右派还有50米，全党震骇。

1958年3月8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左”倾路线上来。

关于第四条，《农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问题。

一哄而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问题成亟待整顿和巩固。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想在承认毛泽东“三个会议一部书”所造成的高潮的前提下把局面稳定下来，制订了《示范章程》，不仅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还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打算约束一下毛泽东，不要率尔再出新招，农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毛泽东天马行空，眼空无物。人代会算什么！果然又出新招了。

1958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宣示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在《红旗》第四期陈伯达又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篇讲演，他以期望的姿态披露：“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农业社的藕田和稻田，当听到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就凭这一句话，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在五亿农民的广大农村，立即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同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四期报道：“截至本月底，全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两万户以上的大社51个。毛泽东的气魄超过了秦皇汉武的封褝大典。但秦皇汉武祭告天地是空家伙，劳民伤财也仅是随御驾而行的仪仗扈从而已，顶多几百人。毛泽东封出个“人民公社好”来，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浪费逾千亿，死人几千万，二十年没缓过气来。此时，毛泽东的骄横专断到了顶峰。

关于第五条，等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在反右派中翻云覆雨，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帮党整风，然后又以言定罪，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给知识分子也封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号。”他说有两个剥削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是地、富、反、坏、右，“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从此中共在政策上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无论是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还是没有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把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一样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出来。关于第六条，改进对国营企业的领导，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职工的问题。1958年10月4日至11月14日全国各省市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要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办法办工业。195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不属于国务院系统，是毛泽东抛开国务院，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大跃进建立的结构）下发《关于企业党群领导干部停止领取奖金等问题的通知》，规定取消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的奖励制度，具体办法是：（1）现在还没有实行这种奖励的企业，不要实行；已经取消的，不要恢复；能够取消的取消；实在不能取消的，其季度奖励标准高不能超过本人月工资的25%。（2）厂长、副厂长的奖金，自今年第二季度停发。各地企业党和群众组织的脱产干部的得奖办法也照此原则办理。从此开始了企业干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经济效益和企业领导、技术干部的经济利益脱钩的时期。工人奖金成拉平趋势，即不分干得好坏，年终时加半个月薪。对企业的要求，不讲质量，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提出，：“用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核心环节。”196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跃进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是辩证地统一》。社论说：“国民经济是在波浪式运动中不断发展的。我们的任务在于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不断调整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建设在高速度中前进。我们不应该采取消极平衡的方法，让速度来迁就某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比例框框。”

关于第七条，发展经济建设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邓子恢主张制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积累部分为6%（其中公积金5%，公益金1%），将来生产发展了，多不能超过13%（公积金10%，公益金3%）。毛泽东在1958年1月31日写的《关于工作方法69条》中认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需要研究。”他推广一个省的经验，提出：“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六四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给社员，七成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

毛泽东又提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

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农家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收入和经营自留地收入占到农家收入的60%，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二比八（即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80%）。”毛泽东心里知道，各级党委，政府干部没办法把合作社的产量提上去，却有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收入减下来，他没有明说，实际上是要后者。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各地缩减农民的自留地，对副业生产作出种种限制，名之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比例倒是变过来了，农民的收入大大地减少了，提供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原料也越来越少了。

195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中说：“1958年入冬以来，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抢购的现象很多，有些商品的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

关于第八条，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自由，实行双百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捧为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大政治家和科学家不同。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发明的人，尽管他私德很坏，或犯了杀人抢劫的罪行，人可以判刑，但他在科技上的发明不能抹煞。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名。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随着一场反右派斗争，把几十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随着文化大革命把几十万党内同志迫害致死，随着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变成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欺世盗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甚至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灭门之祸。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遍全国，十亿人民读一本书（《毛主席语录》），看八出戏（所谓“八个样板戏”），钳制言论，控制思想，超过历史上黑暗的封建王朝。

关于民主和法制问题，。毛泽东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以后的历史来看，确乎如此。他是既不要民主，也不要法制。1958年1月他写的“工作方法60条”有四句话值得注意，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了。外国学者说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本人正处在志得意满的陶醉中。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后，即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关于这个要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的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毛泽东主席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共和国主席，一不是真心，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做国家主席，外交礼仪上讲对等，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他得到亲自机场欢迎，并陪同苏加诺乘敞蓬汽车穿过市区。苏加诺算什么？他认为这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机场、车站欢迎任何客人，不论总统、国王、皇帝。在国内，共和国主席、国家元首、共和国主席是他的大副，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至于权力，他不但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急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权独揽”就是这个意思。他要专做党的主席，因此进一步大造提高党权的舆论，强调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说了算，在中央则是主席说了算。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讲话：“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注：评剧《刘巧儿》有个马专员，正确处理了刘巧儿的婚姻问题，被誉为：“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主、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这一套。“文革期间，他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藐视法律的尊严，私自决定逮捕审讯国家主席刘少奇，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这在现代国家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是封建社会，没有宪法，没有议会，皇帝废立是皇族内部的事。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完全把自己置于太上皇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世界，根本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制。

关于第十条，反对个人崇拜问题。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是在中国兴起新的个人崇拜的宣言。毛泽东先声夺人，说是要反对崇拜他，就是有让人崇拜自己的野心。他借用列宁的话，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个人独裁制造理论根据。

在成都会议上，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由于这个不寻常的表态，两个月后，即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个样板一立，带坏了整个党风，紧跟和吹捧毛泽东成了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都被抛弃了。在这种政治氛围包围之下，中共要犯全局性、历史性的大错误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