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的痞子政治

对红卫兵如此放纵究竟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当我后来听说彭德怀元帅被红卫兵打断了两根肋骨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前一段的放纵，就是让这些大孩子练手练胆，然后去摧毁那些失去法律保护的毛泽东的政敌们。

彭德怀庐山罢官，京西挂甲屯挂甲之后，眼看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请求回家乡看看，做些调查研究。毛看了彭信，颇费踌躇。不让这个老倌子乱跑乱说吧，不妥，他是在“休息”而不是坐监牢，于是毛泽东批道：“可以，去什么地方都行。”杨尚昆特派中央办公厅的金石做彭总的临时秘书，还从北京医院抽调一名护士做保健工作，又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了电话，告以彭德怀要回湖南看看，地方要提供方便，保证安全。

1961年9月16日，彭德怀一行南下了。在萧瑟的秋风中，彭德怀穿了一身打了补丁的黑制服回到了故乡湘潭县乌石寨。乌石轰动了。乡亲们不势利眼，还叫他彭老总。一连四五天，彭德怀自己花钱买了500斤米和300斤面，招待大家，很快就吃光了。

11月9日，彭德怀从锰矿回到湘潭县委招待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使他满腹惆怅。这天傍晚为排遣胸中郁闷，他来到湘江边散布，见一收网的打鱼人，彭德怀上前搭讪：“老倌子，你好啊。”

渔夫抬起头，看了一眼彭德怀，信口答道：“好！好！敢说个不好呀，老倌子。”

“老倌子，你是在发牢骚吧？”

“牢骚？哼，个敢发？寨里那些打了点粮食斗上交了，上级给他发块大红布，他披着大红布站在大桌子上一讲就是半宿，胡吹现在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倒吃甘蔗节节甜。呸！孽种。”

“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嘛。”

“反映有屁用？堂堂彭德怀元帅说了真话，结果怎么样？惹了一身祸，把官都给撤了。”渔夫凝视江面，抬手指着一条满载难民的船，对彭德怀说：“老倌子，你看，又要扯崽拉女出外讨饭了，这和过去有啥子两样嘛？有哪个当官的出来管哪？那喇叭里唱得满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叫人民吃饱了，江山坐得牢。。。。。。’哼，这样下去能坐得牢吗？”

彭德怀无言以对，心如绞。

近两个月，他走访了四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和一座矿山。在煤油灯下写了四份共九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告诉秘书金石，誊写清楚，叫湖南省委转给中央。金秘书劝他别报了，他说：“要报，明人不做暗事，有话我还要说。”11月16日彭德怀返回了北京。

在毛泽东心目中，彭德怀是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有这面黑旗在，他早晚要否定“三面红旗”，彻底翻庐山会议的案。问题是怎么处置这个老倌子，既不能关，又不能杀。凭他写的那封信治罪，实在上不了台面，连刘少奇都说“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从《海瑞罢官》入手，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先把彭德怀揪出来。

1965年9月，江青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正在上海紧张地炮制着。

9月23日早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来，约彭德怀谈话。彭德怀放下电话，兴奋得像个孩子，立即吩咐：“备车，去中南海。”

到了丰泽园，毛泽东在院子里踱步。彭德怀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毛泽东把彭德怀让进书房。

为了存真，现在把彭德怀事后追记的这次谈话，实录如下：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些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情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主席继续说：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中午时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来到颐年堂。毛泽东说：“我们两人谈了多时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来找我谈。”

刘少奇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然后，毛泽东招呼大家一起吃中饭，毛还向彭敬了酒。

下午三点，彭德怀辞别出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送他上汽车。坐在车里的彭德怀一回头，见毛泽东站在丰泽园门口，目送他的汽车绝尘而去。

彭德怀委实受了感动。在车里对参谋景希珍和司机赵凤池说：“主席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庐山会议，真理可能在你那边。。。。。既然主席这样说了，我还有什么不通的呀？我能不高兴吗？”

又过了几天。杨尚昆打来电话，通知彭德怀到怀仁堂小礼堂开会。彭德怀按时出席。

这是毛泽东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西南局、西南建委和四川省领导人参加的特别会议。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钱敏、李大章、任白戈等地方领导人参出席。李井泉介绍了西南大三线的情况。毛泽东亲自宣布：“西南三线要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同志。”他转头对着李井泉说：“德怀同志以后给我写信，你们要快点给我送来。对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他要到哪里去，要看什么就看什么、你们要对下面说，多创造条件，方便他的工作。德怀同志这个人你想让他有职无权是不行的，他会不干的。要叫他有职有权，这样才好干工作嘛。光有职没有权，那是养老，怎么能叫工作呢？”

西南同志纷纷发言，欢迎彭总去大三线工作。

会议开得很认真，但只凭口讲，没有任何文字的命令、通知、决定。盟员新闻记者参加，当然更不会登报公布。

一个多月过去了，彭德怀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11月12日，侄女彭梅魁来看望彭德怀，见伯伯闷闷不乐，就问：“又怎么啦？”彭德怀抬起头，愤愤地说：“鬼知道怎么回事，前天我给中南海办公厅打电话，没想到就在这一天。杨尚昆的办公厅主任给撤了，由汪东兴接任。主席说叫我到西南工作，我的行期一直定不下来，中央办公厅说那边房子没有准备好。不知你看了《文汇报》没有？十日那天发表了一篇叫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把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吴晗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树碑立传，虽然没有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说我嘛。真扯他娘的蛋！”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多心哪，既然主席让你出来工作，下面的人敢反对？再说，文艺界今天批一部电影，明天批一出戏，不是常见吗。不就是那么一篇文章吗、嘛，有什么了不起。”

梅魁安慰伯伯，心里也有疑惑，就问：“伯伯，中央在近的一次会上，讲过您没有？”

彭德怀摇摇头：“到目前为止，除了主席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参加过一次西南三线有关人员的会议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要出来工作。咳，两人说的话有什么用？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向外透露，有什么证据？能知道？”

梅魁说：“伯伯，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复杂了。”

彭德怀说：“梅魁呀，伯伯我一生胆大包天，可也有时心细如发。事情本来就不简单嘛。”

11月25日，彭德怀终于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他可以于近期赴川。

1965年11月27日，彭德怀离京赴川。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党校的代表前来为他送行。挂甲屯的乡亲们扶老携幼地都来了。当汽车开动的时侯，送行的队伍里传出哭声，似乎在预示彭德怀这次入川凶多吉少。随他一起入川的有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和司机赵凤池。他的夫人浦安修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与他分手了。

30日，彭德怀一行风尘仆仆到了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第二天，即12月1日，他被完到一天的《人民日报》吸引住了，那上面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切都像是有意的安排。

赵凤池义愤地说：“有些人就是靠整人起家，耍阴谋，设陷阱，杀人不见血！这边让人出来工作，他们同时在那边又来这一套。”

彭德怀越烦越抽烟。他深吸了一口又急于说话，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等平复下来才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我的事还没有完。唉，无非是再一次把我搞臭嘛！我等着。”彭德怀思想上有些准备，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的。他不知道这次调虎离山--应该说是纵虎上山，是为了要他的命。关在北京动物园里的老虎无人敢伤害，倘若把老虎放到四川大山里，就变成了任人捕杀的野兽。彭德怀不是消极地等待。1966年上半年他以毛泽东口头任命的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身份，跑了20多个县市，视察了15个工厂、矿山、水电站，拼命工作以不负毛泽东的委任。他希望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与他的谈话是真诚的，他不敢想像那是一个把他诱出北京任由红卫兵虐杀的骗局。

1966年12月13日，江青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江青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她看了一眼林彪，又高声朗朗地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他说：‘如林身体不好，还由你来当国防部长。’他要是再当国防部长，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12月15日，陈伯达、康生、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等，戚本禹指着造反派整理的打倒叶剑英的材料说：“你们的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搞叶剑英，‘海瑞’还没有斗嘛！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

于是，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了“专揪彭德怀战斗团”。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了“赴川揪彭敢死队”，各自出发了。两支揪彭红卫兵在成都经过一番较量，11月24日凌晨，北航的红卫兵绑架了彭德怀元帅，后又被上过天安门的王大宾率领地院红卫兵抢走了。

秘书綦魁英把彭德怀遭绑架的事情报告了北京总理办公室。根据周恩来指示，成都军区派某师参谋长谷正岭率少许警卫分队监督地质学院红卫兵护送彭德怀回京。12月27日晚8时彭德怀乘坐的火车进站，一个军人登车，向谷正岭参谋长敬礼，交出卫戍区证件，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卫戍区算了吧参谋王金岭，奉总理指示接彭德怀同志。”周恩来巧妙地把彭德怀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了，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安排彭总住在五棵松东北五团团部，给保护起来了。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没有遭什么罪。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已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当晚乘车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然后到武汉东湖别墅休息。14日周恩来乘飞机先到武汉，因原来的党政系统都乱了套，周恩来要亲自面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安排警卫部队，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和生活供应。毛泽东抵汉后，见周亲自来汉检查布置一切，心中不无感动。毛周在东湖宾馆见面时，周恩来有意识地谈了几位老帅的处境，特别讲了彭德怀。毛泽东逐个表了态：“聂荣臻同志，那可是个厚道人。徐向前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能搞了，河西走廊失败，他要饭回延安；在草地时，他反对红军打红军。”唯独对彭德怀不置一词，周恩来心中一凉，彭德怀是保不住了。

大凡毛泽东离京，就是让江青后党放手干坏事。周恩来心中明镜一般。他要摸到毛泽东的底，知道哪些事情自己可以干预，干预到什么分寸，哪些事情根本不能管。看来彭德怀的事毛已下了决心，根本不能管了。

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北航操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彭德怀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子，上写“三反分子彭德怀”，名字上面划了红叉，被红卫兵押进会场。后面是陪斗的张闻天。北京中伏正是热的季节，让两个七旬老人低头弯腰几个小时，接受红卫兵口沫横飞的批判。大会结束时，又要两位老人从红卫兵组成的人巷中走出，接受红卫兵的拳脚、唾沫、西瓜皮的批判。这算是既触及了灵魂，又触及了皮肉。然后将彭德怀和张闻天抛上卡车，有红卫兵押解在北京游街，北京市民惊愕万分。

更残酷的折磨还在后面。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的精心策划，把彭德怀揪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陪斗的除张闻天之外，还有彭的夫人浦安修（她是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以及师大党委书记、王若飞的遗孀李培之。王若飞也是不赞成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王若飞空难死了，如今折磨他的未亡人，江青有难以言状的快意。

彭德怀看见浦安修低头弯腰被扭上来，心肝俱碎。他发疯一样叫喊：“你们打我吧。

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浦安修抬头看见了彭德怀，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浦安修嫁了个元帅，确实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入朝作战的第二年。组织上安排浦安修去看望在前线的丈夫。二人一见面，彭德怀竟说：“你怎么来了？几十万志愿军的老婆都没有来，你来干什么？”浦安修哭了，但她理解彭大将军的带兵之道，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如今两人此时此地见面，太离奇了！这是国民党的监狱吗？不是。这是美军的战俘营吗？不是。这个地方不还是北京吗？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吗》领导这个国家的不还是那个湖南同乡，一起打天下的毛泽东吗？你毛泽东如今坐了天下，不仅失去了党性，为什么连人性都丢了！我彭德怀哪点对不起你？不就是说你大跃进搞错了吗。。。。。。彭德怀正在理解眼前的现实，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青筋暴涨，嘴唇咬出了血，坚决抗争，要站起来，被那几个彪形大汉踩住小腿，双臂被扭成燕翅，伸向苍穹。

批判发言完毕，又是?上卡车游街。一顶用铁皮做的两米高的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

游斗汽车先在校园转一圈，然后出大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只见迎面来了一辆红旗轿车，参谋王金岭从车上下来拦住了迎面开来的游斗车。“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你们这样是违背总理指示的，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于是，游斗停止，彭德怀被扶上轿车。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他的权力也只有这么大了，稍微减轻一点彭德怀的痛苦。

七、八两个月，彭德怀被批斗100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到，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打断，一次次又响起来。经医生检查，除头部、两臂的外伤外，他的左侧第五根肋骨，右侧第十根肋骨被打断，胸部瘀血，内伤很重，血压升高。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但删去标题和正文中彭德怀后面的“同志”二字，这是昭告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彭德怀是敌我矛盾。其实敌我矛盾的话，毛泽东早在三年前会见金日成时就讲到国际上去了。后来让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的谈话、会议，完全是一场骗局。

1970年11月3日，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审阅了专案组的报告，签署了这样的批文：“撤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年春，彭德怀患直肠癌，4月，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怀下，让他住进了301医院。这时候，林彪已经折戟沉沙，黄永胜等四员大将也进了监狱。如果是林彪集团执意要害死彭德怀，而毛泽东的态度不是如此，这是一个转圜的机会，宣布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的批文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一切推到林黄头上就算完了。反正彭已失去工作能力，沉疴在身，也活不了几年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如果中途罢手，这是个机会，但毛决心置彭于死地。

年9月，彭德怀处于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一次医生来查房，问：“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说：“医生，听我说，庐山会议我没有错！不是不怕提意见吗？不是让说真话吗？我提了几条意见，说了真话，就说我反党，成了反革命了！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不让我革命啊！我要见毛泽东。”

癌扩散了，彭德怀疼得厉害，打打止疼针，减轻病人痛苦，原属普通的人道主义治疗。但医院奉命：治疗还要为政治服务，不给用。专业人员和看押人员昼夜在病房监视着。

他的病房北向，把玻璃窗户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没有光，不通风。彭德怀元帅忍受着人间的后痛苦。他疯了。给他输液，他把针头拔掉，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饭，他把饭碗推到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高声骂毛泽东！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伟大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的清官彭德怀逝世，终年76岁。

火化后，专案组奉王洪文之命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成都，骨灰盒上的名字改为王川，暂存成都殡仪馆。

假手红卫兵杀死政敌，这与在监狱折磨，在刑场处决不同之处是：第一，当权者可以随心所欲，摆脱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缚；第二，把人打死、打伤残或逼人自杀，当权者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玩的是痞子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连蒋介石都不如。关张学良，杀杨虎城，蒋介石动用警宪特工，敢下手令，敢负责任，敢担千古骂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的处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置。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犯上作乱，蒋介石栽那么大的跟头，蒋的报复是把张学良软禁一辈子。据张学良自述：“老先生对我是白粉知己，很关怀。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了，他特别爱护我，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来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湾他都是找好的地方让我住。他自己亲口告诉陈仪要给我好地方，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还是关心。”蒋介石死后，张学良送一付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如仇仇。”反观毛彭之间，彭德怀并没有在庐山发动兵谏，把毛泽东抓起来，强迫毛泽东改变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政策，只是写了一封信，对经济形势谈了一些看法，谈不上“政见之争，宛如仇仇”，毛泽东就必欲置彭于死地。毛泽东不敢关彭德怀，借红卫兵之手将他摧残折磨至死。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绝不是怀揣着崇高的动机犯了错误。什么大民主，什么反修防修，什么追求理想社会，全是欺世盗名。

另一个毛泽东阴谋诡计杀害的元帅是贺龙。

林彪“518”讲话讲了半天政变，总要被现实生活印证一下，才显得不是无的放矢，不是危言耸听。于是，林彪和叶群开始算计贺龙。林彪知道，算计贺龙是符合毛主席心目中的革命大方向的。

那是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赶下台，撤了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为争取和苏联缓和关系，这年十月革命节，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伍修权、刘晓、乔冠华为团员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两党关系的可能性。

在11月7日阅兵之后的国庆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贺龙元帅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赶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解。”贺龙听完翻译，敛容变色，当场提出抗议。马利诺夫斯基讪讪而去。贺龙当即找到周恩来总理，报告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了解情况以后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多了，是酒后失言。”他代表苏联党和政府表示道歉。

周恩来、贺龙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一大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常委会上向毛泽东和常委们如实报告了宴会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以及代表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处理虽然表示满意，但心底留下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他做出判断：在中国党内如发生推翻他的政变，是可以得到苏联支持的，苏联支持的第一个对象原来是贺龙，而贺龙是周恩来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恩来使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全国大混乱是形势下艰难地维持运转，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是周恩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稳定、完整的形象，并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人望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惧怕毛泽东，爱戴周恩来；是周恩来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寄托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希望。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强化党的系统，弱化政府系统，在强化党的系统推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与他的主要助手刘少奇、邓小平发生分歧，在周恩来不厌其烦地检讨“反冒进”的错误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冒进”路线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异议；在毛泽东决心将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嫡系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他的新的支持者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又没有治国安民能力的时候，他只能依靠周恩来支撑住国家局面，使江、林集团有一个稳固的地盘大闹天宫，与刘邓司令部作战。所有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离不开周恩来的合作与支持。毛泽东愈要依靠周恩来，也就愈要防范周恩来。

毛泽东和林彪认为，刘邓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的，有能力发动军事政变的是周恩来。马利诺夫斯基游说贺龙使毛泽东和林彪念念不忘。周恩来在贺龙的心目中有极高的信仰，他们肝胆相照的友谊已经持续了40年。周恩来如果来个新版的“南昌起义”，贺龙、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五位元帅会跟着走。徐向前对西路军问题心怀怨恨，也会跟着走，叶剑英是参谋长出身，没有自己的山头，他在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分裂时，投了毛泽东的票，如今毛泽东如果跟周恩来摊牌，他很有可能投周恩来的票。自己在红一方面军的两大支柱之一--彭德怀元帅被打倒了，他要站出来也会支持周恩来。罗荣桓元帅过早地去世了，这样一算，在世的9个元帅，有8个会跟周恩来走，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抗衡这一巨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将军们跟着走的会更多，党政干部、知识界会出现闻风景从的局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危险、可虑、担心的。

当然，周恩来从历史上一贯忍辱负重，没有争夺领袖的野心，他不会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异军突起，加重中国的政治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根据多年对周恩来的了解，有相当的把握，正因为如此，他才敢把相当多的党政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毛泽东是法家的崇信者，把韩非子的“自恃勿恃人”，“恃术不恃信”（《外右下》）作为巩固君权，驾驭臣下的基本原则，他要谨防万一。这就是毛泽东把基点放在从根本上破坏发生新版的“南昌起义”的任何可能性上，而不是放在相信周恩来的忠诚上。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毛泽东复杂的心理背景下，贺龙元帅的厄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南昌起义的诸帅中，别人或转到了政府部门，或政治上受过伤已退出第一线。如朱德、陈毅都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检讨，刘伯承经过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已一蹶不振，只有贺龙，在政治上没有伤痕，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共掌兵权，成为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但罗瑞卿对林彪说：“毛主席看你身体不好，要贺老总多多管一些军队工作”时，林彪说：“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南昌起义时。贺龙是军长，总指挥，林彪才是个连长。林彪与自己的老长官共事，虽然自己更受毛的宠幸，但总觉得如锋芒在背，坐卧不安。贺龙还兼任彭德怀专案组组长，这个组长虽非要职，但代表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毛林看来也是“闹事”的资本；而且贺龙有自己的亲信将领和亲信部队。不管贺龙有没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须先褫夺他的军权，把他打倒（可以制造任何理由），这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步骤”中是秘而不宣的关键性的一步。把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义”就搞不起来了。

倒贺的藉口终于找到了。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发表讲话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此，“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在北京市各个学校、各个机关，在街头巷尾，辗转传抄，“二月兵变”的主角就是贺龙，闹得风雨满城。

八月，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受林彪指使写了诬陷贺龙的材料，说贺龙要在空军和海军夺权。

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他的新住所游泳池谈话。毛泽东把吴法宪等人的揭发信给贺龙看了，然后宽慰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并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19日，毛又找贺谈了一次，开门见山地说：“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毛泽东当面保了贺龙曾使贺龙激动不已，贺龙的夫人薛明至今对毛感恩戴德，认为是林彪害死了贺龙。

检验毛泽东保一个人是真是假？有两种办法。一是看毛泽东的谈话是否印成中央文件正式传达下去，如传，是真的；不印不传，是假的。再一个检验的办法，是看毛对诬告材料的态度。如真保贺龙，就会对吴法宪等人的诬告材料采取严厉态度。如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外事口鼓动打倒陈毅，夺外交大权，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批上一句：“大、大、大毒草。”王力就被踢出了中央文革。，进了监狱，陈毅就保住了。吴法宪第一次诬陷彭德怀，第二次诬陷罗瑞卿，第三次诬陷贺龙，其人可恶，其心可诛。以毛泽东的睿智对吴法宪当能看透，但他对吴法宪没有任何责备，这就说明他保贺是假的。其目的在于稳住贺龙，弱化贺龙斗争反抗的决心（如果贺龙准备有所行动的话），抱着“毛主席会给我做主”的幻想，一步步进入牢笼。

在1966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在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江青突然出语惊人：“为什么不把贺龙揪出了？我有大堆的资料，非常确凿的，他是个大坏蛋！他要搞军事政变。要把贺龙端出了。你们不敢，我去触动他！我什么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她这个文不对题的发言使与会者大惊。

毛泽东说：“此事现在不议。”

江青以爱妃兼爱卿的身份，半滇半恼地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宣布散会。

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到清华大学，专门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们可要触动他啦！”不久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一般认为，江青代表了毛泽东的态度。动贺龙，光有林彪，分量是不够的，江青在清华表态后，贺龙的家就被抄了。

到了1967年2月，李作鹏接见为查清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问题的装甲兵两个干部。装甲兵干部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参谋长，这是事实吗？”

李作鹏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

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

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龙要X军（贺龙的老部队）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

至此，“二月兵变”就由空穴来风变成全须全尾的事实了。

说二月兵变是空穴来风，这个“穴”需要介绍一下。1966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派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学校大学生下去“四清”，有空房。卫戍区干部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供部队暂住。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知道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以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见5.25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出尽了风头，遂捕风捉影地贴出了《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那时邓小平还没有倒，他亲自到北大、人大做工作，说“没有二月兵变”。但林彪、江青再加上康生，存心要把水搅混，大肆演绎“二月兵变”，先把贺龙放倒再说。

贺龙被抄家以后，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暂住。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与贺龙正式谈话一次。为解除毛泽东的疑心，他约江青参加；为防止江青造谣生事，他又约李富春陪他谈。到时候，李富春来了，江青没有来。她组织红卫兵把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高呼“打倒贺龙！”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中，周恩来很为难地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又说：“毛主席和你谈过话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送到西郊云岗半山坡。周恩来精心安排，像在上海搞地下工作那样，中间还还换一次车，以甩掉跟踪者。他把贺龙藏起来，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

7月9日，叶群在中央碰头会利用武汉20中学教师晏章炎的诬告信，说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这件事的真相是1933年12月贺龙在众多指战员面前，杀了前来策反的国民党政客熊贡卿。当时就报告了中共中央。这段本是清楚的历史又被搅浑了。叶群代表林彪，建议立案审查，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贺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是康生。

专案组找到了1934年3月17日写，4月18日送到中共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内称：

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认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夏曦、贺龙、关向应（1934年）3月17日

这样有力的证据，专案组隐匿不报，另找一些人，大搞逼供信，为贺龙罗织罪名。

10月，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又两次派杨德中来看望贺龙。杨德中说：“贺龙总，今年缺煤，总理想到山区冷得早，怕你感冒，要我来告诉他们提前为你烧暖气。”

从1968年6月14日开始，贺龙由中央办公厅管理保护的对象，改为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监护对象，处境迅速恶化。这是因为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到这年秋凉以后，不仅不给烧暖气，竟收走了床上的被褥枕头；藉口供水困难，连续45天，限制用水，每天只给一壶，不洗脸，不漱口，保证贺龙饮用。贺龙患有糖尿病，限制饮水等于慢性杀害他。为了能够喝上水，赶上雨天，他们就把洗脸盆、洗衣盆都摆在屋檐下接雨水。一次接满一大盆，贺龙与薛明去抬这盆水，71岁的元帅又重病在身，他气力不支摔倒了，扭伤腰胯，18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根据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黄永胜的授意，贺龙专案组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个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无限忠诚”的护士，来给贺龙当医生，他一到就收缴了薛明从家中带来的给贺龙治疗糖尿病、心脏病会神经衰弱的药品37种计3000多片、用药由他另开，但他连降压灵也不给，实际上中断了治疗。使贺龙的健康迅速恶化。

专案组来提审贺龙，追问：“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找你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是？

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胡子气得胡子乱颤：“见他妈的鬼，人都叫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专案组给留下纸，叫他写交代材料，他只写两个大字“冤枉！”

元帅近乎精神崩溃了，大声喊叫：“想整死我，想拖死我，杀人不见血哟！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

就在这天夜里，元帅翘首望天。“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呀。。。。。。”一个低沉的男中音唱的这首《洪湖赤卫队》主题歌由远而近。贺龙一阵激动，真像在敌人的营垒里接到了前来接头的地下党的暗号一样。后来又明白过来，自己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这他妈的算什么事？共产党的监狱关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解放军部队看押解放军的元帅。”他断定唱歌的人是看押部队的战士，这说明人民、战士，没有忘记贺胡子，给了他活下去斗争下去的勇气。

贺龙很想见一见唱歌的人。

上级指示看押部队严厉追查唱歌的人。因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故。

连长管东春找到了在贺龙囚室门外站固定哨的战士宋根立，问道：“上岗时听到有人唱《洪湖水》了吗？”

宋根立答：“听到了。”

“是唱的，你看到了吗？”指导员问。

“可不许乱讲。”连长补充道：“看清楚就说看清楚了，没看清楚就说没看清楚，这可不是小事情，你明白吗？”宋根立很机灵，答道：“我听到有人唱了，好像在东南墙角，我过去看，没发现人；这时，又听到北边墙角有人唱，我又转回来，还是没有看见人，又不能走远去找。”

“贺龙听到了吗？”

“我看他扒在小窗上，认真地听。”

后来传下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的命令：“查不清楚就别查了。”

等风波过去，专案组不查了，宋根立才悄悄告诉连长，唱歌的是咱们副连长孙旺。

连长正色道：“小兔崽子，不许再提这件事。”

孙旺是河南襄阳人，父亲是军区副参谋长。连长怕他再出乱子，找他谈了一次话。

连长说：“你小子想蹲监狱了是不是？也光荣光荣。”

孙旺说：“我父亲是他的老部下。父亲说，他一家人不但冒死投靠了共产党，还背负着家乡父老的重托，带着数千名家乡子弟兵投奔了红军。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他的姐姐被敌人俘虏后，用集束手榴弹放在两腿中间，人全炸飞了，连尸首都根本没法收。贺家宗族，死了不下几十口。到全国解放，他所带领的将士，活下来的不过百分之几，现在说他是大军阀、大土匪，关押批斗，侮辱，人心能服吗？连长啊连长，这世上还有天理吗？”孙旺的一对不大的眼睛像是要喷火，瞪着连长。

连长说：“你是个党员，又是副连长，你老子是高级干部。这时候我们下级干部能说什么！不理解，但是你得执行。人心是秤杆，让后人去评论吧！”

不久，专案组认为这支部队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把他们撤了。换了一拨“忠”

的来。贺龙的处境愈来愈坏了。

贺龙望穿秋水，希望周恩来能在秋后派人来接他。白天听见汽车喇叭声，他说：“总理派车来了。”晚上看见远处路灯摇曳，他说：“那是总理派来的汽车的车灯，你看愈来愈近了。”夫人薛明抬头望去，知道这是年迈的丈夫的幻觉，但不忍把事情说破，让他多存几秒钟的幻想，就是几秒钟慰籍呀！贺龙终于作出结论：“如果总理不派人来，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现象。直到晚上8点才来了2个医生，说是肠胃炎，治疗方案是输葡萄糖液，吊上瓶子就走了。这一切都是在专案人员监视下进行的。整整输了一夜，输入葡萄糖2000毫升，血糖高达1700度。这不是庸医造成的医疗事故，是在“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原则下，给患者输入足以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液。6月9日上午8：55，贺龙被送入301医院第14病室，住院簿上患者姓名是王玉。下午3：09，这位英雄一世、叱咤风云的元帅与世长辞。在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泽东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贺龙是被害死的第一个元帅。

建国以后，贺龙小心谨慎，很注意迎合上意（如庐山会议），对毛泽东没有不忠的表现。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提醒了毛泽东，必须除掉贺龙，防止一场新的南昌起义。毛泽东有点像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但他唱的是红脸，当面说要保贺龙，背后纵容林彪一伙夏收，置贺龙于死地。贺龙没有反毛，这一点毛心里清楚；先害死再平反，这也是他的“战略部署”。

周恩来一生有很多遗憾，但他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保住贺龙，而逮捕贺龙的命令竟是在毛泽东的威逼下由他签署的。所以在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他以憔悴疲惫的重病之身，向他的老战友贺龙元帅的遗像一连鞠了六个躬，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因贺龙案受株连的干部就是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他是谣传中“二月政变”的“总参谋长”。从1967年8月至1969年，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许光达受审416次，多次遭到严刑拷打。直至他含冤离开人世以前，还被专案人员从病床上拖下来“请罪”。他患癌症得不到治疗，于1969年6月6日惨死在马桶上。